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兴于唐,盛于两宋,至明代已经衰微。其原因，主要是由明代特定的社会环境所造成，同时也与明词作家不专工、不当行相关。明代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推行封建专制政策，以八股取士，严格箝制人们的思想。所谓“以经术程士”、“悉屏诗赋”，正是八股取士后的一种社会风尚。明代文士中，尽管有的并不为时俗所囿，也曾填词，但在他们当中，“求其专工称丽，千万之一耳”(钱允治《国朝诗馀序》)，有成就的作家不多。明人填词，或者“才为句掩，趣因理埋，体段虽存，鲜能当行”（同前）；或者连句读也分辨不清。所以，况周颐指出：“明词专家少，粗浅、芜率之失多，诚不足当宋元之续。”（《蕙风词话》卷五）不过，明代词坛也出现了有一定影响的词作家，留下了一些较好的作品。
明初词坛，刘基、杨基、高启等人，由元入明，在政治上遭受挫折，所作词能自成家数，各具特色，尚存宋元遗风。刘基，曾佐朱元璋定天下，任御史中丞，封诚意伯，后因被诋毁，忧愤而死。所作诗文，闳深顿挫；所作词，有的“感喟激昂”而又表现得十分凄婉，有的于委宛摹写中，并寄深意，尚多可读篇章。杨基的词有的带有托意，所感甚深，颇为缜丽并有一种清气行乎其间，亦耐玩味。高启的词或“以疏旷见长”，或“极缠绵之至”（沈雄《古今词话》），并有宋元风韵。在明初文坛上，杨基、高启与张羽、徐贲齐名，世称“吴中四杰”，张、徐不以词名，杨、高的词却颇有影响。此外，瞿佑等人“风情丽逸”，所作词“多偎红倚翠之语，为时传诵”（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也不失词的本色。
明代中叶以后，词风日下。杨慎、王世贞、汤显祖等人，多所制作，却都不是当行作家。杨慎、王世贞博闻广识，堪称一代通儒，其所作词也有过人之处，只是逞才恃博,“强作解事”,与乐章多有不谐（朱□尊《词综·发凡》）。汤显祖是著名的传奇戏曲作家，出其余绪而填词，虽偶有佳作，却“患在好尽，而字面往往混入曲子”，与两宋蕴藉之旨相距甚远（吴衡照《莲子居词话》）。杨慎等人的创作实际上已将明词引上了歧途。此外，钱塘马洪虽然以布衣终身，并精于诗词，自谓四十年仅得百篇，但其所作词，名为《花影》，不过“月下灯前，无中生有，以为假则真，谓为实犹虚”，气骨轻浮，缺乏新意。明代还有一种风气,两宋诸名家词,不很显于世，而《花间》、《草堂》诸集,却独盛一时,成为文士填词的样板。明人的填词托体不尊，有的人还将填词当作酬应献谀的手段,更使词格愈趋卑下。因此,明中叶以后，词的创作已渐凋敝。
到了明末，由于社会发展变革，才给词的创作带来一线生机。明代末期，满族贵族集团统兵入关并建立清朝，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的社会矛盾。陈子龙在抗清斗争中英勇牺牲，其门生夏完淳，年仅十七，也以身殉国。陈子龙的词托体骚辨,所指甚大,“言内意外已无遗义”，早期所作风流婉丽，婀娜韶秀出于刚健之中，后期所作绵邈凄恻，神韵天然而又有不尽风味。陈子龙是转变风气的第一人，允为明词大家。夏完淳所作《玉樊堂词》，“慷慨淋漓，不须易水悲歌,一时凄感,闻者不能为怀”（沈雄《柳塘词话》）。他的某些作品,“声哀以思,与莲社词《双阙中天》阕，托旨略同”（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与陈子龙同时，入清后犹有创作活动的屈大均、王夫之、金堡(释澹归)等人也是能词者，他们的创作,同样不可与一般“批风抹露者”并论。因此,陈子龙、夏完淳以及屈大均、王夫之、金堡等人的出现，使得明末词坛焕发光彩，不仅挽救了一代词运，而且也为清词中兴开了风气。
明代除了出现若干较为出色的词作家外，在词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关词谱、词韵专书，明代传有张□的《诗馀图谱》、程明善的《啸馀谱》、徐师曾的《词体明辨》(附词谱)以及沈谦的《词韵》；词的选本,有杨慎的《词林万选》、陈耀文的《花草粹编》、董逢元的《唐词纪》以及卓人月的《古今词统》；词话有杨慎的《词品》、陈霆的《渚山堂词话》、俞彦的《爰园词话》、贺裳的《皱水轩词筌》等数种。此外，毛晋汲古阁刊行《宋六十名家词》和《词苑英华》，吴讷汇辑《唐宋名贤百家词》，也为词的辑佚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