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义与简介“干预生活”在1956年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一些同志提出的、具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创作主张。当时，文艺创作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和回避生活中重大矛盾的现象。“干预生活”的倡导者认为：作家不能也难以无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阴暗面。“干预生活”就是要研究生活，思索和解释生活，对生活有所行动。即作家应该以主人翁的姿态，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腐朽、落后的事物以狠狠鞭打，并且呼唤与鼓舞人民与种种阻碍我们事业前进的丑恶现象作斗争，以推动历史前进。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最早体现了这一主张。这些作品对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尤其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们突破了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禁区，加强了文学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可是，由于“反右”扩大化，这批作品被错误地当成毒草批判，这批作家被错误地定为“右派”，从而使这种有意义的探索被迫中止了。
来源与发展“干预生活”曾是1956—1957年流行的一个创作口号，反右后被一些批评家指为修正主义理论，变成“揭露生活阴暗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并且认为这股理论，创作“逆流”的肇始者是《人民文学》编者秦兆阳等人。（请参看《中国青年报》1957年9月17日第三版李希凡文章、《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姚文元文章、1958年第9期刘白羽等人批判文稿。（注））然而历史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得从苏联几位作家的作品说起。一是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1954年发表后，我国发行量很大的《中国青年》杂志很快翻译连载并向广大青年读者推荐，要他们学习娜斯嘉敢于同官僚主义者作斗争的精神。而娜斯嘉形象本身就象征着要积极关心、参与正在进行的事业，要同妨碍事业发展的不良现象作斗争。这恐怕就是其后风行一时的干预生活的本意。再就是苏联另一位作家奥维奇金，1952年起，他在苏联《真理报》和《新世界》杂志一连发表几个近似小说的特写作品，这就是使他后来名声远播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在前方》、《在同一区里》及《亲自动手》（1954年）。作品首次深入地涉及了基层政权领导者思想工作作风及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严重问题，突破了当时苏联某些作品颇为盛行的粉饰太平现象；同时，作品也展开描写了正面人物的第二书记马尔丁诺夫与官僚主义的第一书记包尔卓夫的矛盾冲突，塑造了难忘的形象。这样直接面对真实生活的作品不能不给人留下耳目一新的印象。1955年10月，奥维奇金随苏联新闻代表团来华访问，刘宾雁任陪同翻译。刘白羽在中国作协机关的一次讲话中首次介绍了奥维奇金这个特写作家的特色。作协的外国文学杂志《译文》译载了奥氏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等作品。1956年1月21日下午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小说组开会讨论《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区里的日常生活》和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三篇作品。2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了会上部分发言，醒目的标题是《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编者说：为什么讨论上述作品呢？“为了帮助我国读者了解这些作品和学习苏联作家勇敢干预生活的精神。”这是我国刊物首次用了“干预生活”这个提法。作协负责人刘白羽的发言再次强调“奥维奇金的特写为什么这两年在苏联这么突出，也是因为大胆地揭示了生活中真实的东西，反对了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奥维奇金在艺术上的成功，当然还不仅仅因为他写了官僚主义者，而在于他接触到了官僚主义者的灵魂深处……奥维奇金像一个侦察兵一样，从侧面袭击了包尔卓夫，从他的家庭生活和夫妇关系上全部地揭露了包尔卓夫自私的灵魂。”作为体现文艺政策和文艺导向的《文艺报》，在1956年上半年，又陆续发表了多篇提倡干预生活的文章，如3月25日一期的《勇敢地干预生活的激情》、4月30日一期和5月15日一期载文高度评价《人民文学》新出四月号上刊登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洛人文章的题目是《重要的是必须干预生活》。苏平指出：该作“一方面满腔热情地支持着生活中的先进力量，另一方面愤怒地鞭斥那隐蔽在生活的角落里的落后事物，作品里洋溢着不可抑止的激情。我以为，特写这种文学的战斗体裁，只有在这种时候，它才真正起到作为生活中勇敢的侦察兵的作用。”直至1957年5月，当有人对干预生活的口号提出质疑的时候，（参看《人民日报》1957年1月27日马铁丁文章《何谓“干预生活”？》）《文艺报》第五期仍然发表署名晨风的文章《要不要“干预生活”？》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它已经给我们的创作“带来若干成绩”，而作家们也并没有忘记“赞扬生活中的光明面，”而专门去“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像有些人所顾虑的那样。因之，“我们所应当做的，就不是‘到此为止’，而是满怀信心地坚持这方面的努力”。
任何一种思潮、一个创作口号、一种创作倾向的出现、存在，只要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就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偶然孤立的现象，而必然有其现实的依据。1956年、1957年之际，一些作者写出，《人民文学》这本“潮头”刊物带头发表一批“干预生活”的作品，这固然跟作协领导人的提倡、苏联奥维奇金等作家作品的影响、《文艺报》的导向不无关系，然而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现实生活的发展向文学提出了问题。毛主席曾多次讲到执政党需警惕脱离群众，要反对官僚主义等不良倾向，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更明确地提出了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桥梁工地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刊出后，笔者曾有机会去工厂、农村，广泛征求基层干部、工人、青年等对作品的意见，普遍的反映是热烈地赞成、拥护，几乎听不见什么反对的意见。我感觉这是一股强劲的势头。倒是在文艺界，能听见个别人不同的声音。反右扩大化后，某些人硬说“干预生活”作品的出现是少数刊物的编者脱离生活，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真是主观主义地颠倒是非了。
“干预生活”的作品，历史已作出定评，现在似无必要再恢复这个口号。历史地看，这个口号也有缺点，“干预”两字的意思接近“干涉”，容易引起误解，不如用关心、参与这类的意思似更确切。最近十多年，我国文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再单纯是功利的考虑，而是深广地面向一个更加多姿多彩的世界。
进程与意义50年代中期中国文论界提出的“干预生活”的文学主张是对“歌颂与暴露”禁区的一次突围。“干预生活”思潮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它显然是50年代苏联文艺思潮影响和刺激下的产物。40年代以来尤其是战后，苏联文坛出现了一种“无冲突论”。社会主义无限光明，冲突和矛盾消失了，它们被暂时的误会所代替。生活中如果还存在某些假丑恶，那只是资本主义的残余，与社会主义制度无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具备社会主义精神即歌颂社会主义光明的本质和趋势。50年代初，苏联文学界开始反思这种“无冲突论”。1952年，《真理报》发表的社论《克服戏剧创作的落后现象》认为：“无冲突论”导致文学对现实作出反现实主义的、歪曲的和片面的描写。[2] 1953年《真理报》又发表两篇重要社论：《克服文艺学的落后现象》和《进一步提高苏联戏剧的水平》。前者批评了文论中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后者直接亮出了反对回避尖锐问题、“积极干预生活”的文学主张。这大概是“干预生活”概念的最初萌生。一些写真实的作品如《区里的日常生活》、《在前方》、《一个农艺师的札记》等出现在苏联文坛，实践了“干预生活”的主张。
无疑，出现在中国文坛的“干预生活”概念直接来自苏联文学。1954年“积极干预生活”作家奥维奇金随苏联新闻代表团访华，刘宾雁担任俄文翻译。1955年刘宾雁翻译发表了奥维奇金的《谈特写》，之后特写 “侦察兵作用”说法在中国文论中十分流行。刘宾雁“干预生活”作品《在桥梁工地上》明显受到奥维奇金的启发，在《和奥维奇金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刘宾雁介绍了奥维奇金“干预生活”的文学主张：“不要害怕矛盾，不要害怕它那纠缠不清的外表。一层层剥下它的外衣，常常就会发现极其重要的问题。”《文艺报》1956年第3期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对苏联三部“干预生活”的讨论文章《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肯定了奥维奇金《区里的日常生活》、尼古拉耶娃《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以及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勇敢干预生活的精神”。这标志着“干预生活”概念正式进入中国当代文学。之后，著名作家马烽发表《不能绕开矛盾走小路》呼吁作家“大胆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从尖锐的斗争描写新的人物。”康濯在《不要粉饰生活，回避斗争》中呼吁作家“勇敢地干预生活”；刘白羽的《在斗争中表现英雄性格》明确反对“表面的歌颂”，认为文学必须回到“生活的真实情况”等等，都谈到了“干预生活”的主张。可见，在1956年“干预生活”已经成为许多作家和批评家的一种文学共识。周扬在作协理事会上的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克服创作上的公式主义、自然主义及其他一切脱离现实主义的倾向。”主张作家要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有政治和艺术的勇气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某种意义上，周扬为“干预生活”概念的流行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许可证。
“干预生活”概念的出现与流行也与5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文化政策的一次短暂调整有关。1956年，毛泽东和陆定一等领导人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与文化事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一方针为中国文学接受苏联“干预生活”文学思潮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气氛。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暴露黑暗面”的禁止与批判到“双百方针”的出笼，意味着中共文艺政策的调整：从为夺取政权服务的文学到建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转换。“干预生活”概念出现在1956年是一个必然的文学事件，它本身也是“双百方针”的一项积极的成果。现实主义对写真实的本质要求所驱使的艺术冲动在长期压抑之后得到一次爆发的契机。于是一大批“干预生活”的文学评论与作品在1956年这个极其短暂的“百花”时代里绽放了。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李国文的《改选》，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李准的《芦花放白的时候》，刘绍棠的《西苑草》，方之的《杨妇道》等等都在1956到1957年上半年出现了。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大胆触及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尖锐问题，诸如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各种矛盾和一些阴暗面，从而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真实精神。文学批评对这一“干预生活”思潮也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与评价。秦兆阳以《人民文学》主编的身份为《在桥梁工地上》写了编者按，称赞它是“尖锐地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侦察兵式的作品。”“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边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落后的事物以致命的打击，以帮助新的事物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