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王士禛
性别: 男
所属年代: 战国
民族: 汉族
生卒年: 1634—1711
因清朝避雍正皇帝“胤禛”讳，将其改称为王士祯。
清代诗人。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今山东桓台)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出任扬州推官。后升礼部主事，官至刑部尚书。康熙四十三年(1704)罢官归里。王士禛论诗，以「神韵」为宗，要求笔调清幽淡雅，富有情趣、风韵和含蓄性。王士禛的五、七言近体诗最能代表他的风格特色。他不重视文学对现实的反映，大部分诗是描写山水风光和抒发个人情怀的，偏于对艺术技巧和意境的追求，是他的创作理论的具体体现。王士禛有词集《衍波词》，以小令为佳，但其成就逊于诗。著作有《带经堂集》，诗选有《渔洋精华录》，诗话有《渔洋诗话》，笔记有《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
其理论著作有《律诗定体》，他对古代诗歌声调韵律作了初步的归纳总结，对后世实有“抛砖引玉”之功绩。
一代诗宗王士禛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好官，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勤于著书，著有《带经堂集》、《渔洋诗集》、《池北偶谈》等数十种560多卷，其诗论“神韵说”造诣极深，影响深远，一时门生半天下，诗友数百人，他主持风雅达五十年之久，被尊为“一代诗宗”，“文坛领袖”。王士禛之所以这样显赫，于他的家庭背景是紧密相关的，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仕宦家庭里，这个家族自明后期至清中叶前后二百多年间出进士31名，举人46名，出仕为官者100多人，其中文学著述者50余人。王氏家族可谓科甲蝉联，簪缨不绝，人才辈出，成为“江北青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王渔洋先生萌发对诗文的兴趣，除去本人勤奋学习，刻苦努力外，家学渊博即是重要的因素。
王士禛自幼聪颖超人，有神童之誉。8岁能诗，12能赋，15岁出版第一本刊物《落笺堂初稿》。清·顺治元年（1644年）王士禛11岁，某日祖父王象晋，偕从弟王象咸会饮，酒阑兴酣，象晋把酒命诸孙与他即景作诗对句，看到正在挥毫的王象咸，便随口吟道“醉爱羲之迹”，诸孙面面相觑无应对答，王士禛应声答道“狂吟白也诗’’两位老人惊喜，齐声称好。并说：“此子必早成”。王士禛24岁时，八月游济南，与诸名士云集于大明湖，会饮水面亭上，举办“秋柳诗社”。当时秋高气爽，绕亭杨柳千余株，披拂水面，叶始微黄，乍染秋色，王渔洋触景生情，怅然有感，即景作《秋柳》诗四章。全诗借秋柳的衰色为触机，以委婉的笔调，巧妙用典，感慨盛衰无常，悲叹故物飘零。当时正是明代灭亡不久很容易引起汉族知识分子“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情感。《秋柳》诗的问世，极易引起共鸣。因此大江南北，一时不径而走，文士纷争唱和不下数十家，从此诗名大噪，为后来在诗坛上地位奠定了良好基础。
王士禛是一代诗宗，主盟诗坛被尊为“泰山北斗”在诗坛上独创诗论“神韵说”，由于诗论和创作顺应了清初社会发展历史潮流，反映由此带来的诗风转变的共同趋势，又取得很高成就，产生广泛影响，因被人屡以“博学善诗文”之名兴荐，受到康熙召见，应康熙之命，择取自己诗作300首为《御览集》呈上，诗歌的秀雅与温厚进一步赢得最高统治者的欢心，从此受到格外恩宠，屡屡得到亲笔字画的赏赐和康熙专让为他写的“带径堂”、“信古斋”两堂额。能蒙皇帝如此垂青，是封建社会文人中不多见的，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从而宦途通达，其诗起了相当的辅助作用。其诗得到了皇帝的褒扬，进一步确立并稳固了诗坛领袖地位，引导了一代诗风。王士禛素有山水之癖，每当投身大自然便诗兴澎湃，一秘而不可收，如顺治十六年（1659年）委命为扬州推官，扬州为东南名胜之地，一些明末文士多聚于此。王士禛与诸名士诗酒文宴，来往甚密，并组织共同倡和，编有《红桥唱和集》不少诗人以诗记载当时盛况，时传为扬州文坛一段佳话，扬州5年是文学生涯中十分难记的岁月。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编定《渔洋山人精华录》大部分选自《典试四川》、《南海集》和《雍益集》。这些诗歌的产生均是“典试四川”、“祭告南海”沿途得“江山之助”之作，也是其诗刊歌创作的精华。
造成王士禛蜚声海内的另一个原因是注重以诗会友；以文论交。他主观上不恃官高位重，凡是同好，不论贫富总乐于之结交。最值一提的便是先生与蒲松龄的交往。蒲松龄是山东淄川人，是清代初年的著名作家，与渔洋同时，而籍贯邻县，然而两人社会地位及处理却很不一样，王士禛身贵族势居高位，而蒲松龄始终是个穷塾师。但王士禛很赏识蒲松龄的道德学问，蒲松龄也很敬重王士禛为官清正，及诗文造诣，彼此从文字结交为好友．蒲松龄著《聊斋志异》，王士禛为之评点扬誉。除了文坛上的成就，政绩也相当显赫。26岁任扬州推官，5年后提拔京城，历任翰林院侍读、都察院、国子监祭酒，直至16任刑部尚书，为官至45年，恪守“清、慎、勤”。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王士禛的子王启彷官唐山县令，唐山当时土脊民贫，对儿子以书生骤升县令重任，王士禛放心不下，专门写下《手镜录》一册给他，予以教诲，全书由数十条作官和生活经验构成，其中心思想在于审慎处事，洁已爱民，虽然是让儿子，“置座右”实际上，也是王渔洋自身思想品格之写照。下面例举几条：
1、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倍要谨慎检点。做官自己脚手须正，持门第不得。
2、春秋课农，须身亲努谕鼓舞之。赴游须减驺从，自备饮食，令民间不惊扰。
3、皇上御书赐天下督抚不过“清、慎、勤”三字。如不努力作好官，亦易滋谤。勉之，勉之！
从中可以看出王士禛是一位身体力行，为官司一任，造福一方，清正廉洁的好官。康熙四十三年（1707年）王士禛71岁时，因申告王五一案失出被罢官，出京归里这天巾车就道，图书数簏而已，送者填塞街巷，莫不攀辕泣下。回归故里后，只闭门著书，不理外事。一生著述等身为后人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77岁时，康熙帝眷念旧臣，命复王士禛刑部尚书职，但由于年老多病，未能成行，有儿子扶掖跪拜谢恩。康熙五十年（1711年）因病卧床，在枕上检阅了自己平生的诗文创作，亲加删定，汇集为《带经堂集》，事竟而终，《带经堂集》92卷，收集了王士禛一生的全部诗集和散文创作，其中诗有4000余首，再加上未收录该集的《池北偶谈》、《居易录》等20多种笔记杂著等，共36种560卷，以洋洋大观的面貌，反映了诗人吟咏不辍的一生。同年以78岁故于新城故里，葬于系河北岸，王氏祖茔。为了加强对王士禛的宣传和学术研究，自1983年开始，桓台县人民政府投巨资修复了忠勤祠，成了王士禛纪念馆，并先后组织召开了数次全国及国际王士禛学术讨论会，王士禛学术研究到空前规模。现在，一个以王渔洋纪念馆为主的学术中心、研究中心、旅游中心，已基本形成，王士禛的学术研究，将迎来一个灿烂的春天。
版本2生平
王士祯（1634—1711），原名士禛，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谥文简。新城（今桓台县）人，常自称济南人。清初杰出诗人。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诗为一代宗匠，与朱彝尊并称。书法高秀似晋人。
王士祯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家庭。他五岁入家塾读书。六七岁的时候读《诗经》。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进士（广印人传作乙未误），文名渐著。23岁游历济南，他邀请在济南的文坛名士，集会于大明湖水面亭上，即景赋秋柳诗四首，此诗传开，大江南北一时和作者甚多，当时被文坛称为“秋柳诗社”，从此闻名天下。后人将大明湖东北岸一小巷名“秋柳园”，指为王士祯咏《秋柳》处。王士祯官至刑部尚书，颇有政声。王士祯的诗清新蕴藉、刻画工整，散文、词也很出色。他提出的神韵诗论，渊源于唐司空图“自然”、“含蓄”和宋严羽“妙语”、“兴趣”之说，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作诗要诀。所传诗文中，有不少题咏济南风物，记叙济南掌故之作。 曾为蒲评点《聊斋志异》并题诗共勉。
一生著述达500余种，作诗4000余首，主要有《渔洋山人精华录》、《蚕尾集》、杂俎类笔记《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居易录》、《渔洋文略》、《渔洋诗集》、《带经堂集》、《感旧集》、《五代诗话》。
版本3
王渔洋名王士禛，字子真，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卒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享年78岁，身后因避雍正（胤禛）讳追改士正，到乾隆时，乾隆认为“正”“禛”相差太远，恐流传日久，后人不知为何人，诏改士祯，补谥“文简”。
王渔洋从二十六岁开始为官，累官至刑部尚书，是著名的清官廉吏。从政之余勤于著述，一生三十六种五百六十多卷。独创诗论“神韵”说，主盟诗坛半个世纪之久。浩瀚的诗文掩盖了他洁已爱民，廉洁奉公的政绩，被誉为“一代诗宗”“文坛领袖”，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文学家。
王渔洋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先祖王贵元朝末年，从青州诸城迁至新城。四世祖王重光第一个进士，王渔洋是第八世。从王重光到王渔洋，历代冠缨不绝，科甲蝉联，先后出进士31人，举人46人，出仕为官者112人，有文学著述者50余人。可以说优越的文化环境、深厚的文学沃土造就了一代诗宗王渔洋。
王渔洋家学渊源，自幼熏陶，很早就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智。六岁入学，八岁能诗，十五岁就有诗文出版，十七岁应童子试，三试皆是第一名，被誉为“神童”。二十四岁时，在济南大明湖赋《秋柳》诗四首。借秋柳的衰色为触机，以委婉的笔调，巧妙的用典，若明若暗的包含着故国之思。《秋柳》诗一问世，立即引起大江南北，特别是明遗民知识分子的唱和，和者不下百人，为后来的诗坛领袖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王渔洋二十五岁考中进士，二十六岁以新科进士出任扬州府推官。掌管司法，勘问刑狱。短短五年时间完钦部件83件，使民无株连之苦，僚属惊叹，士庶称绝。政绩显赫，擢升京城。又以博学善诗被举荐，得到了最高统治者—圣祖玄烨的赏识，传谕：“王士缜诗文兼优，着以翰林官用，改侍讲”，入值南书房。还亲征他的精华之作，定名为《御览集》，这在朝士中极为罕见。更加巩固了他的诗坛领袖地位，当之无愧的被推为“诗坛盟主”，“文坛领袖”。
王渔洋官高权显，文坛地位显赫，交友却不论势位高低，以人品和文品论交。最值一提他与蒲松龄的关系。两人是文字至交，敬重各自的文学造诣，结为好友。他们交往的一条重要纽带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王渔洋为其点评注说，眉批36处，并写诗作了极有眼光的评价。使名不见经传的《聊斋志异》身价倍增，很快流传开。
康熙三十六年，王渔洋的儿子王启钫官至唐山县令，王渔洋作《手镜录》一册，予以教诲，告诫儿子审慎处事，洁己爱民。
王渔洋一生以“清、慎、勤”为做官准则，告诫儿子也要牢记这三个字的精神。王渔洋在政治忌讳上，绝对谨慎，小心翼翼，从严为官。就连康熙也说他“人品学问，老成忠厚。”从中可以看出，就是在当今社会，王渔洋也是一个反腐倡廉的楷模。
王渔洋自扬州府推官历任十六任，累官至刑部尚书，一生飞黄腾达。虽然如此，最终他还是被罢了官，名义上审告冤案，实际与争权夺力的因素有关，他是封建王朝的牺牲品。康熙晚年，诸子争位，礼密亲王胤衱被立为太子后，遭到几立几废，成为高层政治生活中最为敏感 的问题。王渔洋曾与废太子礼密亲王诗酒唱和，被康熙得知后，触犯了他的大忌，借题罢黜。当时降三级调用，王渔洋认为“以微罪被贬，于愿足矣”。于康熙四十三年十月十三离京回归。送行者堵塞街巷，无为攀辕哭泣。随身携带仅是“图书数麓，万首诗”，两袖清风回归了故里新城。
王渔洋诗文一生，著述浩繁，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带经堂》集是他重病卧床，不能起的情况下，枕上口授，命儿子启开帮助编写成册。九十二卷，收入他的诗4000余首。编次完毕，并未刊印时，先生就已经谢世了。他一生吟咏不辍，至老不倦的著述态度是值得我们景仰和学习的。
由于他才学出众，康熙念念不忘这位御前诗人“深可悯念”，在他七十七岁高龄时，诏他官复原职。此时王渔洋重病在身，不能前往，使几辈扶掖向阙谢恩。七十八岁故于新城。
王渔洋逝去，他的友人、门生弟子极其悲哀，纷纷前来吊唁和挽悼。最有代表性的是蒲松龄，作哀悼诗四首，表达他的哀伤心情。对诗坛盟主凋谢所造成的巨大悲哀，用“海岳含愁，云惨淡，星河无色，月凄凉”形象描绘。可见他是一个光彩闪烁的人物。
至此，他一生为官四十五年，最后七年居家著书。从政从文，都有成绩。从政，政声清明，人品高洁。从文，是他更重要的一面，以诗论“神韵”鸣响海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诗坛宗匠的地位。王渔洋与诗缠绵一生，先是以诗受命至上，位极人显，诗作也身价倍增。最后离京回乡，也是因诗而起。可
以说他与康熙皇帝始于诗，终于诗。
王渔洋纪念馆王渔洋纪念馆即忠勤祠是一组典型的明代宫殿式建筑。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新城镇西南隅的新立村。原为纪念王士祯的高祖王重光而建。王氏后裔，将其视为家祠。根据《新城县志》记载，忠勤词以明万历
戊子（ 1588 年）经始，已丑（ 1589 年）落成，距今已是四百余年历史。
明未清初祠盛时占地三十余亩，院内及广场参天松柏百余株，遮天蔽日，翠盖浓荫，气象庄严。有厅台、碑廊、制门、碑亭等。碑碣林立，松柏成林。大门外广场前有制门，制门青石柱上方刻有“诸侯戴露朝天” 圆雕。中间的石额是“登辛丑科进士王重光” 。青石柱上镌联句：“万里勤王忠侔日月昭青史，一身殉国气作出河壮紫 ”。广场边均为青砖砌就，条石压顶。制门至大门笔直的甬道。甬道旁建碑两座，一为砖造，一为石造。大门额为“忠勤祠”横匾。进大门为仪门，中门陈列世石匾额，“忠勤报国”礼部尚书吴山奉旨题写。向里是正厅大院。正厅五间，取中三间又出一厦，厅前设有月台，环以青石栏杆。东西厢房各配三间，皆前抱厦。大厅正前有两株合抱松柏两株，雌雄相依，苍劲挺拔，虬枝盘旋，蔚为壮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