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Ｓ·谢伟思是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他的父亲是浸礼会传教士，1905年携妻来到中国成都创办基督教青年会。谢伟思是家中长子，1909年8月出生于成都，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11岁时随父母迁往上海，就读于那里的美国学校。全家返回美国后，谢伟思在国内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青年谢伟思立志从事外交，1933年通过国务院的资格考试，1936年被正式任命为外交官，成为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青年才俊，是美国外交界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谢伟思在中国亲眼目睹了“一·二九运动”和“卢沟桥事变”，亲身体验了中国的风云动荡，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谢伟思被调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后又于1941年被调往“陪都”重庆。1943年8月，谢伟思到史迪威将军任总司令的驻华美军总部工作。他利用自己兼具外交官和军方双重身份的有利条件，深入中国的乡村和边远地区，作广泛的社会考察，体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存环境和状况，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还广泛建立社会关系，与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冯玉祥和国民党的达官显贵、社会名流都有交往，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保持着经常联系。1944年7月担任派往延安的美军观察
组的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延安生活了三个多月，多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还访问了许多抗日革命根据地，会见了林彪、聂荣臻等将领。
1945年6月6日，谢伟思因涉“贾夫案”在国内被捕。陪审团的20名陪审员一致同意对谢伟思免于起诉。但是，法院所作出的结论里还是留下了一条“莫须有”的尾巴：谢伟思在此案中“有失检点和谨慎”。 “贾夫案”结束后，谢伟思先是被派往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在麦克阿瑟手下工作，后来又被派往新西兰。但国会右翼势力一直对他对亚洲问题的态度耿耿于怀，根据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材料”，国务院又对他进行了4次调查，但一直没有查出任何不当行为。但到了1951年秋，谢伟思又被召到了“忠诚审查委员会”，“贾夫案”亦旧事重提，审查结果终于推翻了原先的判决，谢伟思的忠诚“值得怀疑”，国务卿艾奇逊马上决定：开除谢伟思。
富有传奇色彩的优秀外交官，就这样被葬送了前程。此后，谢伟思迁居纽约，靠着40岁后学到的手艺，得以养家糊口。１９９９年２月４日，９０岁高龄的谢伟思在家中安然辞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