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文实先生是青海省化隆县甘都镇人,那里是蒙古、藏、撒拉等多民族集居地。自幼聪慧好学的文实先生学习语言的天赋极好,娴熟地掌握蒙、藏、撒拉等民族语言文字,是很自然的事。及长,他有幸师承我国著名现代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从事古代历史地理的研究。在顾先生众多的学生中,文实先生是佼佼者。对此,同是顾门学子的已故陕西师大著名历史地理专家史念海先生曾这样评价文实先生:“文实先生与不佞同出于顾颉刚先生门下,订交在60年前。在未识文实先生之时,已数闻顾颉刚先生道及。颉刚先生门下学侣辈出,颉刚先生独多称道文实先生,已知是不凡。一日相晤于嘉陵江畔,聆听其娓娓言词,仿佛泉涌,而又头头是道,不禁为之心折。”的确,李先生博闻强识,尤其“语言能力极强,所精通者实不限于蒙藏两方(史念海先生语)。”对羌语、突厥语也多有涉猎,这是从事西陲古历史地理研究的必要条件。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先生采用以不同民族文字的对音解释地理的方法进行研究。此法虽非为先生首创,然真正以此法取得较高学术成果如文实先生者,寥若晨星。因此李先生是青海省古代历史地理学,尤其在西北古地理历史及羌藏文化研究领域中是不可多得的专家。他见解独到,多有建树。其学术论文集《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能荣获2002年国家图书一等奖,并非偶然。这是对李先生倾其后半生心血,辛勤耕耘的最高褒奖,虽说它来得晚了些。
解放初期,李文实先生在上海诚明文学院师从顾颉刚先生,投入到了西北古史地课题的研究。顾先生对自己的弟子的研究课题深以为许,鼓励文实先生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只要开好头』以后便会做深入的研究。”显然,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科研课题。顾先生对自己这位悟性极高,又勤奋好学的弟子寄予了厚望。不料,正当李文实先生刚刚投入此项研究时,大祸临头。1951年,先生被诬入狱,并很快从上海押解到了青海,由此开始了长达30年的牢狱生活。李文实先生一介书生,求告无门,30多岁的大好年华,就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寒苦之地度过,吃尽“炼狱”之苦。学术生涯的终结,这对于一位年富力强,有抱负、有才华以学术研究为旨趣的学者而言,比任何皮肉之苦都难以忍受。
李文实先生出狱后,正值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深入人心。青海民族学院领导求贤若渴,在全面了解了李先生的情况后,深为先生才华被埋没而惋惜。于是妥善安排了李先生的生活,使之尽快重返他热爱却久违了的学术岗位,继续他中断了30年的西北古地文化的研究,并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对此,李文实先生以全身心的投入予以回报。
李先生虽经长年监禁之磨难,然他精神上没有丝毫的沮丧、萎靡和迟钝,先生目光坦然而刚毅,为人极其谦虚随和。凡跟他打过交道的人,无不被他的坦诚所打动。他说:“人称我是‘出土文物’,那就尽其用吧!”的确,在师生眼中先生是“有求必应”的仁者。李先生之课余,请教的人接踵而至,有前来探讨问题的,有来请他甄别地名或请教修地方史的,先生有问必答,答而有据,记忆力好得惊人,尤其对古籍文献学、目录学、古代历史地理学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等方面有渊博的知识,先生给研究生开文献课,只拿了薄薄的几页提纲上课,但讲起相关的文献,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听课者无不啧啧称奇。而向先生请教问题时,他总是用商量的口吻,从不强加于人,即使对方是刚出校门的年轻教师,他总以“老师”相称;给人写信落款总写“李文实上”。青年学子给先生呈上论文,他都会仔细阅读并以工整的毛笔字写上自己的意见,有时还给开出一串相关的书目以供参考。先生之师德,感人至深。
李文实先生过人之处,在其学术上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得益于自幼熟悉并精通早陲边地的多种少数民族语言、深厚的国学根基以及对西部的实地考察。他以严谨的求实态度,重新考证那些沿袭已久,甚至奉为权威的有关西部古地名的解释。他不惟书,不惟名人言,惟求真理。
先生不仅勤于文献古籍之研究,更不顾年事已高,利用去各地讲学之便,迹行实地考察。像李先生写的《隋炀帝西巡道路中几个地名的考实》,对其中《隋书》中涉及地名、路线的失误作了补正与纠错,得.出了翔实、可靠的结论。先生多年来走过青海、甘肃的不少地方,对古籍中相关的记载,或梳理或澄清、或考证,剔误纠讹,无不具有开创意义。
纵观李先生的一生,虽说辱重荣薄,辛酸多于欢乐,可先生从不言劳,从不抱怨,从不敷衍。也绝少向人提及自己所蒙受的冤屈。先生何以有如此的胸襟气象?这源自李先生深厚的学识修养,以及他对世事人物的洞察力;这源自他在长期的人生颠簸中养成的人格魅力;他的精神早已超越了有形无形的桎梏,真所谓“海阔天空气象,风光霁月襟怀”,这也是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精神境界。
2.李文实 1934年6月生，丹凤县人。编审。1952年毕业于西北团校，分配到榆林工作。曾任区团委书记、县团委宣传部长等职，后任《榆林县报》副主编、主编等。1973年后历任商洛地区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商洛地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党史研究室主任。在中共《党史通讯》、《军史资料》、《中国革命老区》等刊物上发表文章75篇70多万字，出版著作《寻觅元帅的踪迹》、《党中我耕耘录》、《历任商山四皓诗集注》和《直隶商州总志点注》（合注）。从事党史征集与研究工作，主持全区编印党史资料61部，1046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