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andaici
元代词
元词上承两宋词余绪，虽然成就难以继盛，但出现了许多词人。唐圭璋所编《全金元词》中收录了元代212位词家的3721首词。其中不乏名篇佳句,表现出时代的特点。
元代词创作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包括出生于元代一统以前蒙古时期的词人的词作；第二时期包括出生于元一统之后到元亡之前的词人的词作。
第一时期的词人,大体上包括由南宋入元的词人,由金入元的词人和在蒙古王朝统治下的北方词人三部分。由于这一时期的词人大多有着亡国和战乱的经历，所以，他们的词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抒写怀念故国的黍离之悲，表现由人世变迁引起的荆棘铜驼之感的词作。而这些内容在处于不同生活环境的词人的作品中，表现上也是各异的。
南宋入元的词人，一般重在伤今，使人能清楚地感到他们所追怀的对象就是南宋。如有着宋代王孙身份的赵孟的〔虞美人〕、〔浪淘沙〕、〔渔父词〕，经历了南宋灭亡的曹伯启的〔水龙吟〕，南宋咸淳进士姚云文的〔摸鱼儿〕、〔紫萸香慢〕，以及刘、陆文圭等人的一些词，都表现了对故国的怀思，以及国破家亡的隐痛。这部分词大多以充实的思想内容和真切的感情取胜。
由金入元的词人的作品,一般偏于吊古,他们的词作多半是抒写在战乱兵燹、颠沛流离中的痛苦，表现对古往今来人事变迁的感伤。例如元好问的〔木兰花慢〕词，透露出伤时悯乱的悲哀和因故国废圮引起的寂寞荒凉之感。内容虽然属于“丧乱诗”一类，但表现得比较含蓄，偏重于内心感情的抒发。其他如段克己〔满江红〕，白华〔满庭芳〕，白朴〔水调歌头〕、〔永遇乐〕，王恽〔春从天上来〕,刘因〔人月圆〕等,都是属于这类作品。南宋入元词人的作品大致属于“家国兴亡之叹”，由金入元词人的作品则多属“沧桑之叹”。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是那个动乱时代的折光反射。
宋代程朱理学兴盛，儒生大多受到比较严格的儒家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因此,君臣关系、家国观念、正统思想在精神上的维系都比较牢固。而金朝则不同，北方在女真贵族统治 100年后又归属蒙古贵族统治。两经易代，使由金入元的文人更易产生对变乱的感叹，而不只是对某个政权的怀念，这是他们在抒写黍离之悲时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
这一时期除元好问、赵孟、陆文圭等人外，张之翰、刘敏中、袁易的词也颇具特点。袁易词婉丽而有意境，张之翰词能表达真切的情感，并在艺术上追求新意等。但由于在内容上比较狭窄，限制了他们的成就。
元代第二时期的主要作家有虞集、王旭、张雨、萨都、张翥等。他们大抵出生于忽必烈改元之后，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乱，因此，即使象萨都这样的名家在写怀古词时，也不再有如元好问、赵孟词中那种遗民的情感。
议论行藏出处和企慕半隐半俗的生活，是这一时期词人作品的主要内容。元代文人普遍具有传统的拯物济世观念，但由于元代蒙古贵族统治的格外黑暗,所以,元代文人就格外感到“不遇”的失望。不能入仕的书生终生穷愁蹙迫,跻身于达官显宦行列的官员也总感到有“道不行”的痛苦。刘秉忠、许衡、王恽等人的作品中,就有这方面的表露。
更多的文人由于感到现实没有出路，未来无法把握，却又难以释然,于是,他们对眼前的功业,身后的名誉,常发出貌似旷达而又不无愤激的议论。虞集在《无俗念》中写：“见古今成败，几多豪杰，谁会谁能谁不济，故纸数行明灭”；吴镇在〔沁园春〕中说：“古今多少风流，想蝇利蜗名几到头……都只到邙山土一丘。惺惺汉，皮囊扯破，便是骷髅”，充斥着一种看破红尘极度失望的情绪。至于如刘敏中所写“无所作，谁成毁，非所望，何悲喜”（〔满江红〕），和曹伯启所写：“人生傀儡棚中，此行哪计西东”（〔清平乐〕），更走向了齐万物、等是非，玩世混世的极端。为了在精神上寻求出路，他们还提出了一种“行藏安所遇，有酒且同斟”（王旭〔临江仙〕），“非俗非仙，半醒半醉”（张〔念奴娇〕）的生活设想，向往一种身在尘世而精神超脱的生活。这种向往在这一时期许多词人的作品中都有表现。
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词人是张翥。他的词的首要特色在于注重细腻感情的抒写，这与元词普遍着重记事情、发议论，对自然的感受能力迟钝，对内心感情的捕捉也不敏锐的情况相比，要高出同时词人一筹。其次，张翥对于感情的揭示和抒写,善于运用形象的手段,抓住一时一地情景的特点,作个性化的刻画描绘,从而传达出自己独特的感受。例如他的〔瑞龙吟〕、〔水龙吟〕、〔解连环〕、〔摸鱼儿〕等，就都具有意境含蓄，描写细腻的特点。其缺点是思想内容上仍嫌狭窄，大致不出记录个人哀乐的圈子。张翥之外，这一时期李孝光的词感情真切；王旭词意境婉丽；张雨词感情细腻；虞集词精炼晓畅而有文采；萨都怀古词抒情写景，溶化前人诗句典故，艺术上自成一格。
元末明初词人的作品，每况愈下。但也有一些作品较有价值。如舒〔满江红〕感叹乱世民生的凋敝和兼济苍生的不可能，邵亨贞〔浣溪沙〕描写战乱给百姓带来流离失所之苦,这表明元末的社会动乱,又使一部分作家开始关注国运民生。它们在元末明初大量的平庸、甚至无聊的词作中，闪烁出一线光彩。但这些词与前一时期词作的感叹兴亡、表现故国之思又有不同，它们着重表现的是作者对战乱相寻、兵戈不息的叹息和厌倦。
元词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道士词，约占总数七分之一。这与金元时期新道教的隐修会性质，及道士大多与知识分子联系密切有关。他们的词大多收在《道藏》中，内容多半是宣扬宗教教义和鼓吹因果报应，清谈玄机妙理。思想和艺术都谈不上有什么值得重视的成就。但其中邱处机弟子尹志平和姬翼的词颇具特色，他们的词较多地描绘自身的生活情事，抒写作为兼道士、隐士、儒士于一身的“出家人”的某种真实情绪，反映了全真教道士的一些思想、生活特点，使人从中可以窥见时代、社会一些光影的浮动。
元词未能继承和发展两宋的成就，反而出现了“极盛难继”的状况。虽说元词前一时期的作品中不乏内容充实的佳品，后一时期的张翥、萨都等人的作品也表现出一定的艺术魅力，在一定程度上仍表现出自己的时代思想情绪和艺术特色。但由于思想艺术俱臻上乘的词作在数量上很少，不足以改变整个元词内容贫乏、艺术平庸的局面,所以,清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认为“元词日就衰靡，愈趋愈下”，这个评论并非夸张之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