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惠澜-人物简历1901年8月8日出生于葡萄牙属地东帝汶的叻利岛。
1916年从广东梅县广益中学毕业。
1921年保送上海沪江大学理学院医预系学习。
1922年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
1929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并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入协和医院内科任住院医师。
1934—1935年访问美国、英国、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等国的热带医学研究机构，并参加德国汉堡热带医学与卫生学院的研究工作。
1940年任协和医学院内科襄教授。
1941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院关闭而开业行医。
1942年任北平中央医院内科主任，以后又升任医监。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中央医院院长，医院改名为中和医院，并兼任内科主任。
1946—1948年兼任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主任教授。
1948年兼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内科教授。
1950年任北京中央人民医院院长兼内科主任。
1951—1982年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兼内科学会主任委员。
1952年担任调查细菌战的国际科学委员会的专家联络员，并兼中央防疫委员会反细菌战科技研究组副组长。
1954—1987年任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
1957年任北京中苏友谊医院院长。
1978年创立中国第一所研究热带病的科研机构——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并任所长。
1980年任世界卫生组织肺吸虫病、肝吸虫病及利什曼病合作中心主任。
1982年当选为美国热带医学与卫生学会名誉会员。
1987年2月6日因心肌梗死和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出血逝世于北京。
钟惠澜-生平概况钟惠澜，又名亮畴，原籍广东梅县雁洋堡丙村。他父亲年轻时因贫穷被卖身到南洋做工。钟惠澜1901年8月8日生于葡属东帝汶的叻利岛。4岁丧父后，生活更为艰难，12岁才得以上小学。16岁小学毕业后回国，入梅县广益中学学习。1921年中学毕业后保送上海沪江大学理学院医预系学习，次年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钟惠澜因其父死于中毒性痢疾，所以发奋学习，决心以医术治病救人。1929年自协和医学院毕业，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在协和医院内科工作，并参加热带病研究室的研究工作。1934年，他奉派去欧美考察热带病，并在德国汉堡热带医学与卫生学院参加研究工作。1935年底离德返国。回国后继续在协和医院内科及热带病研究室工作，历任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及主治医师。
当时北平流行虱传播的回归热，患者多为劳苦大众。钟惠澜为了研究回归热，亲自深入北平的贫民窟捕捉虱子，进行调查。为了养活虱子进行实验，钟惠澜及其助手以他们自己的身体让虱子叮咬吸血来喂养。钟惠澜对大量病虱进行剖验，在它们的唾液腺、卵巢、睾丸、马氏管等器官内均未发现螺旋体。他本人也多次为病虱叮咬，但从未发病。他又经过大量实验研究，终于搞清楚人们是在挤碎虱子时被感染的，此时大量回归热螺旋体自虱体内逸出，经人们皮肤上的搔痕或叮咬伤口侵入而致病，从而推翻了教科书上“回归热是因感染性虱子吸人血而感染”的传统说法，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好评。
以后，他又对在华北流行的斑疹伤寒进行了研究，并从北平的病人身上分离出流行性斑疹伤寒的病原体——普氏立克次氏体和地方性斑疹伤寒的病原体——莫氏立克次氏体。他还证实了阴虱也可以传播斑疹伤寒。钟惠澜本人也因多次深入流行现场而感染了斑疹伤寒。
30年代后期，华北流行黑热病，北平郊区和城内均有不少病例，有的因此而死亡。钟惠澜对黑热病的早期诊断进行了研究。提出应用骨髓穿刺检查替代脾脏穿刺检查，找利杜体的诊断方法。他还应用补体结合试验诊断黑热病，为黑热病的早期诊断提供了有力的方法。他与冯兰洲合作研究传播黑热病的白蛉媒介，证实中华白蛉是北平附近传播黑热病的主要媒介，而蒙古白蛉则因进食后形成牢固的食物外膜而不能传播此病。钟惠澜在研究中不慎在实验室中感染病原体而发病。他结合本人的亲身体会和对其他病例的观察，提出了黑热病早期表现的临床类型。他深入现场调查，在病人家中发现病犬，因而对犬作为贮存宿主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肯定了犬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他又进一步将犬的利什曼原虫接种志愿者钟夫人李懿征医师的皮下，5个月后李懿征发病，病状较轻，在其骨髓涂片中找到了利杜体，这进一步证明了犬利什曼原虫的致病性，肯定犬在黑热病传播中的作用，为中国防治黑热病、基本控制黑热病的流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平协和医院被迫关闭钟惠澜不得不离开协和医院而开业行医。1942年5月经人介绍，率领一批原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进入北平中央医院，钟惠澜出任内科主任，以后又升任医监。他团结广大医护人员与教会势力与日伪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使该医院不为这两种势力所控制。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钟惠澜接任医院院长，并将医院改名为中和医院，以表示此医院系中国协和同仁所办。1946～1948年钟惠澜又兼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主任教授，对学生及住院医师要求十分严格，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医务技术骨干。以后他辞去内科主任职务，但兼任内科教授。1948年协和医院复校后，钟惠澜也兼任协和医院内科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钟惠澜等把中和医院上交人民政府卫生部，医院改名为中央人民医院，钟惠澜仍担任院长兼内科主任。他积极参加中华医学会的各项活动，主持《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编辑工作，兼任总编辑。以后他又兼任《中华内科杂志》的总编辑。1951年钟惠澜当选为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以后又兼任内科学会主任委员。他还积极参加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的工作，为提高开业医生和在职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而作出重要的贡献。
1952年美军发动细菌战，钟惠澜受命担任中央防疫委员会反细菌战科技研究组副组长，并任调查细菌战的国际科学委员会的专家联络员。他随委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到朝鲜战场和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他们以大量事实和证据揭露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钟惠澜在这方面的功绩受到中国政府的表彰和嘉奖。
中国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时生活十分艰苦，常因吃了当地的蝲蛄而感染肺吸虫病，有不少患者发生脑型肺吸虫病而死亡。当时肺吸虫病还没有特效的治疗药物，钟惠澜主动承担了治疗肺吸虫病的研究任务。他经过反复的探索，终于找到了氯喹，一种过去用于治疗疟疾而对肺吸虫病也有一些疗效的药物，用它来治疗肺吸虫病，经过大剂量长疗程的治疗，约半数肺吸虫病患者得以治愈。以后他又试用氯喹合并吐根素来治疗肺吸虫病，虽然疗效得到提高，但是毒性反应也相应地增多。1962年他了解到日本横川教授应用硫双二氯酚治疗肺吸虫病实验动物及病人有良好的疗效后，他一面设法引进该药，同时也通过化工部与重庆制药厂合作试制该药成功。他在北京友谊医院及其他医院治疗少量肺吸虫病人有效后，即亲自率领研究室医务人员前往辽宁省宽甸县肺吸虫病重疫区开展大规模的治疗工作，前后与当地医务人员协作治疗近万名肺吸虫病患者，使他们恢复了健康，也挽救了大量脑型肺吸虫病患者的生命，有力地支援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使原来一直吃国家返销粮的疫区人民不再吃返销粮，而且还有余粮上交国家。以后他又带领助手去河南、四川、云南、湖南、黑龙江、山西、海南岛等地进行调查，查明了新的流行区，并发现8个肺吸虫新虫种，其中5种对人有致病性。他也发现了新的第一中间宿主3种拟钉螺。
1956年钟惠澜前往云南省楚雄地区进行调查，首次发现滇西血吸虫病的高发病区，此病在当地一直被误诊为疟疾、肝肿大综合征等症，这次的发现对云南血吸虫病的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钟惠澜积极参加社会和政治活动，1954年在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此后历任各届政协常委直至去世。1957年他在政协会议上多次强调人口过快增长对国民经济的危害，以及开展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可惜这些意见没有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他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意见才得到了肯定，他被聘为中国人口学会的顾问。
钟惠澜在医学及科研上的丰硕成就，赢得了国内外的盛誉，1956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苏联科学院授予他微生物学家、流行学家及传染病学家的荣誉称号和证书。1957年北京苏联红十字会医院移交给中国，并改名为中苏友谊医院（以后改名为友谊医院），周恩来总理指名钟惠澜出任院长。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钟惠澜受到迫害，“隔离审查”直到1969年才解除隔离，并允许他在内科门诊参加医疗工作。
1970年内蒙古额济纳旗驻军中发生一种传染病，病人有发热、淋巴结肿大，部分病人的肝、脾也肿大，并有个别病例死亡，但经过多方面检查，甚至尸检也未查明病因。有关单位派人向钟惠澜请教，他听取情况介绍，并了解一些有关情况后，认为可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黑热病，并让有关人员再次仔细复查病理切片。最后病理科医师在复查病理切片时找到了利杜体，从而完全肯定了病因，经采取有效措施治疗和预防后，控制了发病。钟惠澜在1942年曾先后报告1例这种类型的黑热病患者，现在该型却又在边疆出现。当时他很想亲自前往现场调查，但限于那时他的处境，未能如愿。几年以后北京郊区密云县山区也出现了几例黑热病的患者，钟惠澜闻讯后迅速率领助手与市、县卫生防疫站共同进行调查，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控制了北京郊区黑热病的复燃。
钟惠澜患有冠心病，在晚年他仍不顾年老多病的身体，继续与其他人员一起深入流行区进行调查和研究，为中国的医学现代化作出贡献，也为青年医务科技和研究人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所主编的200万字的巨著《热带医学》一书在卫生部和人民卫生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在1986年问世，完成了他的夙愿。1987年2月6日钟惠澜因心肌梗死和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出血，经抢救无效而与世长辞[1]。
钟惠澜-科研方法钟惠澜不仅在医疗上有很高的水平，而且在科研上也取得很大的成就。他在科研中强调实践及创造性思维。他一再以埃及的大科学家Bilharz的话“灵感来自泥土”来教导学生。因为Bilharz是研究埃及血吸虫病的权威，所以，要研究埃及血吸虫病必须先研究生活在土壤中的螺蛳媒介。用另一句话说就是智慧来自实践，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得到感性认识，经过分析和综合，再返回到实践，通过分析和综合就可以提高到理论性认识，这样才会有所创新和突破。他为了观察第一手科学资料，经常在实验室里研究到深夜。钟惠澜说过：“搞研究要像谈恋爱一样，真正爱上自己所搞的工作，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用到研究工作中去，这样才有可能搞出点名堂来”。他这种重视实践，忘我的科研精神是他不断取得成功的基础。他在工作中也一再强调，科学家一定要有创造性思维，不要迷信权威，也绝不能跟在洋人屁股后面转，只是重复他们的东西，而要在他们现有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这就必须要有创造性思维，敢于思考前人或别人没有考虑到的东西，这也需要有科学分析的头脑，这样才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和有所突破。
钟惠澜在科研工作中摸索出一套研究热带病的三结合（临床、现场和实验室三结合）的科研方法。当在临床上发现有关病例后，即到现场进行调查，然后把有关材料带回实验室进行检查和研究，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综合，得出初步的结论。以后再把结果用于临床或现场，或在那里进行检查，这样就可以使结果更加完善。钟惠澜这种三结合的科研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是他在科研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有效方法。
钟惠澜-四川肺吸虫1955年
1名来自四川的铁路筑路工人皮下出现包块，末梢血液嗜酸粒细胞数明显增多，经过许多医院检查不能确诊，最后来到人民医院内科，经过钟惠澜的详细检查，确诊为肺吸虫病而治疗获愈。此后他多次派助手去四川雅安、温江等地进行调查，在当地石蟹中发现与卫氏肺吸虫不同的囊蚴，感染猫后获得长条形的肺吸虫成虫，他将其定名为四川肺吸虫。此外又发现一种较一般卫氏肺吸虫囊蚴明显为小的囊蚴。四川肺吸虫所引起的临床病症与卫氏肺吸虫病截然不同，而以蠕蚴移行症为其主要临床表现，有游走性皮下包块、咳嗽、咳痰，但痰中从无虫卵；也可有胸腔积液、心包积液、蛛网膜下腔出血等。主要因为人并非此虫的适宜宿主，因而虫体在人体内到处游窜，以寻找适宜的寄生场所，从而出现了这些症状和体征。钟惠澜与曹维霄等于1962年发表了卫氏肺吸虫四川变种及新种肺吸虫－四川肺吸虫的论文。文章发表后，广东中山医学院（现中山医科大学）的陈心陶教授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四川肺吸虫就是他以前发表的斯氏肺吸虫，他也不同意卫氏肺吸虫变种的想法。从此开展了一场学术争鸣，当然也推动了肺吸虫研究的深入发展。不过无论如何，四川肺吸虫病是国内外从未报告过的新的临床病症。不论斯氏肺吸虫与四川肺吸虫是否同物异名或各为独立虫种，陈氏在发表斯氏肺吸虫时仅报告了成虫的形态，而钟氏则除成虫外，也发现其囊蚴，并首次发现其第一中间宿主为一种极小的拟钉螺。在1986年陈心陶主编的《吸虫志》 Ⅱ册（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已将斯氏肺吸虫与四川肺吸虫分别列为独立的虫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