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列强侵略矛头直指中国，造成了中国边疆危机四伏。台湾战略地位显要，成为美国、法国等列强武力侵犯的重点。明治维新一开始，日本在对外政策上确立了“开疆拓土”的侵略总方针。地处日本西南太平洋上的琉球和台湾成为其对外扩张的首选目标。
1871年12月，60多名琉球人乘船遭遇台风，漂流到台湾南部登陆，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居民杀害，其它人被清政府送回国。日本以琉球漂流民在台湾被杀为借口，在美国驻厦门总领事、自称“台湾通”的李仙得的协助下，立即向清政府发难，乘机侵略台湾。
1873年11月，日本政府派外务卿副岛种臣出使中国，随员柳原前光到清政府总理衙门询问琉球漂流民被杀事宜。柳原前光提出：“贵国台湾之地……贵国所施治者仅及该岛之半，其东部土番之地，贵国全未行使政权，番人仍保持独立状态。前年冬我国人民漂流至该地，遭其掠杀，故我国政府将遣使问罪。”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等回答说：“番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夫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在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过问？”柳原前光争辩说，琉球为日本的国土，清政府应惩罚杀害琉球人的番民。毛昶熙说：“杀人者皆生番，故且置化外。……皆不服王化。”柳原前光说：“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我却将问罪岛人。”
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4月组成所谓的“台湾生番探险队”3000人，由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舰队侵略台湾，并在琅峤登陆。5月18日，日军开始与台湾当地居民交战。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等战死。7月，日军以龟山为中心建立都督府。
清政府得知日军侵犯台湾消息后，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并派福建船政大臣沉葆桢率军直赴台湾。沈葆桢等到达台湾后，一面与日军交涉，一面积极备战。日军由于不服台湾水土，士兵病死较多。日本政府考虑到不能立即军事占领台湾，于是转而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经过一番外交斗争后，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于10月31日签订《北京专条》，清政府付给“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抚恤银10万两和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40万两。12月20日，日军从台湾全部撤走。
日本第一次对外侵略扩张首选的目标即为中国台湾，给清政府敲响了警钟，同时也暴露了日本霸占台湾的野心。
1879年，日本武力吞并了琉球，设冲绳县。台湾的安全再次受到威胁。1885年10月，清政府下诏在台湾建省，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
1874年4月27日，日本借口琉球“牡丹社事件”[1]，悍然出兵台湾。日本此次出兵，其实质是为了占领整个台湾岛。此事与美国人李仙得有关。以往史书对此叙述不祥。此次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在日本查找资料过程中，发现一系列的资料能够证明日本此次征台从策划到实施确实都与美国退役军人李仙得（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相关联。李仙得为日本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外交策略。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占领台湾。他策划让日本取得清政府对台湾蕃地无有效统治的所谓“化外之地”的口实，进而为出兵台湾提供籍口。同时，他还为日本提出了具体的攻台作战计划书。现将此“计划书”中译文呈献给各个朋友，并加以分析。
提给日本政府有关生蕃处置意见之备忘录
（第二备忘录）
1872年10月15日起稿
就琉球牡丹社事件，日本政府在与总理衙门进行谈判时，估计清政府的回答可能是：琉球是我大清国的属国，生蕃地牡丹社亦是台湾的一部分，它们都属于中华帝国内部事务，所以按照惯例，查其原委，惩其曲直，其责在我大清政府。以前（１８６７年）应美国政府的请求，我政府已经派遣军队对排湾族进行了严惩（注解2中的“罗布号事件”）。这也是惩罚之责在我政府的一个有力证据。另外，不管是否听闻琉球人遇害事件的报告，我政府都将尽快下敕旨，对牡丹社人进行严罚，并就今年五月日本使者所言及的清国臣民对生番人施以奸谋欺诈一事进行调查。另就对生番人进行处理一事，我政府认为他们本属野蛮人种，其行为、其风俗甚为卑下恐怖，恐难以用武力压服，望日本政府莫把尊贵的民命弃于无望之地。同时，对贵国政府救助“马利亚罗兹”号清国公民一事，我政府深表感谢，并愿两国的友谊年年加深。
据此推测，我方必须发出严词峻语，才能使谈判破裂。最重要的是我方必须明言，请求把台湾岛给予我国。其理由如下：
第一、清国政府的统治权力从来就没有触及到台湾岛的东南部，其政权的普及、政令的布示、事务的管理都没有在此地进行。根据这一事实，清国政府应当知道，现在各国的船舶在台湾东南部沿海来往不绝，恐怕迟早会有其他国家的人来此地进行管理。这样与其让西方人领有，还不如让我日本国领有。
第二、日本山居之民，其体质最适合与生蕃人交战，清国无此良兵。日本将不费时日就能占领此地。我方先以武力制服生番，再以仁爱礼仪之心对其进行教育，促使生蕃睿智渐开。
第三、此策对清国政府来说是一劳永逸之策，与其让他国领有台湾，不如让日本领有为上策，因日本的风俗大体上与之接近。
如果清政府不按日本的请求把台湾岛给予我政府的话，我方可不拘泥于请求要项，直接出兵占领岛内生蕃所在地。此地乃清政府统治没有布及的空虚之地。作为威哧之声势，在使节到达北京之前，备好兵粮武器，运兵八千至宫古岛。运兵一事可借助于东北季风，用洋式或和式帆船，即能减少费用，又能顺利完成运兵任务。另外，需在谈判结束之前，派一铁甲舰及一小型汽船在清国的南海岸及台湾附近往来巡视。
万一此一威哧没有成功，必须进入实战状态，我军队需尽快占领台湾岛西部，因为岛东部没有可碇泊的港口，我方船只没有避风之场所。占领岛西部地区作为大本营及根据地，向东部的士兵运送粮食和武器，即便是在狂风暴雨之时，一日也能到达。这样既可以免于东部的兵士饥馑之荒，也使武器弹药不至于缺乏。占领台湾岛西部以后，（粮食和武器）用铁甲舰运送到澎湖岛（渔人岛）， 以便在取得马公（麻昆）及（ポンフー）港之后用于守备。同时用吃水十二英尺以下的炮舰三艘保护运兵船，将屯住在宫古岛的八千士兵中的一百人送到西贝岛（ソーベイ），派有能力的指挥官对此地进行严守。另外，运送一千五百人到基隆、一千人到淡水。在基隆必须留一艘炮舰进行守卫。
宫古岛及台湾北部时常有大风，从宫古岛到西贝岛（ソーベイ）、基隆及淡水距离并不遥远。
到西贝岛（ソーベイ）只有一百英里，所以，如果汽船一个小时行进七英里，十四小时即可到达。
到基隆一百四十英里，大概需要二十小时到达。
到淡水一百八十英里，大概需要二十六小时到达。
所以只要找到当地的引水员，即可不必担心会有危险发生。
如能按上述配备兵力，那么在宫古岛将还有五千四五百兵。把其中的四千四百人送到澎湖岛（渔人岛）。此岛距离宫古岛三百五十英里，用汽船需要五十个小时才能到达。这主要是对前面所说的“马公（麻昆）”港进行守卫，以防止支那的袭击。
在马公（麻昆）港守备的指挥官必须清楚地注意到，此港口南部的低地上有一突入海中的岬岩，其上建有两座坚固的炮台。此地乃马公（麻昆）港的门户，其主要目的是为防止敌舰向港内射击及敌人进攻所建。（此情况将在别纸详细阐述）
马公（麻昆）港的北部有一清国人的小市场，我们可在此获得少量的蕃薯、豆类、蔬菜、鱼类、鸡蛋等食物。
澎湖岛（渔人岛）的岛民都是支那的贱民，大体上都以捕鱼为业。此地气候炎热，但对健康无害。
在马公（麻昆）港有支那的兵丁屯住，由“北福带”（ぺフタイ）来指挥。不用担心，恐其看见我日本的铁甲舰就会不战而降。
四千四百名士兵到达澎湖岛（渔人岛）后，马上用汽船数艘、铁甲炮舰一艘护送其中四千兵到台湾的首府台湾府，留四百兵守卫马公（麻昆）港。
台湾府与澎湖岛（渔人岛）有九十英里的距离，所以，运兵船在日落之前出发，第二天未明即可到达台湾府。
台湾府的周围是用花岗岩砌成的三十英尺高的围墙，上面有多枚大炮，但没有炮架，不能应战。我军可在城外适宜之处建几所炮台，不需要激烈的战斗，即可轻易地使敌人降服，取得台湾府的主权。
台湾府的城墙纵然坚固，但也难以抵挡我军的大炮。
台湾府一旦降伏，我军入城后马上在安平构建沙造炮台，以防止从海路而来的敌人。在沙造炮台建好之后，或者在此之前合适之时，用铁甲舰把五百名士兵运送到打狗（高雄）。此城在台湾府南三十五英里处，那里没有防备用的炮台，也没有驻屯军队，不需要进行战斗既可平定此地。如果清国在此地有炮舰活动，我方可用铁甲舰直接与之较量，将之击沉。此地平定后，为防止敌人的来袭，在此地建设炮台，并留一艘炮舰在此地进行守护。铁甲舰返回到“澎湖岛（渔人岛）”。
铁甲舰回澎湖岛（渔人岛）到后，其附属的小汽船必须经常在台湾与澎湖岛（渔人岛）之间进行往返巡视，以探知从福州、广东方面的敌舰动向，并将情报向主将报告，主将再把报告发送到铁甲舰上。这样铁甲舰就可以将行进中的敌舰队击沉、打碎或驱散。
台湾府、打狗平定后，尽快把一百名士兵从打狗运送到枋寮。最近，支那人在那里建设了兵卒屯集所。另外，从台湾府送五百人到社寮（车城），在此地构建沙造炮台，以防止敌人的海上入侵。
上述各项阐述了如何攻取台湾、攻取之后怎样守卫以防止敌人进攻的重要步骤。但前项没有言及基隆、淡水两地的炮台守护问题。随行的我军（士官）必须注意的是，在取得上述两地后，必须尽快采用大炮进行守备。同时轻炮队及山用臼炮对台湾南、北部的平定也是不可缺少的。
基隆、淡水、台湾府及打狗都设有税馆，那里有支那人雇用的外国人在此工作。估计此地必有金银物品，我方要安全、妥善地将其缴获。另外在淡水附近、板桥（バンカー）及台湾府都设有清政府所辖的大型粮仓，这也是我方必须注意的事情。
在台湾府还有许多不起作用的大炮，淡水也有一些。我方应将其用运输船或炮舰运回日本进行熔解。
如前所述，我方在取得台湾各地之后，必须将支那政府所属各种物件全部抛弃。对台湾民众尽量亲和，决不作欺骗之事。指挥官宜用支那文多印一些布告在各地张贴。布告书明言我皇国军队来此地是为惩罚支那政府的恶行，决不加害于无辜之普通百姓，凡发誓恭顺我皇国者皆给予保护，但若起兵反叛或内通支那者一律按军法处死，决不姑息。
基隆、淡水两地平定后，我方可向当地土著人购买粮食。尽管如此，如果数周后还要留在此地，我军队必须从开始就要携带好数周用的食物。
在台湾府和打狗两地，我军不难获得粮食。但为了以防万一，我军必须准备好数周用的粮食。
在前面所言之地，很容易就能找到贮藏粮食物品的仓库。
枋寮及社寮两地居民很少，要想获得最初的粮食也很困难，所以必须从台湾府运送粮食。
在前面所言四地，能获取到牛肉、鱼类、干野猪肉等，另在台湾府、打狗、淡水、基隆等地还能买到米、糖、甘蔗、豆类等。最初虽说须用钱来购买，但台湾有四百万人口，以后可用收税方式来解决。
负责后勤的官员必须注意在淡水、基隆等地用温度计进行气温测定，制定温度气象表，第二个月测试五十五次，第三个月测试六十二次，第四个月测试七十次，第五个月测试七十五次。
台湾府及高雄的热度会更高。
此行还需要（陆军）士官三人。也需要海军士官二人，其中一人指挥铁甲舰，另一人负责运输及其他事务。
台湾平定以后，支那政府必定否认我方对台湾的占领，所以，除了上述的八千士兵之外，还要送四千士兵送到澎湖岛（渔人岛）。此兵可进至厦门，占领此地，对清政府进行威逼，我预计可达成和平，并谋取到战费。厦门离马公（麻昆）港很近，用汽船十二小时即可到达。
以上是李仙得为日本政府提出的“攻台计划书”的内容。李仙得的“攻台计划书”对日本政府出兵台湾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从此“计划书”中我们能得到哪些历史启示，以下就这些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其最早的汉语名为李让礼,后改为李仙得或李善得。1830年8月26日生于法国的名族，巴黎大学毕业。后与美国籍女士结婚，赴美定居，在南北战争中其战功卓著。1866年12月，李仙得任美国驻厦门的领事。时因美国“罗布号商船事件”而成为著名的台湾通[2]。同时，李仙得也因此事件对清政府的台湾统治极为不满。1871年“牡丹社事件”发生后，李仙得曾亲自到台湾牡丹社进行责问，并就此事件上书清政府官员及美国政府，从而引起清政府官员及美国公使对其行为的不满。[3]但李仙得的行为却倍受日本政府的赏识。他于1872年，受雇于日本政府，成为活跃在日本明治前期的著名的美国籍外交顾问。其本人对近代日本外交的影响，我们可从日本《国史大辞典14》中略窥一班：“一八七二年李仙得归国途中路过横浜，在美国驻日公使的介绍下，与外务卿副岛种臣会面，在副岛种臣的恳求下，留任日本外务省顾问，准二等出仕。第二年就台湾问题随副岛同赴清国。1874年出兵台湾之时，就职于台湾蕃地事务局，就台湾政策及对清外交对大隈重信进行献策。因此行动活跃，曾被持局外中立的美国领士所拘禁。”[4]另外,日本近代史上有名的“民本主义”政治家及思想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吉野作造曾撰写《日本外交的恩人——李仙得将军》一文，对李仙得在日本近代外交，特别是在日本对台策略问题上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李仙得是日本近代外交的大恩人。[5]
李仙得究竟为日本政府提供了哪些策略，《后藤新平正传》一书给予了明确的阐释：“这个年轻的帝国，正在开始实施着由李仙得忠告而发起的坚固的新国策——大陆政策。即北起桦太，南到台湾，由一连串岛屿完成对支那的半月形包围，更要控制朝鲜和满州，否则就无法保障帝国的安全，控制东亚的时局。这就是李仙得提出的建设性的策略。此策略刺激着日本年轻的领导者们，不久就成为我新兴帝国的国是。”[6]
李仙得是日本明治初期外交，特别是出兵台湾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其受雇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因其通晓台湾事务”。[7]李仙得成为日本外交顾问之时，正值副岛种臣外务卿将要使清交涉之时，李仙得从1872年11月开始，围绕着台湾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数十件备忘录（覚书）[8]及无数的意见书等，“深深地影响着日本政府的台湾策略及日本对清交涉方针”。[9]
尽管日本出兵台湾没有完全按照李仙得提出的“攻台计划书”实行，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各国的干涉及琉球本身并不希望日本出兵。如果没有其它各国的干涉，李仙得所提出的“占领台湾或占领台湾的一部分”即是日本此次出兵的即定计划。所以甲午战争胜利后，日本马上提出割让台湾也就有源可寻了。
[1] 1871年12月11日，琉球宫古岛渔民遇强风飘至台湾南部恒春半岛八瑶湾，登陆后有54人遭到排湾族高士佛番社人杀害，此事件通称牡丹社事件。
[2]一八六六年十二月，李仙得作为美国驻厦门的领事来清赴任。第二年，美国的罗布号商船在台湾的南部发生故障，船长以下的人使用备用船只艰难登陆成功，却被蜂拥而来的当地土人所杀害。此情报传到厦门以后，作为厦门领事的李仙得义愤填膺。他亲自直接与当地清朝官员进行商量，约定要对台湾蕃地土人进行惩罚。之后，他亲自赴台湾，对发生灾难的地点进行实地考察，十天后返回。他把实地考察的结果写成报告，提交给当时美国驻北京的公使及美国驻清东海舰队提督。他在报告中主要简述了以下两点（一）对台湾当地蕃人进行惩罚性征讨。但此行动仅靠外国的能力是难以达到目的的；（二）解决问题的关健是需要清国官员及台湾西海岸当地人进行有效的配合。然而当时美国的水师提督并没有采纳李仙得的意见，认为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征服台湾当地番人。不久，美国驻清水师孤军对台进行征讨，结果如李仙得所预想的那样征讨行动失败，副船长以下的多数官兵都丧命于番地。于是美国政府改用李仙得为统领，拟对台湾蕃地进行第二次征讨。李仙得并没有急于出发，他先来到北京，企图通过美国驻北京公使协迫清国政府及台湾现地官员协助其讨伐，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于是他来到福州，与当地官员商量，借到了一艘炮舰。渡海到达台湾后，并没有马上对蕃人进行征讨，他带美国士兵亲自到台湾府，说服当地官员答应派军队协助作战。这样他采取海陆并进的方式对牡丹社蕃地进行围攻，蕃人迫于其威力而投降，蕃社酋长款待李仙得，并发誓以后决不对遭难船民进行杀戮，并把前被害人的遗物全部返还。是年底，李仙得乘借到的清国船安全地回到厦门。据此，李仙得在台湾当地土人中的威望极高，他又在一八六八年、一八六九年二次去台湾。特别是第二次，在台停留长达四个月之久，他辗转于台湾各地，对地理、风俗、人情进行了细致的考查。由于李仙得的努力，使许多海难者到台湾后，都免于被当地蕃人杀戮。参见：(日)《日本外交の恩人将军李仙得》，《明治文化の研究》，新旧时代，第７、８页。
[3] (日)《日本外交の恩人将军李仙得》，《明治文化の研究》，新旧时代，第７、８页。
[4] (日)《国史大辞典14》，吉川弘文舘，１９９３年版，第６８９页。
[5] (日)《日本外交の恩人将军李仙得》，《明治文化の研究》，新旧时代，第３―７、８页。
[6] (日)鹤见祐辅：《正伝後藤新平》，藤原书店，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８日版，第1８页。
[7](日) 中村尚美：《李仙得》，《日本历史》第35号，1960年刊，第47页。
[8] “覚书”在日语中的解释为“1、为了不忘记而写下来的东西及文章；2、把事实和主张传递给外国的外交文书。” 一份“覚书”中有时包含几份议案，多者达到几百页。
[9](日) 我部政男、栗原纯编：《ル、ジャンド台湾纪行》，绿阴书房，１９９８年版，第4６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