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孟诗派简介
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崛起的一个影响很大的诗派，代表诗人是韩愈、孟郊，还包括贾岛、卢仝、姚合、李贺、刘叉等。他们不想随盛唐诗的后尘亦步亦趋，而要自创新格，另辟蹊径，“言人之所未言，辟人所未境”。他们继承并发展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面，在创作态度上，“用思艰险”，崇尚“苦吟”，主张“不平则鸣”与“笔补造化”。在诗歌风格上，主要追求奇崛险怪、雄奇怪异之美。韩愈评价孟郊的“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奋猛卷海潦”、“刿目怵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掏擢胃肾、神设鬼施、间见层出”，就是这种风格的具体描述。而思想内容上，即使是优秀之作，也多以抒写个人的遭遇来揭示社会的弊端，直接反映现实的较少。
最早将韩孟并称的，是孟郊自己。他赞扬贾岛时就说：“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戏赠无本》）后来，宋人梅尧臣《读蟠桃诗寄子美永叔》中也说：“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偶以怪自戏，作涛惊有唐。”韩孟并称，是因为他们交谊深厚，过往甚密，经常在一起联句斗诗，现存的联句诗还有十三首之多。孟郊比韩愈年长十八岁，有唐一代，韩愈最佩服的诗人除李杜外，就是孟郊。后来文人对韩孟互有抑扬，但也有持平之论：“韩之推孟至矣，后人高韩抑孟，恐非韩意，”（刘熙载《艺概》）“二人工力悉敌，实未易优劣。”（赵翼《瓯北诗话》）[1]
韩孟诗派的代表诗人简介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贞元八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后因上书论时事被贬广东阳山。宪宗时随宰相裴度平定淮西，迁刑部侍郎。因谏阻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虽有意创奇，但他于盛唐旧法作诗其实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后期创作更多抒写闲情逸致的小诗和近体诗。《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郎》：“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能真切地捕捉住细雨滋润后初泛的一层似有若无的草色及其给人的新鲜感受，传达出早春的神韵。《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是一首著名的七律：“一封朝奏九
重天，夕贬朝阳路八千。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只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武康县）人。是韩愈的诗友。他一生穷困，耽于选举，50岁才做到潥阳尉这一任小官。性格孤僻耿介，诗歌调子苦涩矫激。孟诗的奇，主要在构思和艺术表现上。他作诗“劅目鉥心”、“掐擢胃肾”，往往有出人意料而又新颖形象的奇思。如“春芳役双眼，春色柔四肢。杨柳织别愁，千条万条丝”（《古离别》）。写春色之美，别愁之深，却怪春花让人双眼服劳役，春色把人四肢都醉软了。而千万根杨柳丝却织成了让人钻不出的愁网。“试妾与君泪，两处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为谁死”（《古怨》）[2]
韩孟诗派的形成韩孟诗派及其诗风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早在贞元八年（７９２），４２岁的孟郊赴长安应进士举，２４岁的韩愈作《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及《孟生诗》相赠，二人始有交往，由此为日后诗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此后，诗派成员又有两次较大的聚会：一次是贞元十二年至十六年（７９６～８００）间，韩愈先后入汴州董晋幕和徐州张建封幕，孟郊、张籍、李翱前来游从；另一次是元和元年到六年（８０６～８１１）间，韩愈先任国子博士于长安，与孟郊、张籍等相聚；后分司东都洛阳，孟郊、卢仝、李贺、马异、刘叉、贾岛陆续到来，张籍、李翱、皇甫湜也时来过往，于是诗派全体成员得以相聚。这两次聚会，对韩孟诗派群体风格的形成至为重要。第一次聚会时，年长的孟郊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诗风，从而给步入诗坛未久的韩愈以明显影响；到第二次聚会时，韩愈的诗歌风格已完全形成，他独创的新体式和达到的成就已得到同派诗人的公认和仿效，孟郊则转而接受韩愈的影响。通过这两次聚会，诗派成员酬唱切磋，相互奖掖，形成了审美意识的共同趋向和艺术上的共同追求。[3]
韩孟诗派的诗歌主张分析作为一个诗派，韩、孟等人有明确的理论主张，首先是“不平则鸣”说。在《送孟东野序》中，韩愈指出：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所谓“不平”，主要指人内心的不平衡，强调的是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它既是对创作活动产生原因的揭示，也是对一种特定创作心理亦即“不平”心态的肯定。这篇序文是专为一生困厄潦倒、怀才不遇的孟郊作的，文中以“善鸣”推许孟郊，则其更重视穷愁哀怨者“鸣其不幸”的倾向不言自明。在《荆潭唱和诗序》中，韩愈进一步指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这里的“和平之音”和“愁思之声”虽都可视作 “不平”之鸣，而且所谓“欢愉之辞难工”并不是说不能工，“穷苦之言易好” 也不是说一定好，但从文学创作规律来讲，因前者出生于王公贵人之手，其生命状态多平易流滑，便很难表现出“鸣”的深度；而后者饱经困苦磨难，其生命力与阻力激烈碰撞所导致的“不平”之鸣便易于惊动俗听，传之久远。
“不平则鸣”说的另一要点在于特重诗歌的抒情功能。本来，作为诗文大家的韩愈是更重视文的，他说自己不过是“馀事作诗人”（《和席八十二韵》），并明确认为与他那些“约六经之旨”、“扶树教道”的文相比，其诗只是抒写 “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上宰相书》），以“抒忧娱悲”（《上兵部李侍郎书》）而已。然而也正由于韩愈没有把诗与文等量齐观，才使诗歌避免了成为道学工具、政治附庸的命运，才得以保持其“抒忧娱悲”、“感激怨怼”的美学品性。“感激怨怼”就是“不平”，“抒忧娱悲”就是将此“不平”不加限制、痛痛快快地抒发出去，所谓“郁于中而泄于外”（《送孟东野序》），指的便是这种情况。由此看来，韩愈提倡“不平则鸣”，就是提倡审美上的情绪渲泻，尤其是“感激怨怼”情绪的渲泻，可以说是抓住了文学的抒情物质。
韩孟诗派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笔补造化”。用李贺的话来说，就是“笔补造化天无功”（《高轩过》）。“笔补造化”，既要有创造性的诗思，又要对物象进行主观裁夺。孟郊非常欣赏“手中飞黑电，象外泻玄泉。万物随指顾，三光为回旋”（《送草书献上人归庐山》）的书法艺术创造，由此而及于诗，他认为虽“形拘在风尘”，但可以“心放出天地”，用一己之心去牢笼乾坤，绳律 “万有”（《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在《赠郑夫子鲂》中，他这样说道： 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苟非圣贤心，孰与造化该？ 将天地纳入“胸臆”之中，“由我”来尽情地裁夺，这是何等大的气魄！而只有发挥创造性的诗思，才能“裁”物象，“该”造化，吁嗟之间而生风雷之象。
与孟郊一样，韩愈也十分重视心智、胆力和对物象的主观裁夺，他一再说： “研文较幽玄，呼博骋雄快”（《雨中寄孟刑部几道联句》）；“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网恢”（《咏雪赠张籍》）；“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答孟郊》）。研讨诗文而至于“幽玄”，搜求“智网”复辅以“雕刻”，造端命意、遣词造句则要力避流俗，觑寻“天巧”，足见韩愈的创作取向。韩愈还屡屡强调写作要 “能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要大胆创新，“勇往无不敢”（《送无本师归范阳》）。他说“若使乘酣骋雄怪，造化何以当镌劖断！”（《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这已经不是要“笔补造化”了，而是在向造化宣战。司空图评韩诗云：“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序》）韩诗这种风格的形成，不能不说与其特富创新意识的诗歌理论以及中唐的文化趋向有着紧密的关联。
韩孟诗派在倡导“笔补造化”的同时，还特别崇尚雄奇怪异之美。在《调张籍》一诗中，韩愈这样写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
此诗与当时一些崇杜抑李论者迥异其趣，给予李、杜诗以同样的高度赞誉。这赞誉的落脚点不在李杜诗的思想内容，而在其诗“巨刃磨天扬”那奇特的语言、雄阔的气势和艺术手法的创新。所以韩愈与李杜精神之“交通”处便是“百怪入我肠”，他欲追踪李杜，所取法也正在于此。所谓“拔鲸牙”、“酌天浆”，将其胆之大、力之猛、思之怪、境之奇发挥到极致，完全是一派天马行空、超越世俗的气象。这是一种的审美取向，韩愈不仅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努力实践它，而且用以审视、评价、赞许同派其他诗人的诗作。他说孟郊的诗是“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土》）；说贾岛的诗是“狂词肆滂葩，低昂见舒惨。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说张籍的诗是“文章自娱戏，金石日击撞。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病中赠张十八》）；说自己与孟郊、张籍等人的诗是“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醉赠张秘书》）。其着眼点都在力量的雄大、词语的险怪和造境的奇特。尽管上述某些评论并不符合诗人们的创作实际，但却突现了韩愈美学思想；尽管在论诗时韩愈也注意到了“妥帖”、“平淡”的一面，但由于他主张的重心在雄奇险怪，便往往顾不上平淡妥帖了。
与韩愈相同，韩孟诗派其他成员也大都具有崇尚雄奇怪异的审美取向，如孟郊声言自己为诗“孤韵耻春俗”（《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卢仝自谓 “近来爱作诗，新奇颇烦委。忽忽造古格，削尽俗绮靡”（《寄赠含曦上人》）；刘叉宣称“诗胆大如天”（《自问》）、“生涩有百篇”（《答孟东野》）；李贺更是倾心于幽奇冷艳诗境的构造，既“笔补造化”又师心作怪。虽然这些诗人因自身遭际所限，视野不够宏阔，取材偏于狭窄，大都在苦吟上下功夫，以致雄奇不足而怪异有馀，诗境也多流于幽僻蹇涩，但他们却以自己的美学追求和创作实践有力地回应了韩愈的主张，强化了以怪奇为主的风格特点。
从“不平则鸣”到裁物象、觑天巧、补造化，到明确提出雄奇怪异的审美理想，韩孟诗派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诗歌创作理论。它突破了过于重视人伦道德和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由重诗的社会功能转向重诗的抒情特质，转向重创作主体内心的展露和艺术创造力的发挥，这在诗歌理论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4]
《唐之韵》第12集——“韩孟诗派”解说词韩愈是河南孟县人（韩愈墓）。他曾是唐代中国文学史上的散文家和诗人，是一个叱深咤风云的人物。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对解放和扩大汉语的表达功能起过扭转风气的作用。他是个语言大师，写文章主张“惟陈言之务去”，就是说务求避免用烂熟的词语。从这种主张出发，他创造了许多叫人耳目一新的语汇。如“面目可憎”，“垂头丧气”，“不平则鸣”，“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等。这些词语又形象又生动，都被沿用至今。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帮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调张籍》）
这里不过是说，李白和杜甫都是伟大的诗人，无知小儿故意贬低李白，只不过像蚂蚁妄想摇动大树。可是被韩愈这么一写，就有一种震撼力。
韩愈既写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散文作家，自然不可能不把散文的写作手法运用到诗中来，就是说，不追求诗句的紧缩，而欣赏诗句的散文美。把散文化倾向引入诗中，也就是所谓的“以文为诗”。
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俾赤脚老无齿。辛勤奉养十余人，上有慈亲下妻子……（《寄卢仝》）
且不说“破屋数间而已矣”是纯粹的散文句，还带之乎者也这类虚词，就是其他各句也都是散文化的，从语序看都符合口语的习惯，不过这种平直浅白的散文句，却又别有一种潇洒自在，读起来使人感到亲切。
喜欢在诗里融入哲理。
《山石》这首诗，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粗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粝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 ，嗟哉吾觉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把议论引入诗中，这可以说是韩愈开创的风气。可以这样来总结：韩愈是中唐也是整个唐代开宗立派的大诗人。他的诗狠便奇险，气魄宏大，想象丰富，像惊风掠地，闪电腾空，有一股不可阻挡的气势。他追求新颖、奇特，甚至不怕流于怪诞。在遗词造句、立意布局上都极力要从前人的圈子里跳出来，以期能产生一种不容抗拒的震撼力，使人耳目一新。不过他有时使用散文句太多，使人感到太平淡，或使用冷僻字太多，使人根本读不懂。他又爱在诗里发议论以致有时造成说理的成分太重，虽然新奇，却往往没什么诗味。由于他的诗狠重奇险的风格牲非常突出，影响很大，同时缺陷也明显，因而在后世引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褒扬的说他超过杜甫，贬低的则说他根本不懂诗。宋朝人爱在诗里发议论，搬弄学问，就跟他有很大的关系。
这里陕西扶风县法门寺。法门寺之所以著名，是因为这里有镇寺之宝——佛骨。为了这节佛骨，韩愈曾差点儿丢了性命。当时，信佛的唐宪宗把佛骨迎入宫中，于是在京城长安引起轰动。针对这一事件，韩愈写了《论佛骨表》，指出信佛对国家没有好处。文中提到，自东汉以来，信佛的皇帝都短命，惹得怕死的唐宪宗勃然大怒，非要处死他不可。由于大臣们苦苦求情，他才算捡回一条命，被贬到广东潮州。韩愈起程去潮州时，路过陕西蓝田县的蓝田关，写了这首给他的侄孙韩湘的七律。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原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李白的诗是一口气喷出来的，韩愈也一样。不过，李白随心情而定，也许是一声怒吼，也许是一声叹息，讲究的是自然。韩愈则不然，总的看来，使人感到就像唱黑头，运足了全身的气力，猛一嗓子喊出来，要的是一下把人镇住的效果。这就叫气势！
忽忽乎余未知生之为乐也，愿脱去而无因！安得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合，绝浮尘！死生哀乐两相弃，是非得失会闲人！ （《忽忽》）
这里说的，不过是庄子式的达观，把生和死等同起来。按常情来说，既然活着不觉得有什么可快乐的，宁愿得到解脱，那么接下来就应当说些一了进了的话。然而诗人只点到为止，立即就反弹回来，霎上一句“安得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合，绝浮尘！”，希望能长出像庄子说的那种大如云团的翅膀，从天地间飞出去。这种诗，本来不管怎样来淡化死亡的悲哀，调子也不可能高扬起来。诗人却硬是唱得如此悲壮，可见他绝不肯踩着别人的脚印去寻找宝臧，宁可流于怪诞而受指责，也不肯守住平庸而受吹捧。
韩愈对孟郊可以说赞不绝口，一有机会就为他扩大声誉。不查资料，就会以为这是一位长者在奖拔后进。其实，韩愈比孟郊小十七岁，两人只能算忘年义。他们写诗都好奇异，避熟求生，因而就称为韩孟诗派。
欲别牵郎衣，郎今到何处！不恨归来迟，莫向监邛去！ （《古别离》）
妻子本来不愿意让丈夫出远门，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退一步，只求丈夫不要像司马相如走到监邛就爱上卓文群那样把自己抛弃。这比做妻子的反复叮咛丈夫不要一走就忘了家，更叫人心酸。
他最有名的诗是《游子吟》，据人统计，这是流传最广的诗中的一首：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监行密密缝，意巩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按常情，游子衣服破了就会想家，回来得就可能早一些，做母亲的却内心矛盾，既盼儿子早早归来，又怕衣服缝得不结实破了没人补，特意“监行密密缝”，宁可自己倚门盼望，也不愿叫儿子为难，诗最感人的地方就在这里。讲究孝道了几千年的国人，谁知道还要为这首诗流多少眼泪！
贾岛也是韩愈赏识的诗人，也以苦吟出名。他写过一首《送无可上人》的五言律诗，里面有两句说，“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头一句特别尖新奇巧。写人不说人，而说人映在潭水里面的影子，这样从形影相吊来着眼，愈益显出行人的孤独和寂寞。
闲居少邻
并，划经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题李凝幽居中》）
“黑云压城城欲摧”，是经常有人引用的一句诗，大概谁都不会感到陌生。也许连引用的人也未必知道，这是被誉为鬼才的短命诗人李贺的作品。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监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群黄金台上意，担携玉为群死。 （《雁门太守行》）
诗中写一位将军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紧急关头，带领士兵出击。诗中黑、金、胭指、紫、红这些浓重的色块拼镶在一起，对比强烈，具有很强烈的刺激效果。再加上角声的凄厉，喜声的沉闷，益发加重了苦战的悲壮。
如果不是记载，我们大概不会相信，这是李贺十八岁时的作品。意境这么苍凉，气势这么悲壮，难怪大诗人韩愈读起他的诗来不禁肃然起敬。
李贺只活了二十七岁。据说他死时，看见了一个穿红衣服的人来叫他，说是天帝造了一座白玉楼，召他去写一篇纪念文章。在人间一生不得志，也许只有在天堂才能施展他的才华吧！生活所唤起心理反应，总是沉重的，就连唐代人活得也并不轻松！[5]
韩孟诗派研究学术专著两种
[6][7]
肖占鹏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9-06
毕宝魁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