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春门，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为杭州古代东城门之一。原名东青门，因门外有菜市，又称菜市门。宋末元初，元兵进占杭州城，城门被毁。元末至正十九年重建，往东拓展三里，新门临近太平桥，改称太平门。明初，朱元璋部将常遇春由此门入城，故而改名庆春门。
庆春门内的庆春路，历来为杭城繁华街道之一。门外为郊区农民的菜地，菜农运菜进城，担粪出城，均由此门出入，故民谣有“太平门外粪担儿”之说。清代康熙皇帝南巡杭州时，曾在这里留下了“东南农事已春深，菜垄花开满地金”的赞美诗句。庆春门残存城墙于1958年筑环城东路时拆去，在贴沙河西边的庆春立交桥旁立有“古庆春门”石碑。随着城市东扩，这一带将是未来杭城新的城市中心地带。
满清入关，兵分八旗。杭州的十座城门，从顺治年起，九座城门的钥匙由八旗的门卒掌管，汉人的巡抚都不能染指。钱塘门由正黄旗掌管；武林门由镶黄旗掌管；凤山门由正红旗掌管；望江门由镶红旗掌管；候潮门由正蓝旗掌管；涌金门由镶蓝旗掌管；清泰门由正白旗掌管；清波门由镶白旗掌管，艮山门由旗人专管。唯独庆春门由汉兵把守，为啥？因为这城门洞内进出的，多粪担，属“污秽之门”。
《清史稿·年羹尧》说年羹尧遭雍正皇帝猜忌，调任“杭州将军”，后罢职授“闲散章京”。“章京”是满语的读音，相当于高级别的文秘，不过前面加了一个“闲散”的定语，也就晾起来了。民间野史说这一段就热闹了，说年羹尧开始守的是“污秽之门”庆春门。后来落实政策，又改守了涌金门和钱塘门。
五十年前，“污秽”一说，也是庆春门的记忆。劳志鹏先生当年住在庆春门内，在他十六岁的眼中，庆春门内有三多：死伢儿多、蛇虫八脚（蜈蚣）多、清水茅坑多。此时，历经六百余年的城墙依然存在，但只是一道高不可攀的泥墙，没了表面的砖石。城东的人家死了婴儿，往往到城墙脚边一扔了事。荒草丛生，阴潮凛人，城墙脚边多的是蛇虫八脚。就连城墙外面出了名的络麻地蟋蟀，叫得也是嘤嘤的森人。钻出城墙的破口，城河里的虾清晰可掬，水却凉得逼人。
与此相比，清水茅坑算是城墙内最大的亮色了。菜农挑一对大腰鼓似的粪桶，城里城外收来粪便，稀哩哗啦倒进了菜园的粪缸，储存、沤化。大粪喂过的菜，油绿。当然，城里的粪便也不是随便收的，城里有粪行，人称“金汁行”；城里还有“粪霸”，各有“领地”，谁破了规矩，事就大了。南宋《梦梁录》说：“杭城户口繁夥（多），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倾倒）去，谓之“倾脚头”，各有顾主，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严重的是上官府大打官司），胜而后已（不胜利决不罢休）。”看来，这也是一个历史的遗留问题，老实巴结的菜农，只能沿袭上一辈留下的粪户，因循守旧了。
劳志鹏老先生小时候住的是楼房，大门、二门，房门，不锁的，最多就是门后戤（gai，靠）一张凳儿。后半夜，菜农上楼梯来了，轻声轻气。马桶是放在床头的，菜农从床边走过，打开马箱，取出马桶。马桶也不是低矮带环的那一种，那形状如同绍兴酒店烫酒的“汆桶”，半人高，上有边沿。菜农将马桶夹在腰间，下楼。菜农的腰上缠了“单梢”，以前吃力气饭的人腰上都有，丈把长的白布，用来“杀力”，用来擦汗。“汆桶”似的马桶无论多满，搁在“单梢”上不会滑脱。
马桶倒净洗清，又端了上来，放进马箱。马桶盖和马箱盖就竖立了，这是告诉主人，马桶净了。菜农的去，也如他的来，猫一样的行走，悄声无息。这么一种世代相袭的往来，极信任的，哪怕住家是夫妻同房，哪怕房间里摆了值几个钱的物事，极无陋闻。后来的马桶，各家就放到天井了，这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再后来，马桶放到了墙门的外面，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不知道这是对劳动者的尊重，还是人开始生出了防人之心。等到这一个日子的出现，有一个惯例也就破了：那就是每年的立冬，菜农给各家送上的大白菜一担，做冬腌菜用的。那时候，庆春门内菜园上空的气息是有那么一点遭人嫌弃，但雨后的七彩飞虹，却常常在净空中浮现。高楼林立的今天，只是记忆中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