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牌楼是一种门洞式的纪念性建筑物。在兴化，明清两朝建于府第、寺观、祠堂、陵墓以至桥头、路口的各种牌坊不下百座，一般都是四柱三门式或双柱单门式，唯独建于明代 的四牌楼为四柱四门的亭阁式。它两层重檐，八角飞翘，顶上“五岳朝天”，显得十分庄重 而典雅。
兴化四牌楼在明代称做“四攒坊”，清代以后叫四牌楼。关于它的建成时间，兴化所有的 方志中都没有确切的记载。现存最早的兴化地方志为胡志，成于明朝嘉靖三十八年１５５９， 通篇无四攒坊或四牌楼的记载。最早以文字记载的是成于明朝万历十九年１５９１的欧志，记为：“太平桥有四攒坊，曰国朝省阁，曰淮海人文，曰极品封君，曰状元宰相。”此后，清朝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的张志，咸丰元年１８５１的梁志及１９４３年的李志都分别作有记述。由 此可以推断，兴化四牌楼建于明代嘉靖三十八年后、万历十九年以前，即１５５９年至１５９１年约 ３０年间。如果我们再从最初出现的“状元宰相”和“极品封君”两块匾额来分析，四牌楼的 建成时间又当在李春芳升任首辅、李镗被荫封少师之后，那么，最早也只能是明代隆庆二年 １５６８。如其再早，李春芳虽已入阁，但不能称“宰相”，只能与高谷同入“国朝省阁”， 李镗也封不了少师，称不上“极品”。因此，可以认为，兴化四牌楼的建成时间应当在１５６８ 年至１５９１年约２０年间，距今约有４３０年。
４３０年间，四牌楼曾两次被毁。第一次被毁事载于梁志，云：嘉庆元年为公元１７９６年， 毁前只有过一次修理记录，即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知县张可立重修，至被毁已相隔１１２年 。一百多年来，尤其是乾隆一朝，大兴文字狱，兴化连出两起大案，谁还胆敢倡修这前明的遗物﹖于是年久失修，就这么自然圮废了，所幸仅隔二年也就重复旧观。第二次被毁是距离 第一次被毁１７０年的１９６６年，“文化革命”破“四旧”，立“四新”，四牌楼在劫难逃。那 时它身负两重罪名；一是“封资修”的黑货，属于应被扫荡之列的“四旧”；二是它曾是屠 杀革命先烈的刑场，悬挂过革命烈士的头颅经查，这一条罪名无凭无据。于是两罪并罚， 主体建筑被拆除，大部分匾额被肢解，那砸不烂的几根石柱至今仍深埋在小南门补锅塘的旧 河沿下。自２４年后，直至１９９０年，兴化人民政府顺应民意，全市人民积极捐资，四牌楼才得 以重见天日。
关于四牌楼的位置，欧志记为“太平桥”即县桥，１９５８年废圮，张志记为“县前”，梁 志记为“县桥北”，其实都指同一位置，即旧县衙以南与旧城内东西大桥交叉点的正中央， 四柱四门，四向皆通。它与北去的旧县衙、曼园柳园、海子池、拱极台，南去的县桥、益 恭坊、中正门小南门成一轴直线。东去可达八字桥，西去直通西城楼，成为旧城中心的标 志性建筑。１９９０年恢复重建时，考虑到旧城改造等诸因素，略作挪动，建原址之东北，与博 物馆浑然成一体。
四牌楼的匾额，１９４３年的李志记有４７块，１９６６年拆毁前正应其数。根据记载，累计应为４９ 块。除我们今天所见的４７块外，尚有明代初建时悬挂的“国朝省阁”和“淮海人文”。这两 两块匾额在康熙二十三年重修时仍然存在，根据推测，嘉庆三年１８５３重建时被撤。“国朝 ”一词，意同“当朝”，“国朝省阁”本为明代“国朝”阁相高谷等人专立。进入清代，“ 国朝”一词已不合时宜，于是换成了“省阁名公”。“淮海人文”泛指兴化有史以来的历代 名望英杰，它与四牌楼其它匾额都明确为谁人专立而不谐，因而将其撤去应该说是很有见地 的。
４７块匾额旌章兴化籍历史人物７５人８１人次，上自南宋开科第一，下迄民初仁寿之征， 跨越五个朝代。但立匾的时间却不以历史先后为顺序。根据记载，明代初建时只有４块，后 加“东海贤人”和“中原才子”不过６块，基本上都是为当时明代的人物所立。康熙二十 三年以后才逐步增加，出现了宋元时期人物的匾额。嘉庆三年才形成“上下四旁皆立匾，可 以觇文物之华焉”。４７块匾额，绝大多数为地方官府或士绅名流发起公立。其中御赐之“性 静情逸”以及民初大总统徐世昌特颁之“仁寿之征”也只是地方上复制或仿制。因而，家大 势大者尽点上风，一些在历史上很有地位的如成元竹、胡献、陆西星、宗元鼎、禹之鼎等却 无人问津，更不要说张士诚、施耐庵之辈了。至于武士、闺阁、艺匠、方外本受歧视，当然 一概摒之。因此，四牌楼的匾额可以反映兴化部分历史，但不能以偏概全。
旧匾的题字书家，除“诗画名家”为郑板桥所题、“性静情逸”摹咸丰御书外，其余皆不 详。旧时习俗，书家为专人立匾题书时，从不署书家名号，这既是表示书家的谦逊，更是为 了避免喧宾夺主，相沿成俗。今日重建之四牌楼，４７块匾额，除１块旧匾、６块仿旧外，其余 ４０块分别由我国当代４０位大书法家题书，使兴化四牌楼不仅成为历史文物，而且成了当代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