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字青主，又字啬庐，阳曲人。明诸生。康熙己未举博学鸿词，不试，授内阁中书。有《霜红龛集》。
傅山先生的《霜红龛集》，是历经200多年逐步整理刊刻而成的，历时既久，歧异遂多。清代末年，山西巡抚丁宝铨邀请国内名家缪荃孙、罗振玉等整理刊刻成《霜红龛集》40卷，号称完备，然其中错简迭出，也未能称尽善尽美。因此，对《霜红龛集》的校勘成为研究傅山先生学术思想的重要前提。
陈监先先生精通古代版本目录学及山西乡邦文献，从年轻时，即发愿校勘《霜红龛集》。他以丁宝铨刻本为底本，参校傅山挚友戴廷栻所刻《晋四人诗》，乾隆十二年张耀先刻《霜红龛集》，咸丰年间寿阳刘飞刻《霜红龛集》，清末年平遥王晋荣刻《霜红龛集》，以及傅山的其它遗著和相关史料，逐字逐句，予以校勘。其《凡例》说：“本书校勘，依各种刊本先后顺序，列出异同，各本面目，优劣毕见。版本校勘源流发展，亦一目了然。引述前人校说，多指明是非，间亦略加疏证。偶有一得，均冠以‘监先案’三字。”故而先生在其序言《〈霜红龛集〉版本源流考》中不无自负地说：“这样，《霜红龛集》的诗文，基本上恢复了本来面貌，为研究傅山这一历史人物提供了真实可据、更加丰富的资料，使用价值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道出了陈先生校补《霜红龛集》的初衷及价值所在。事实上，校补工作倾注了先生数十年的心血。先生的校补序言作于1946年，可知校补内容在那时应已初具规模，一直到1990年先生去世前，这40多年一直处于修改完善阶段。从先生的校补原稿看，本为墨笔恭楷抄写，然后又间杂钢笔、圆珠笔甚至铅笔补写的内容，有的字颤笔不已、模糊不清，乃是先生暮年偏瘫之后所补，其心可感。令人遗憾的是，“校补”的补遗部分，约80余篇傅山遗文，是陈先生辛勤搜罗而来的，近20年来，却几经辗转，不知去向。此次出版的校记，其中补的文字甚少，但出版时，仍沿用了陈先生《霜红龛集校补》的书名，以表示对陈先生辛勤劳动的尊重。
陈监先先生批校《霜红龛集》，是在他校勘《霜红龛集》中逐步形成的，相对于其“校补”而言，批本的校勘记较简略；其更高的价值，一是对《霜红龛集》大部分诗文作了断句，使人易于阅读；二是对众多的诗文作了批语。这些批语，有的指出创作时间，有的注明诗文中的人名、地名出处，有的直道其诗文的妙处。张颔先生阅读陈氏批校本，欣然题签《陈批霜红龛集》，无疑认可陈先生的批校实成一家之言，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监先先生关于傅山先生的论文和书信，现存13篇，均为考证性论述，可谓篇篇有创见。其《〈霜红龛集〉版本源流考》对《霜红龛集》的整理刊刻过程，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与分析，1963年发表在《学术通讯》时，略有缩节——其实，未缩节的一文更为全面精彩。研究《霜红龛集》者阅读此文，可少走好多弯路。《傅山生年考——评郝树侯〈傅青主生年辨〉》作于1963年，先生以大量事实，反复考证，证明傅山生年为1607年，享年78岁，而非郝树侯先生所称的生于1606年，享年80岁。事实上，陈先生这一考证，已成为了当今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观点。《傅山的杂剧〈红罗镜〉》一文，则从剧本的背景、语言、人物及太原文物诸方面，全面论证了《红罗镜》杂剧确为傅山先生所作，此文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第618期，其观点也被当今学术界普遍承认。
可以说，陈监先先生在傅山先生的研究方面，是20世纪的一位关键人物，他的最大功绩，是从前人的搜罗刊刻文集阶段，转入对傅山版本及遗存诗文的考校阶段，进而为后人的研究奠定基础。可以说，先生在这方面的成果，至今无出其右者。
然而，陈监先先生的研究范围，还不止于傅山先生及其《霜红龛集》。现存的其它论文书信，约有40余篇，上起于王充的《论衡》，下至清代文史的研究，涉及范围甚广，有严密的考证，如《太史公生年问题》；有普及性的文章，如《清代考试制度漫谈》《纪〈古今图书集成〉》；也有文采斐然的纪实性作品，如《马头岭访书记》，那是记述作者1938年在陕西宣川马头岭与二三好友访书的经历的，可认为是先生一生访书生涯的缩写。令人感动的是，1976年，先生将一生收藏的400余册明版、清版线装书捐给了山西省图书馆，其它文章如涉及地方文献的《〈金经略使杨贞碑〉校跋》、涉及古钱币考证的《十里坪出土古钱考》、涉及古代印书的《雕版印刷肇始考》，都是既解惑、又增长知识的佳文，可证先生知识之渊博、研究路径之宽泛。最能代表陈先生学术水准的论文，则有如下数篇：一为《论文中子》，其中以大量事实，论证《文中子》非王通所作，实为其后人伪托之作；其最有可能伪托者，乃为其孙王勃。二为《太史公生年问题》，其中肯定了王国维的考证方法及成绩，并据李长之先生对王国维有关太史公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 （前145年）说的疑问，作出进一步考证，确认太史公司马迁实际生年为汉武帝建元六年 （前135年）。太史公这一结论也广泛为学术界认可，而其中以现有文献步步推论的科学方法，堪为学术研究的典范。三为《斩鬼传》的作者和版本考证，解决了鲁迅、胡适、郑振铎诸位大家久已关注而未予解决的《斩鬼传》的作者问题，认定清初阳曲人刘璋为这部著名讽刺小说的作者，遂成古小说界公认的定论。四为研究《〈论衡集解〉的成就和问题》。陈监先先生就1957年古籍出版社刘盼遂所著《论衡集解》作了全面的考证，涉及清代初年以来众多《论衡》研究的专家及其学术成就。读罢此文，等于读过一部有关《论衡》版本及校勘的研究史，可知陈监先先生在校勘学、版本目录学方面有着极其深厚的功底。
1975年，我在原平中学读书时，陈监先先生正在原平中学执教。大约在10年前，我偶然得知他的遗作，因种种困难，没能安排出版。2005年，拜读同乡、著名书法家陈巨锁老师的 《三访陈监先》一文，方知道陈老先生的基本情况，以及巨锁先生为老先生整理出版其著作的愿望。于是，申请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补贴资金，经过两年有余的整理，陈老先生的遗著终于出版。这是省内学术界的一件幸事，也可告慰作者之灵。
陈监先先生虽然久已脱离学术界，不是广为人知，然而省城太原一些老一辈学人还是记着他。书法家林鹏先生就与我常常谈及陈先生，他曾与省图书馆的刘静山先生、省博物馆的吴连城先生等，同商将陈先生调回省城，从事学术研究，可惜未能如愿。这事吴连城先生与陈先生的信中也曾提及，并以拯救学术互勉。因将此信附于《论文书信集》的末尾，作为陈先生学术交谊的真实记录。
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张颔先生也十分敬重陈监先先生的学问。在编辑《文存》之时，我曾数次登门请教年近90岁的张先生，张先生以带病之身，坚持审读了全部论文书信及校补的部分内容，并作了许多批语，不无钦佩地说：“陈监先真是高人！”陈先生高在何处？张颔先生没有明说。我因编辑此书，曾反复拜读过先生的文章，窃以为，陈先生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他解决了众多常人难以解决的学术难题，更在于他每临难题，必充分占有材料，层层推理，不妄下论断的求真务实的研究方法。当今，这种方法竟然鲜有流传了，当今学术界浮躁之风遍布，读罢陈先生之文，更能体会张颔先生赞许陈先生的原因。
陈监先先生学问高深，他的论文也多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及大学校刊上，先生也曾与胡适等多有交谊，并匡正其学术错误，与吴连城、张友椿等省内专家有着学术上的默契，但先生终身不入大专院校，甚至不在专业的研究机构，终是一个民间学术专家；加之晚年退居乡下，其著作未能及时整理出版，因而，先生的大名逐渐被当今学术界遗忘，其著作拂去积年之尘予以出版，嘉惠学林，实乃幸事。值此之际，谨以出版者的名义，对出版此书予以关注的姚奠中先生、张颔先生、林鹏先生等表示感谢；也不应忘记陈育华、孙安邦、高增德等前辈为先生遗著出版做过的不懈努力；陈巨锁先生，学兄薛勇、张千锁、艾明等，出于乡邦之谊、学生之情，对陈先生遗著的出版所做的工作，也是不应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