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举派是藏传佛教的重要的宗派之一。藏语“噶举”中的“噶”字本意指佛语，而“举”字则意为传承。故“噶举”一词可理解为教授传承。噶举派注重密法的修习，而修习密法又必须通过师徒口耳相传的途径。另外，由于噶举派僧人的僧裙中加有白色条纹，后人学者又俗称“白教”，但这一称呼不十分妥切。在《土观宗派源流》中指出：晚近主巴（不丹）的一些书中写“白传”的，这是因为仅考虑到玛尔巴、米拉日巴、林热巴等噶举派高僧曾穿著白衣的原故。实际它的名字应当是普遍流传的“语传”二字较为合理。因为此派是以领受语旨教授而传承的教派。由于藏语“噶举”一词也是教授传承的意思，而且它还蕴含着继承师长传给的重要教授之深层意义，所以，有关这一宗派的名称，还是用“噶举”一词更能表达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意义。
噶举派形成于藏传佛教“后弘期”，是由玛尔巴译师开创，经米拉日巴瑜伽师的继承，最后至达波拉杰大师时，才正式建立并成为一大名副其实的宗派。从教法传承上看，噶举派尽管派系庞杂、繁多，但其所宣扬的教义、教规大体上一致，没有很大差异，这是因为它们均源于玛尔巴和米拉日巴和教法传承。从总体上讲，噶举派的教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直接从玛尔巴并经米拉日巴传承下来的达波噶举；二是由琼波南觉开创的香巴噶举。后来香巴噶举衰微了(直到近10年间由拉则江贡上师在汉地重新宏扬-----见《我的灵魂依怙》），而达波噶举则兴旺发达，最后又分支发展为四大支八小支等众多支系派别。
香巴噶举香巴噶举的创立者为琼波南觉，他生于１０８５年，从十岁开始就学习藏文和梵文；十三岁时在一位苯波教大师前学习苯波教，后又改修宁玛派的大圆满法。当有了一定的语言基础和宗教知识后，琼波南觉就携带不少黄金去尼泊尔进修梵文，同时学习密法。后又数次赴印度依从弥勒巴等著名大师并求得当时在印度流行的许多密宗法门。最后学成返回西藏后，琼波南觉在噶举派高僧朗日唐巴（１０５４年——１１２３年）前正式出家受比丘戒。之后，琼波南觉最初在西藏前藏的彭域地方（拉萨以北）建寺立庙，之后，又到后藏的香地方去传授自己掌握的教法，并在三年期间建立许多寺院。因此，香地方成为琼波南觉传法的基地或中心，而且他所传授的教法在这一地区形成一定的势力，故称其为香巴噶举。据说琼波南觉曾七次赴印度求法，说明他所传授的教法不是在玛尔巴师徒那里学到的，而是从印度直接求得的。因而该派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只是在教法内容及其实践仪轨方面则与玛尔巴等大师传承下来的正统噶举派极为相近。所以，称其为香巴噶举，被列入庞杂的噶举教法范畴。
值得一提的是，１５世纪以建筑铁索桥而闻名的汤东杰布大师（１３８５——１４６４年），也被认为是香巴噶举的一位高僧。相传汤东杰布在西藏以组织并演唱藏戏作为集资的重要手段，在西藏境内共建造一百多座铁索桥。因此，汤东杰布受到藏族人民的无比敬仰，许多寺院都供有汤东杰布的塑像和唐卡。特别是许多藏文史籍中记载，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及其大门徒即后来被认定为第一世班禅的克珠杰等著名高僧都曾向香巴噶举僧人求教学法。由此可见，香巴噶举曾在藏传佛教史上发挥过作用。然而，后来香巴噶举约１５世纪至１６世纪左右在藏族地区逐渐地销声匿迹，从而结束了这一支派的短暂历史。
达波噶举因此，达波拉杰开创的达波噶举成为正统的噶举派，达波噶举便成为唯一继承噶举教法的宗派。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讲，达波噶举的创立标志着噶举派这一宗派的正式形成。
达波拉杰（１０７９——１１５３年）是达波噶举的创始人。“达波”一词是西藏南部的某一地名，也是达波拉杰在宗教事业上取得成就的地方；而“拉杰”一词则是医生的尊称，因为达波拉杰青年时代行医，并小有名气。人们就喜欢称其为达波医生或达波拉杰，久而久之，这一名称则变为他的尊号。达波拉杰名称很多，如本名叫尼瓦·贡噶，又称索南仁青，后来常住岗波寺传法，又名岗波巴。
达波拉杰在他二十六岁那年便出家受戒，成为一名正式的僧人。他先在来自玛域的堪布罗丹等高僧前学习胜乐金刚密法以及毗奈耶（律藏）等佛法；后去彭域师从嘉宇瓦等大师，系统学习阿底峡大师的教法传承即噶当派教法，在教法理论上取得重大成就。至此他又深感坐禅修炼的重要性，并借助父母的资助在一个叫萨尔卡寺的附近建造了一座简易小禅房，开始闭关修行。据说，达波拉杰在关修时一次入定可达十三天之久，以此来止息贪欲憎怨等烦恼业障，他修炼时所需睡眠很少，即使在睡眠做梦时，也能领受到《金光明经》中所载十地菩萨的瑞光。甚至在坐禅修炼时还可以连续五天不进任何食物。达波拉杰就靠这一硬性的修炼方式感悟密法要义，并获得成功，最后他体悟到了密宗中的大乐境界。达波拉杰在三十二岁时才打听到米拉日巴大师的德誉，便生起很深的敬仰之心，遂前往西藏的西部去拜见米拉日巴大师，途中还拜访以前的噶当派诸师，他们还告诫达拉杰千万不要舍弃噶当派教法。当米拉日巴大师见到达波拉杰立刻发现此人有一种特殊的能力，遂将自己掌握的全部教法秘诀传授给他。米拉日巴大师开始授以金刚亥母灌顶，达波拉杰依法修习，得到证验，接着再传授拙火定法，等等。总之，达波拉杰仅用十三个月的时间，就把米拉日巴大师传授的所有深奥密法完全地融会贯通。
然后，达波拉杰遵照米拉日巴大师的教诲安排，返回前藏静修，三年后又依照米拉日巴上师的嘱托，遍往西藏各深山峡谷的静修处专心修炼，不与常人来往。从而对米拉日巴传授的教法产生信心，开始走向创立达波噶举的神圣之路。达波拉杰于１１２１年在达拉岗波（今达波地区的雅鲁藏布江北岸）创建了一座寺院，取名为岗波寺。达波拉杰就以岗波寺为据点传授自己掌握和感受的教法，并培养众多弟子，从而创立了达波噶举，岗波寺成为该派的祖寺。特别是达波拉杰结合噶当派的道次第法和米拉日巴的大手印教授而撰写的《道次第解脱道庄严论》，成为达波噶举的必修课，所以后世学者讲达波噶举里融合着噶当派和噶举教法，这也可称得上是达波噶举的一大特色。
达波拉杰在岗波寺主持宗教事务长达三十年左右，于１１５０年将寺院主持职位让自己的侄子贡巴·次成宁布（１１１６——１１６９年），此人也是达波拉杰所创立的达波噶举的主要继承者。由于达波拉杰的家族人后来都依附于岗波寺居住生活，所以岗波寺的寺主一直由这一家族的后裔继承。据说贡巴·次成宁布去世后寺主继承者开始实行转世制度，从而达波噶举也被列为在藏区实行转世活佛制度较早的一派。岗波寺曾因达波拉杰而闻名一时，但后来一直没能形成一座规模宏大的大型寺院。总之，达波拉杰的主要贡献不仅仅在于建造岗波寺和创立达波噶举，而在于他培养了四名著名的弟子。这四名大弟子分别在前后藏等地建寺传法，形成相对独立的达波噶举四大支系，从此达波噶举或噶举派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这四大支系分别为噶玛噶举、帕竹噶举、拔绒噶举和蔡巴噶举。现分别叙述如下：
噶玛噶举一、噶玛噶举派是藏传佛教噶举派中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支派别，同时又是藏传佛教中第一个采取活佛转世制度的宗派，而且该派还先后建立了几大活佛转世系统，其中黑帽系和红帽系最为著名。因而噶玛噶举派在藏传佛教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是达波拉杰的著名弟子都松钦巴（１１１０——１１９３年），他生于多康哲雪岗吉热哇地方，家族为达东噶波氏，父亲是一位密宗瑜伽士，名叫贡巴·多杰贡布。都松钦巴从十一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佛教祷告词和简单的密法修持，十六岁时在却果噶寺的堪布乔拉·恰森格札大师前受沙弥戒，并赐法名为却杰札巴，从此都松钦巴成为一外正式的僧侣，十九岁时赴西藏前藏求法，开始全面修习藏传佛教。先后在堆垄·嘉玛瓦和卡巴·却吉僧格等高僧前，系统学习《弥勒法》（慈氏五论）、《中观》、《因明》等基础性佛法，其后在夏热巴等僧前学习《道次第法》等噶当派教法，同时在堪布麦都僧处受了比丘戒，并重学戒律经典。都松钦巴就在跟随多位高僧大德全面系统修习显密教法后，于三十岁时终于拜见久仰大名的达波拉杰大师，又随他修习教法达三年，掌握了达波拉杰大师传授的噶举派密法要旨，特别在闭关实修方面获得了最佳成就。从此都松钦巴以宏扬达波噶举为已任，学成返回故乡后，他于１１５７年在多康昌都类乌齐附近的噶玛地方创建了噶玛拉顶寺（或称噶玛丹萨寺），以该寺作为基地，大力宣讲噶举派教法以及自己的佛学观点，从此开始形成噶玛噶举派这一达波噶举中第一个分出来的新支系。该派名称就是以噶玛拉顶寺而得的，当时在多康都松钦巴的徒弟多达千人，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势力。都松钦巴曾调解当地重大纠纷，还将大量财物损献给岗波寺和前藏不少寺院，在西藏产生较大影响。都松钦巴在他的晚年又回到前藏，于１１８９年又在拉萨附近的堆垄地方创建了楚布寺。之后，噶玛拉顶寺和楚布寺就成为噶玛噶举派的上下两座祖寺，而楚布寺后来又得到不断扩建，遂成为噶玛噶举派的主寺。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都松钦巴这位在藏传佛教史上享有盛名的大师，最后在自己的创建的楚布寺圆寂，享年八十三岁，临终时口嘱他要在人世间再次转世，让后人教法继承者到时要寻访认定转世灵童。这就是都松钦巴大师的伟大创举，他在藏传佛教乃至整个佛教史上开创了“活佛转世”之先河。
都松钦巴大师创立的噶玛噶举活佛系统中的直系传承，就是后来被称为“黑帽系”的活佛，也是历代楚布寺的寺主。至于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的称呼及其由来，在《土观宗派源流》中作过回答：“虽然传说都松钦巴曾戴黑帽，后遂称为黑帽派，但实际上是在噶玛拔希时才受先帝赐予官职的黑帽，从此以后，历代转世大德始有黑帽系这称呼”。关于都松钦巴大师曾戴黑帽一事，其传说是这样描述的：当时有百万名空行母用大家的头发编制出一顶帽子，然后赠送或供养给都松钦巴，从此都松钦巴常戴这顶特殊而具有加持力的黑帽。实际上，这一传说纯属虚构，真实的黑帽是在第二世噶玛拔希时才获得的。因为黑帽系以噶玛拔希（１２０４——１２８３）曾受蒙古大汗蒙哥赐给的一顶金边黑僧帽而得其名，黑帽系现已转世到第十七世。而红帽系以第一世活佛札巴僧格（１２８３——１３４９年）受元朝王室赐给的一顶金边红僧帽而得其名，红帽系转世至第十世时涉嫌廓尔喀人入侵后藏事件被清朝政府勒令禁止转世，从此红帽系活佛世系断绝。
总之，噶玛噶举的历史就是以黑帽系和红帽系两大活佛的传承为主线而发展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两大活佛系统的产生发展及其衰微的过程中知晓整个噶玛噶举派的历史和现状。
蔡巴噶举二、蔡巴噶举是噶举派四大支系之一。该支系的创立者是达波拉杰的再传大弟子向蔡巴·尊珠札（１１２３——１１９４年），他出生于拉萨附近的蔡巴竹村，其父是一位专修密宗的居士，因此，蔡巴·尊珠札从小受到宗教的耳濡目染，从七岁时学习藏文，九岁时修习密法，后又游学西康等地；二十六岁时受比丘戒，取法名为尊珠札。他于１１５３年得到一次机会拜见达波拉杰的侄子次成宁布，并拜他为师，专心学习达波噶举的显密教法。后又得到拉萨附近的蔡公堂地方的封建主噶尔·嘉威琼乃的支持，于１１７５年在蔡溪卡建立蔡巴寺，蔡巴噶举由此得名而形成。１１８７年又在蔡巴寺附近建立蔡公堂寺。从此蔡巴寺和蔡公堂寺成为蔡巴噶举发展并扩大其势力的主要基地。１２６８年，当时任蔡巴寺主持的桑杰欧珠被元朝敕封为蔡巴万户长，蔡巴噶举遂成为前藏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宗派势力。正如一些藏学研究者所说，“他这派政教合一的组织形式是先以教辅政，接着是以教代政，最后则噶尔家族掌握了政教权力，以政权代管教权，使教权从属于政权，成为卫藏地区政教合一组织形式中较特殊的一种形式”。（吴均《关于藏区宗教一些问题的辨析》）蔡巴地方政教势力曾联合萨迦派等各地方势力，共同抗衡帕主噶举势力，最后败北。从此蔡巴噶举走向衰落。后来格鲁派兴起，将蔡巴寺和蔡公堂寺两座蔡巴噶举主寺兼并改为格鲁派寺院，蔡巴噶举遂告断绝。
拔绒噶举三、拔绒噶举，是为噶举派四大支系之一。其创世人为达玛旺久（约公元１２世纪中叶人），他是达波拉杰的一位大弟子，后在日喀则的昂仁地区创建一座寺院，叫拔绒寺。，达玛旺久就以该寺为传教中心，广收门徒，主要传授密宗大手印法门和显宗大手印境界，遂自成一系，取名为拔绒噶举。达玛旺久去世后，拔绒寺主持由其家族成员世袭相承，结果拢绒噶举随着该家庭内部的不断纷争瓦解而渐归衰绝。
帕竹噶举四、帕竹噶举，噶举派的四大分支中最大的分支。其创世人是达波拉杰的著名弟子帕木竹巴（１１１０——１１７０年），他出生在西康南部的智垅那雪地方，少年时代在家乡拜师学经，九岁时出家当僧侣，取名为多杰嘉布；十九岁时有机会侍从一位富人进藏游学，广泛修习宁玛、噶当、萨迦等不同宗派的教法；后来拜见达波拉杰专门研习达波噶举的教法，并成为达波拉杰的著名弟子。随后帕木竹巴又返回自己的故乡西康，并在那里广收门徒，传授以达波拉杰所传密法为主要内容的教法，并独具一格，名声大振。１１５８年，帕木竹巴放弃在家乡的传教活动又返回西藏，并在帕木竹这个地方创建一座小寺院，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丹萨替寺。该寺的建造标志着帕竹噶举这一支系的正式创立，帕木竹巴在丹萨替寺修炼传教达十三年，最后在该寺圆寂，享年六十岁。１３５１年，降曲坚赞又在山南泽当修建一座寺院，即泽当寺。丹萨替寺以修密法为主，泽当寺以讲授显宗经论为主。值得说明的是，帕竹噶举与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该派曾同朗氏家族一起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并统治卫藏地区达一百三十多年，直到１４８１年才由其属部后藏仁蚌巴推翻。总这，帕木竹巴以自奉俭朴、戒行谨严、学识渊博等高超的德行而名扬四方，因而当时聚集在丹萨替寺的僧众就达八百人之多，其中有十余名著名人物。这些著名人物后来在藏区各地建寺传教，又从帕竹噶举中分衍出八个支系。
噶举派作为藏传佛教宗派中系最多的重要宗派，拥有众多的寺院和僧侣。目前，噶举派寺院遍及整个藏族地区。从时间上看，噶举派寺院的正式建立与宁玛派寺院相比，大约晚三百多年。因为噶举派的寺院是随着该宗派的形成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其具体时间在藏传佛教“后弘期”内由达波拉杰于１１２１年创建岗布寺为开端。之后，随着噶举派的蓬勃发展，特别是由于噶举派内部的分支派别不断产生，致使噶举派寺院遍及整个藏族地区，诸如中国的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藏族地区均有数量不等的噶举派寺院。根据最新资料，目前中国藏族地区共有３６６座噶举派寺院，从数量上排在格鲁派和宁玛派之后而居第三位。从地区的分布情况来看，西藏自治区为最多，共有２１７座噶举派寺院；其次为青海省，共有１０１座寺院；第三为四川省，有４３座寺院；云南省有５座寺院。
以上是噶举派寺院在中国各大藏族区域内的分布情况。从各个地区内部的分布来看，噶举派寺院的布局又不太均衡。比如，西藏自治区拥有的噶举派寺在总数上最多，共有２１７座，但从寺院的分布情况来看，又比较分散。其具体分布情况是，拉萨市为２３座，林芝地区为２０座，山南地区为３９座，日喀则地区为２９座，阿里地区为１４座，那曲地区为２８座，昌都地区为７８座。可以看出，昌都地区是西藏自治区境内噶举派寺院比较集中的地区。但是同青海省的玉树州相比，昌都地区只能是中国噶举派寺院最集中的第二大地区。青海省的１０１座噶举派寺院里，有９３座在玉树地区。由此可以断定，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和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是中国藏传佛教噶举派拥有信徒最多、宗派势力较强的两个地区。从地理位置上看，两地相邻，从而构成一个比较大的噶举派势力圈。
另外，从噶举派内部的派别势力来看，噶玛噶举派不仅遍及绝大多数藏族地区，而且各个地区都拥有不少寺院。以距离西藏自治区较远的云南藏族地区为例，五座噶举派寺院中就有三座噶玛噶举派寺院，这充分说明了噶玛噶举派在藏族地区具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
其次，止贡噶举派在藏族地区也有较强的势力。因为止贡噶举的创始人仁钦贝大师于１１７９年左右在止贡地方建立起来的第一座止贡噶举寺院——止贡替寺，在止贡噶举的兴衰过程中一直存在下来。所以，止贡替寺作为止贡噶举的发源地或祖寺，为止贡噶举的延续起到了龙头作用。止贡替寺位于今西藏自治区墨竹工卡县境内，目前仍然具有一定的规模，现有常住寺院僧众９２人，这一数目在整个止贡噶举寺院中不多见。止贡替寺至今在整个止贡噶举寺院中依旧有着祖寺的威望。值得一提的是，止贡噶举寺院中还有不少尼姑寺。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的２１座止贡噶举寺院中就有五六座尼姑寺，而且不少尼姑寺内常住一定数量的尼姑。青海玉树囊谦县境内的塔玛寺现有尼姑８０人；麦庆寺现有尼姑７６人；盖玛寺现有尼姑６０人。这说明止贡噶举在藏族地区仍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达隆噶举在目前藏族地区所处的地位及其所具有的影响力，也基本上接近于上贡噶举。比如，达隆噶举的创始人达隆塘巴·札西贝大师于公元１１８０年创建的达隆寺，作为达隆噶举的祖寺，在藏传佛教界享有盛名，特别为达隆噶举发展作出过贡献。其宗派势力曾远至甘肃省的部分藏族地区。如位于今甘肃省天祝县城东北的达隆寺，其“建寺者是西藏噶举派达隆系僧人，故称为达隆寺，后改宗为格鲁派寺院”。目前，位于西藏自治区林周县境内的达隆噶举的祖寺——达隆寺，已基本恢复昔日的规模，现有住寺僧侣１０５人。可以说，达隆寺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均已达到中型寺院的水平。
林周达隆寺释迦牟尼佛达隆寺建于1180年（南宋淳熙7年），其教授出自帕竹噶举系，所传法门，以宗风不同，故称达隆噶举派
主巴噶举在中国藏族地区也拥有不少寺院，如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区州境内就有１０座主巴噶举寺院，其中尚有几座规模较大的寺院，例如囊谦县境内的桑买寺现有住寺僧侣２５０多人，采久寺现有住寺僧侣２７０多人。同时玉树州境内还几座规模不少的主巴噶举尼姑寺。主巴噶举的祖寺——热隆寺（建于１１８０年），目前已经恢复，虽然规模较小，但它的存在对主巴噶举来讲，至关重要。这座寺院位于今西藏日喀则地区江孜县热隆乡境内，海拔四千米以上的一个夏季牧场上。在这里除了短暂的夏季中风景优美气候爽朗，其余漫长的春秋冬三个季节均寒风刺骨。所以，与其它寺院相比较，到热隆寺起早摸黑拜的香客较少。由于这种原因，热隆寺平时常将各个殿堂上锁，并养几条大型藏獒常年守护寺院。尽管如此，热隆寺作为主巴噶举的祖寺，不仅在国内主巴噶举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国外的主巴噶举界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因为主巴噶举在国外特别在不丹、锡金等国具有一定势力，有时热隆寺还得到这些国家内的主巴噶举寺院的资助。热隆寺现有住寺僧人２０名。
从目前整个噶举派寺院的现状及其势力或影响来看，主要有西藏拉萨市的楚布寺，昌都地区的类乌齐寺，以及四川甘孜地区的八蚌寺等，这几座噶举派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优势和特长。位于今拉萨市堆龙德庆县境内的楚布寺，虽然目前的寺僧不算很多，其建筑规模也谈不上宏伟壮观，但它有着悠久的历史，还是噶玛噶举的祖寺以及历代噶举派黑帽系活佛噶玛巴的住锡地，有很高的威望。
类乌齐寺位于今西藏昌都地区类乌齐县城，创建于１２７６年。该寺以规模宏大著称于藏族地区，在历史上常住僧侣曾多达四千多人。这一僧侣数目在藏区只有哲蚌寺、色拉寺等极少数格鲁派的大型寺院可与之相比。可见类乌齐寺曾在藏传佛教史上盛极一时，另外，关于类乌齐寺的派别问题，有的学者曾提出是噶玛噶举寺院。实际上，类乌齐寺一直是属于达隆噶举的一座寺院。目前，类乌齐寺依然是藏族地区的大型寺院，现有４００多住寺僧侣，在当前的西藏自治区境内仅次于日喀则地区的札什伦布寺和拉萨市西郊的哲蚌寺。可以说，类乌齐寺是目前中国藏族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座噶举派寺院。八蚌寺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境内，是这一地区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一座噶举派寺院。该寺建于１７２７年，虽然其历史不很久远，但曾得到德格土司的扶持，发展迅速，在邻近地区拥有众多附属寺院，在１９５７年时有５００多僧人，七、八十座属寺。目前，八蚌寺的宗派势力仍然维持着，这充分说明了八蚌寺今日依旧有着很强的影响力。
目前噶举派的寺院状况以及它在整个藏族地区的影响，仅次于格鲁派和宁玛派。从历史的发展过程看，噶举派的势力在藏族地区已逐渐萎缩了，尤其在明末清初随着格鲁派的形成及其日益壮大，使噶举举派在藏族地区的影响力急剧下降。这主要是由于格鲁派对噶举派寺院采取了兼并改宗的强硬措施，致使噶举派寺院锐减，削弱了噶举派在藏族地区拥有的强大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