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达笔名石夫。1929年出生于湖北黄石时大冶大箕铺。湖北革命大学毕业。1950年起，先后任湖北日报编辑、记者，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写作研究室主任，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海外专稿部主任，香港中国通讯社高级编辑，香港亚洲文化有限公司总编辑。现任湖北省政协特邀委员，香港作家联会永远会员，香港政治、经济、文化学会顾问，是资深的新闻工作者、诗人、时事评论员。著作散见中国大陆、香港、新、马、泰、菲、美、加、法等地中文报刊，约两百万字。夫人岑惠莲，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曾在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任教。
前不久，熊达先生从美国回到自己的家乡大冶，不为别的，只为了满足妻子的愿望——有生之年多回老家看看，走走。转眼熊达离开家乡已经大半个世纪，虽然旅居海外，但是他总有一种乡情难以割舍，用他的话说，“万里旅居异国，不忘荆楚根深”。正是因为这份浓浓的乡情，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每年他都要回来看看，回来走走，回来转转。
孩提时代，“熊才子”大名远播
1929年1月6日，熊达出生于大冶大箕铺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熊达的祖父务农，父亲同样是农民，祖辈们成长的轨迹，也许就是熊达未来的人生。但是说来奇怪，熊达从小与众不同，尤其有“过目不忘”的本领。“难道熊达真的是文曲星转世，家里要出一个读书人？”父母感到欣喜的同时，毫不犹豫将他送进了私塾。
7岁的熊达就这样开始了启蒙教育。他读《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千家诗》、《唐诗》、《古文观止》、《论语》、《孟子》、《诗经》、《左传》以及《东莱博议》之类古书。在那时，私塾先生教什么，熊达就读什么，背什么。因为是一种囫囵吞枣式的学习，年幼的熊达并不是很理解自己所读所背诗词的真正含义。即使如此，他所读的每一首诗，每一首词，每一篇古文，都能非常流利地背诵。经过六年私塾的学习，熊达能背诵三百多篇古文和八百多首古诗，还阅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为此，少年的熊达就有“熊才子”之称，成为远近闻名的读书人。
从10岁开始，熊达开始写诗作文。到15岁时，他的作文在同年级中名列前茅。老师经常称赞他，同学们更是追捧他。尚处年少的熊达感到欣然自得。上中学后，熊达开始接触到新文化，见识渐广。特别是在读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后，他才知道自己过去写的一些自认为很好的诗不过是文词堆砌，无病呻吟，了无诗意罢了。他渐渐懂得写诗要有真情实景，浅明畅达。学古人不能拘泥于古人，要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
1950年，熊达由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分配到《湖北日报》社工作。他的写作生涯真正开始了。
环境逼迫，感受记者酸甜苦辣
1953年，因为工作需要，熊达从《湖北日报》社调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当了一名普通记者。在此期间，他写了不少通讯报道，其中《我们的农业社》、《三个棉花姑娘》、《独腿英雄王绪章》等作品先后被湖北人民出版社出了小册子。在长期的新闻工作中，熊达深深地感受到，新闻必须以真实为第一生命。为此，他经常以写真事、抒真情、讲真话自勉。然而形势的变化，环境的逼迫，使熊达深切感到：讲真话难于上青天。“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主持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的编务工作。一则是事务多、工作忙；二则经常感到‘想写的不能写，能写的不想写’。在这二十年中，除了偶尔写几篇杂文和旧体诗词外，我几乎没有什么创作。尽管如此，在我的笔下还是说了不少假话。文革期间是我一生最苦闷的时期：自己遭受‘隔离审查’；解放初期从香港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妻子被逼神经失常；儿子参加武斗，几乎枉死。每当我积愤在胸不吐不快时，便偷偷地酝酿一些小诗，妻子看后立即撕毁，以免被人拿去做‘罪证’。到了文革后期，我获得解放，再主笔政，每天面对的多是‘假、大、空’报道，什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文化革命就是好’……对这些文字，心中又好气又好笑，可是手上又不得不签发。在‘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氛围中，我经常感到：头顶上悬着‘和中央唱对台戏’的大帽子随时会落下来。”
为了摆脱这种心灵上的折磨，经过多次申请，熊达于1978年调到武汉大学任教，讲授新闻写作。
迁居香港，找到生活重拾信心
熊达先生的第一位夫人在一次事故中丧生。第二位夫人岑惠莲女士出生于香港，是一位热血青年。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支援祖国建设，她独自一人从香港来到大陆参加建设。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期间，她与熊达结下了深厚友谊，最终走到一起。“文革”期间，因饱受逼迫，以至神经失常，每次听到锣鼓声，她就会发病。为了调养身体，经过无数次申请，最终岑惠莲女士于1975年带着年幼的儿女迁回香港。
1979年11月，5岁的女儿在一次车祸中受了伤。得知这一消息，熊达心急如焚。他渴望能够亲自照顾孩子，渴望陪在妻子身边。上世纪80年代初，50岁的熊达通过层层审查后，辞去武汉大学教师工作，只身前往香港与妻儿团聚。
那时的香港与内地不同，虽然熊达曾是武汉大学教师，但当时的香港根本不认同他的教师资格。为了谋生，为了减轻压在妻子身上的重担，熊达开始四处谋生，却屡屡碰壁。就在此时，妻子的同学主办的长河出版社要出一本《中国文学精读》中学教材。得知熊达有着深厚的中国古文功底，出版社便将编写教材的重担交给熊达。为了谋一份收入，熊达欣然接了这项任务。
编写教材是枯燥的，但为了改善家庭生活，熊达一丝不苟地坚持着。此时，熊达的妻子在一所私人中学任教。因为收入与课时挂钩，所以岑惠莲的课程总是学校教师中最多的。从早讲到晚，有时还要带夜校的课，岑惠莲回到家常常不愿多讲一句话，她要尽量保护好嗓子，保证第二天的正常教学。熊达见妻子累得不行，就偷偷帮妻子代代夜校的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人对普通话能够接受了。当熊达用普通话授课时，学生们感到新奇的同时，热烈欢迎。
经过四个月的努力，熊达编写的《中国文学精读》终于完成。虽然稿酬不是很高，但熊达很满足。毕竟他找到了自己在香港立足的方式。
三条守则，妙笔生花著文章
因为在大陆从事过多年的新闻工作，经过朋友的引荐，熊达很快进入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因为工作业绩突出，试用期还没结束，熊达便被提升为海外撰稿部主任，负责向海外70多家媒体供稿。
在香港工作期间，熊达为自己立下了三条守则：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未想通的问题暂时不说。在此后的十多年间，他以本名和石夫、石达夫、丁工等笔名为港澳、美、加、泰、菲、新、马、法、澳等地华文报刊写过时评、特稿、通讯、杂文一千多篇、旧体诗一百多首。此外，为《中报》写过二百多篇社论，为《大公报》写专栏，持续四年之久。
1985年，熊达的两个女儿先后到美国读书。1995年，夫人思女心切也到美国生活。之后，熊达亦追妻女到美国定居。
记者见到熊达先生时，他正与老朋友们相聚。虽然已是80高龄的老人，白发苍苍，但他思维敏捷，耳聪目明。采访中，他深有感触地说：“余生也幸，出生在贫寒家庭，经历过国共战争和抗日战争，遭受过民族灾难和人民生活的不幸。挨过饿，失过学。后来云开见日，当过记者、作家，并在大学授课。从事新闻工作整整五十年。走遍大半个中国。晚年卜居海外，又游览了亚、美、非、欧大半个世界。八十年经历，自有许多悲欢离合。即使我走得再远，即使我客居他乡，我也深深知道：万里旅居异国，不忘荆楚根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