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字青主,又字啬庐,阳曲人。明诸生。康熙己未举博学鸿词,不试,授内阁中书。有《霜红龛集》。
傅山先生的《霜红龛集》,是历经200多年逐步整理刊刻而成的,历时既久,歧异遂多。清代末年,山西巡抚丁宝铨邀请国内名家缪荃孙、罗振玉等整理刊刻成《霜红龛集》40卷,号称完备,然其中错简迭出,也未能称尽善尽美。因此,对《霜红龛集》的校勘成为研究傅山先生学术思想的重要前提。
陈监先先生精通古代版本目录学及山西乡邦文献,从年轻时,即发愿校勘《霜红龛集》。他以丁宝铨刻本为底本,参校傅山挚友戴廷栻所刻《晋四人诗》,乾隆十二年张耀先刻《霜红龛集》,咸丰年间寿阳刘飞刻《霜红龛集》,清末年平遥王晋荣刻《霜红龛集》,以及傅山的其它遗著和相关史料,逐字逐句,予以校勘。其《凡例》说:“本书校勘,依各种刊本先后顺序,列出异同,各本面目,优劣毕见。版本校勘源流发展,亦一目了然。引述前人校说,多指明是非,间亦略加疏证。偶有一得,均冠以‘监先案’三字。”故而先生在其序言《〈霜红龛集〉版本源流考》中不无自负地说:“这样,《霜红龛集》的诗文,基本上恢复了本来面貌,为研究傅山这一历史人物提供了真实可据、更加丰富的资料,使用价值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道出了陈先生校补《霜红龛集》的初衷及价值所在。事实上,校补工作倾注了先生数十年的心血。先生的校补序言作于1946年,可知校补内容在那时应已初具规模,一直到1990年先生去世前,这40多年一直处于修改完善阶段。从先生的校补原稿看,本为墨笔恭楷抄写,然后又间杂钢笔、圆珠笔甚至铅笔补写的内容,有的字颤笔不已、模糊不清,乃是先生暮年偏瘫之后所补,其心可感。令人遗憾的是,“校补”的补遗部分,约80余篇傅山遗文,是陈先生辛勤搜罗而来的,近20年来,却几经辗转,不知去向。此次出版的校记,其中补的文字甚少,但出版时,仍沿用了陈先生《霜红龛集校补》的书名,以表示对陈先生辛勤劳动的尊重。
陈监先先生批校《霜红龛集》,是在他校勘《霜红龛集》中逐步形成的,相对于其“校补”而言,批本的校勘记较简略;其更高的价值,一是对《霜红龛集》大部分诗文作了断句,使人易于阅读;二是对众多的诗文作了批语。这些批语,有的指出创作时间,有的注明诗文中的人名、地名出处,有的直道其诗文的妙处。张颔先生阅读陈氏批校本,欣然题签《陈批霜红龛集》,无疑认可陈先生的批校实成一家之言,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监先先生关于傅山先生的论文和书信,现存13篇,均为考证性论述,可谓篇篇有创见。其《〈霜红龛集〉版本源流考》对《霜红龛集》的整理刊刻过程,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与分析,1963年发表在《学术通讯》时,略有缩节——其实,未缩节的一文更为全面精彩。研究《霜红龛集》者阅读此文,可少走好多弯路。《傅山生年考——评郝树侯〈傅青主生年辨〉》作于1963年,先生以大量事实,反复考证,证明傅山生年为1607年,享年78岁,而非郝树侯先生所称的生于1606年,享年80岁。事实上,陈先生这一考证,已成为了当今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观点。《傅山的杂剧〈红罗镜〉》一文,则从剧本的背景、语言、人物及太原文物诸方面,全面论证了《红罗镜》杂剧确为傅山先生所作,此文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第618期,其观点也被当今学术界普遍承认。
可以说,陈监先先生在傅山先生的研究方面,是20世纪的一位关键人物,他的最大功绩,是从前人的搜罗刊刻文集阶段,转入对傅山版本及遗存诗文的考校阶段,进而为后人的研究奠定基础。可以说,先生在这方面的成果,至今无出其右者。
然而,陈监先先生的研究范围,还不止于傅山先生及其《霜红龛集》。现存的其它论文书信,约有40余篇,上起于王充的《论衡》,下至清代文史的研究,涉及范围甚广,有严密的考证,如《太史公生年问题》;有普及性的文章,如《清代考试制度漫谈》《纪〈古今图书集成〉》;也有文采斐然的纪实性作品,如《马头岭访书记》,那是记述作者1938年在陕西宣川马头岭与二三好友访书的经历的,可认为是先生一生访书生涯的缩写。令人感动的是,1976年,先生将一生收藏的400余册明版、清版线装书捐给了山西省图书馆,其它文章如涉及地方文献的《〈金经略使杨贞碑〉校跋》、涉及古钱币考证的《十里坪出土古钱考》、涉及古代印书的《雕版印刷肇始考》,都是既解惑、又增长知识的佳文,可证先生知识之渊博、研究路径之宽泛。最能代表陈先生学术水准的论文,则有如下数篇:一为《论文中子》,其中以大量事实,论证《文中子》非王通所作,实为其后人伪托之作;其最有可能伪托者,乃为其孙王勃。二为《太史公生年问题》,其中肯定了王国维的考证方法及成绩,并据李长之先生对王国维有关太史公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 (前145年)说的疑问,作出进一步考证,确认太史公司马迁实际生年为汉武帝建元六年 (前135年)。太史公这一结论也广泛为学术界认可,而其中以现有文献步步推论的科学方法,堪为学术研究的典范。三为《斩鬼传》的作者和版本考证,解决了鲁迅、胡适、郑振铎诸位大家久已关注而未予解决的《斩鬼传》的作者问题,认定清初阳曲人刘璋为这部著名讽刺小说的作者,遂成古小说界公认的定论。四为研究《〈论衡集解〉的成就和问题》。陈监先先生就1957年古籍出版社刘盼遂所著《论衡集解》作了全面的考证,涉及清代初年以来众多《论衡》研究的专家及其学术成就。读罢此文,等于读过一部有关《论衡》版本及校勘的研究史,可知陈监先先生在校勘学、版本目录学方面有着极其深厚的功底。
1975年,我在原平中学读书时,陈监先先生正在原平中学执教。大约在10年前,我偶然得知他的遗作,因种种困难,没能安排出版。2005年,拜读同乡、著名书法家陈巨锁老师的 《三访陈监先》一文,方知道陈老先生的基本情况,以及巨锁先生为老先生整理出版其著作的愿望。于是,申请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补贴资金,经过两年有余的整理,陈老先生的遗著终于出版。这是省内学术界的一件幸事,也可告慰作者之灵。
陈监先先生虽然久已脱离学术界,不是广为人知,然而省城太原一些老一辈学人还是记着他。书法家林鹏先生就与我常常谈及陈先生,他曾与省图书馆的刘静山先生、省博物馆的吴连城先生等,同商将陈先生调回省城,从事学术研究,可惜未能如愿。这事吴连城先生与陈先生的信中也曾提及,并以拯救学术互勉。因将此信附于《论文书信集》的末尾,作为陈先生学术交谊的真实记录。
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张颔先生也十分敬重陈监先先生的学问。在编辑《文存》之时,我曾数次登门请教年近90岁的张先生,张先生以带病之身,坚持审读了全部论文书信及校补的部分内容,并作了许多批语,不无钦佩地说:“陈监先真是高人!”陈先生高在何处?张颔先生没有明说。我因编辑此书,曾反复拜读过先生的文章,窃以为,陈先生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他解决了众多常人难以解决的学术难题,更在于他每临难题,必充分占有材料,层层推理,不妄下论断的求真务实的研究方法。当今,这种方法竟然鲜有流传了,当今学术界浮躁之风遍布,读罢陈先生之文,更能体会张颔先生赞许陈先生的原因。
陈监先先生学问高深,他的论文也多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及大学校刊上,先生也曾与胡适等多有交谊,并匡正其学术错误,与吴连城、张友椿等省内专家有着学术上的默契,但先生终身不入大专院校,甚至不在专业的研究机构,终是一个民间学术专家;加之晚年退居乡下,其著作未能及时整理出版,因而,先生的大名逐渐被当今学术界遗忘,其著作拂去积年之尘予以出版,嘉惠学林,实乃幸事。值此之际,谨以出版者的名义,对出版此书予以关注的姚奠中先生、张颔先生、林鹏先生等表示感谢;也不应忘记陈育华、孙安邦、高增德等前辈为先生遗著出版做过的不懈努力;陈巨锁先生,学兄薛勇、张千锁、艾明等,出于乡邦之谊、学生之情,对陈先生遗著的出版所做的工作,也是不应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