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简介中文：京师大学堂

英文：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德文：Kaiserliche Universitaet von Peking

法文：Université impériale de Pékin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在1898年到1912年间所使用的名称。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1][2][3][4][5]

近代以来，为挽救民族国家危亡，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声疾呼变法自强，掀起维新变法运动，京师大学堂就是在戊戌维新运动中诞生的。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诏书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7月3日，光绪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吏部尚书孙家鼐被任命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曾出任多国公使的许景澄和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分别出任中学和西学总教习。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它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9月21日爆发戊戌政变，百日维新失败，而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但举步维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爆发，大学堂难以维持，于8月3日被下令停办。

1902年，京师大学堂恢复，吏部尚书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张百熙不拘成例，延揽人才，请出吴汝纶和辜鸿铭任正副总教习，聘请两大翻译家严复和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并入大学堂，藏书楼也于同年重设。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举行开学典礼，各个方面开始步入正轨。大学堂首先举办速成科和预备科，速成科分仕学馆和师范馆，后者即是今天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1904年京师大学堂选派首批47名学生出国留学，这是中国高校派遣留学生的开始。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5月15日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任校长。[1]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发祥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北京大学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代替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917年，著名教育和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北京大学从此日新月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以及鲁迅、胡适等一批杰出人才都曾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初，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

大汇聚三校菁华，以刚毅坚卓精神，维系中华教育命脉。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返回故园，于1946年10月正式复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高校于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北大自北京城内迁入燕园。北京大学成为一所以文理基础教学和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大学的校友和教师有近1000位两院院士，中国人文社科界有影响的人士相当多也出自北京大学，并且产生了一批重大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大学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建设的新时期，并成为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两所大学之一。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题词：“发扬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为振兴中华做出更大贡献”，并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发出了“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号召。在国家的支持下，北京大学适时启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从此，北京大学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2000年4月3日，北京大学与原北京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北京大学。原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是国立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创建于1912年10月26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校一度名为北平大学医学院，并于1946年7月并入北京大学。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北京大学医学院脱离北京大学，独立为北京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北京医科大学，并成为国家首批“211工程”重点支持的医科大学。

北京大学位于京城西郊，现占地2.73平方公里（4095亩）。国家重点一级学科81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87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3个。北京大学共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38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249个；自2002年以来，全国先后三次完成了全部80个一级学科的评估工作。北京大学共有76个一级学科参与评估，其中有53个一级学科排名第一，排名为全国前5名的一级学科共72个，名列所有参评单位之首。

北京大学共有5个学部、45个院系、360个研究所（中心）、1个国家实验室、1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9个附属和教学医院;105个本科专业、4个第二学士学位专业、258个硕士专业、249个博士专业3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专任教师2926人，博士生导师1169人。

北京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院士、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国家重点学科、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卫生部重点实验室、国家人才培养基地的数量，均居全国高等院校之首。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亚洲最大的大学图书馆，现藏书1046万册，电子图书及期刊逾7亿册。现任校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校长周其凤院士。

成立过程

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伙同其顽固派，一举镇压了维新派的变法运动，此即“戊戌政变”。

经此国变之后，光绪遭到幽囚，维新派或出逃，或被治罪。慈禧进行了全面复辟，把变法的所有新政统统废除。但是，她却保留了新政中正在艰难筹建的京师大学堂。当时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报》曾记载说道：“戊戌政变”后的“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而已。”（转引自朱有王献编：《中国近代学制史》，下册，第649页。）京师大学堂成为“戊戌政变”后唯一幸存者。

这一极不寻常的现象，非常令人费解。于是，就有人去探索，去求解，并提出不少论点。其中最为流行的说法是，由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早于“戊戌变法”。

例如，1987年，罗筠筠先生就说道：“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21日，顽固派发动政变，光绪被囚，变法失败，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废除，唯有京师大学堂因‘萌芽早，得不废’，命孙家鼐继续负责筹办，但教学方针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学堂规模也大大缩小了……。”这是罗先生特为纪念北大90周年而写的《教育改革乃强国之本———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大学士孙家鼐》一文中的论点。（中国文化书院编：《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

第1－12页。）

可见，罗先生对京师大学堂之所以成为“戊戌政变”的唯一幸存者的原因，明确采取了京师大学堂早于“戊戌变法”之说。在这里，罗先生对其所引证的论

据“萌芽早，得不废”，未作交待。

不过，后来倒有人说明了京师大学堂是比“戊戌变法”的1898年还要早三年的1895年的产物。今年，郝平先生为纪念北大百年而特地撰著了一本有关京师大学堂的专著。他在其中强调说道：“笔者在研究京师大学堂的创办经过时，将大量的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就是：严格地说，京师大学堂并非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戊戌变法的产物，而是甲午战争的产物。”

接着，作者列举了三个论据。其一是，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9月初八日所写的《公车上书》，“也迫使光绪皇帝下决心在中国创办一所新式大学堂”。其二与其三是，光绪皇帝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先任命孙家鼐为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在《官书局奏定章程疏》中，提出了“广教肄，拟设学堂一所”的建议———引者注。），后批准李端关于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奏折。这些就“启动了创办京师大学堂的筹备工作。”作者又特别指出：“光绪的这一作法，一直得到慈禧太后的默许。”云云。

于是，作者进一步得出结论：“正因为京师大学堂的筹办先于戊戌变法，所以慈禧在废除戊戌变法中的一切改革措施之时，才对京师大学堂网开一面，不但允许它继续存在，还始终关注它的每一步进展。”（以上均引自郝平著：《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48页。）

可见，郝先生对京师大学堂之所以成为政变的唯一幸存者的原因的说法，是和罗先生完全相同的。

但是，这个说法虽不无道理，仍是值得怀疑，尚需再作推敲的。因为，这条理由仅仅以时间的先后为立说，而时间的先后在这里并不能直接反映出这一特殊现象的本质及其根源。

尽管京师大学堂的“酝酿”确实早于“戊戌变法”的伊始，但是决不能就说它不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并且，

“是‘戊戌变法’的直接而优先的产物。”（请详见拙作：《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与光绪皇帝、戊戌变法》。）京师大学堂被光绪皇帝御笔亲书在“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件———《明定国是诏》中：“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中国历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并且，这道圣旨又是光绪皇帝御驾亲临天安门主持当众向中外宣布的。

这是历史事实，人们必须予以尊重，而不能随意进行曲解。所以，我们就不能把“酝酿”中的京师大学堂说成是“正式产物”的京师大学堂。

否则，不但京师大学堂这一项新政，仅因其有“酝酿”过程，就变得不再是“戊戌变法”的地道的“产物”，而幸免于难，得以保存下来了，而且其它许多项新政，皆因其也有“酝酿”过程，同样也就变得不再是“戊戌变法”的正式的“产物”了，并同样也都应该幸免于难，得以保存下来了呢！

京师大学堂由“酝酿”到“决行”、“粗定”、“有成”的长达三年之久的艰难历程，梁启超早已总结得一清二楚了。

首先，梁启超在光绪皇帝于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所颁《明定国是诏》的案语中说道：“按大学堂之诏，三年前既下之矣。至是乃决行之。”（《戊戌变法》（二），第19页。）

其次，半个月后，梁启超在光绪皇帝于同年6月26日（五月初八日）为督办京师大学堂当整饬庶务的谕旨的案语中又说道：“大学堂自乙未年下诏开办，至今三年，四烦上谕矣，而大臣犹视同无物，若非皇上之雷厉风行，谆谆催问，必将再延三年，尚无一字矣，而外人犹訾上之急激，局外人岂知局中之苦哉？（同上书，第26页。）

再次，又过了一周，梁启超在光绪皇帝于同年7月3日（五月十五日）派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的谕告的案语中又说道：“乙未和议成后，士大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颇有上书言之者，而刑部侍郎李端之奏，最为深切详明，得旨允行，而恭亲王刚毅等，谓可以缓行，诸臣和之，故虽奉明诏，而束高阁者三年矣。皇上既毅然定国是，决行改革，深知现时人才未足为变法之用，故首注意学校，三令五申，诸大臣奉严旨，令速拟章程，咸仓皇不知所出？盖中国向未有学校之举，无成案可稽也。当时军机大臣及总署大臣，咸饬人来属梁启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至是上之，皇上俞允，而学校之举乃粗定。即此一事，下之志士之发论，上之盈廷之抗议，凡历三年，犹烦圣主屡次敦迫，仅乃有成，其难如此……。”（同上书，第29页）

所以，兴办京师大学堂的决议（系指“酝酿”———作者自注），并非是光绪皇帝“一言为定”、“一锤定音”、“一唱百和”，而是“议而不决”、“一拖再拖”，前前后后竟然拖了长达三年之久，直到下《明定国是诏》时方才有所定夺，落实了下来。

京师大学堂之所以能成为“戊戌政变”后唯一幸存者，关键在于慈禧太后的态度。当“戊戌政变”后的第五天（1898年9月26日），京师大学堂正心惊胆战地等待噩运降临，不料慈禧太后在谕旨中却说道：“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应予以继续兴办。慈禧太后当其时可是“一言九鼎”，全由她说了算的。所以，就凭她这一句话，就使京师大学堂化险为夷，得以幸免于难，成了“戊戌变法”诸多新政的唯一幸存者了。

为什么慈禧太后对京师大学堂要网开一面，要予以如此这般的优待呢？

慈禧太后在内忧外患面前，大清国的屡屡失败再三地教训了她，为了维护皇权，她必须始终依靠矢忠于她的顽固派与保守派。但在领导权以外的各项事业中，则必须依靠新人去办，因为原有的老臣勋旧虽有忠心，但却无办事能力，于事无补。而新的人才，旧办法是培养不出来的，只有改用新办法。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则皆是新办法，并且京师大学堂后来居上于同文馆。因此，她过去肯定并支持过同文馆，而今便会肯定并支持京师大学堂了。为此，她就可以突破并超越“戊戌变法”新政的框架，使京师大学堂为她所用。所以，她对全国各省省会与各州府县在变法风气影响下兴办的大量学校，基本上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允许其继续存在与发展。“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省会业已兴办外，其各州府县议设之小学堂，著该地方斟酌情形，听民自便。“（同上书，第101页）可见，慈禧太后之所以保留京师大学堂，并非出自于偶然，而是有其深层考虑的，诚可谓“老谋深算”了。

京师大学堂在慈禧太后大开绿灯之后，不但被保留了下来，而且还得以继续筹建。于是，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九日（1898年11月22日），将地安门内马神庙空闲府第改建而成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遂即进行了首次正式招生。终于，京师大学堂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1898年12月31日），首次正式开学。这标志着我国从此就有了第一所近代化的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