文化大革命把革命对象分成九类，大致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由于知识分子排在第九，故有臭老九之称。主席曾幽默风趣地说过，“老九不能走”，语意双关。因为老九二字又与《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暗合，当时，给知识分子挽回了一点面子。
查《周礼》，周公旦在论述如何治理国家时就指出，君王只需控制、监督宰相就行了；而宰相应负担起协调民众关系、管好生产、保障供给等重大责任。因此，他提出“以九职任万民”。什么是“以九职任万民”呢？就是把人分成九类去管理。
第一类是农夫，他们因地制宜生产各种谷物；第二类人从事园圃种植，生产各类蔬菜瓜果；第三类人住在山林川泽，让他们开发自然资源，建筑房舍，丰富食物来源；第四类人从事畜牧业，供给肉类及皮毛；第五类人是能工巧匠，发挥他们的专长，将原料制成有用的器物；第六类人是商人，从事长途贩运，促进互通有无，扩大地区间物质交流；第七类人是妇女，让会女红的妇女传授纺织技术；第八类人是从事杂事的男女奴仆，他们除了侍候主人之外，也要从事生产劳动；第九类人是社会闲散人员，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时而干这活，时而干那活，有时没活可干。这就是《周礼》中的“以九职论万民”的治国理论。与文革中九类分子不同的是，前者是以人群来划分的，后者把革命的对立面专门拿来分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虽然古已有之，问题是怎么个分法，各个朝代都是不相同的。
臭老九终于恢复了名誉，九类分子也没有人叫了，“以九职论万民”也有些过时了，以职业划分，现代社会可就太复杂了。而革命对象却是简化得可以，那就只剩下一个词：“犯罪嫌疑人”。
元朝也将知识分子的位置排行为第九，其排序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郑思肖《心史》）元朝统治者看不起读书人，把读书人的地位压得极为卑贱，比娼妓还低，仅高于叫花子。历史上还曾有一个时期读书人被称为老九。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薪水极少，时人谓之“薪水低于舆台（原指古代奴隶，后泛指从事艰苦体力劳动者）”，大中学生社会地位的名次排在了国民党兵之下，有人把国民党兵痞叫作“丘八”，大中学生则被称为“丘九”。
在历史上，知识分子至少有三次被称为老九，而且都是臭的老九。这是历史的巧合呢，抑或有相同之原因，真是耐人寻味矣。而最后一次的“臭老九”，可以说是承袭古之遗泽而又发扬光大之，算是一个令古人汗颜的创造了。
那个红色年代，最讲究阶级出身，人分三六九等的，其中最吃香的人是“红五类”，工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贫农、下中农。红五类享受各种最好的福利和待遇，包括招工提干当官参军上大学等等。最倒霉的是叫做“黑九类”，其中知识分子排第9类，前面8类是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最黑的这五类又独立叫黑五类，简称“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排黑九类的第9，所以叫臭老九。“黑九类”基本没有什么人生希望，除了老老实实做好本分，其他升官发财提干进修分这个分那个都不要想了，而且随时拿你出来批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