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电影
卫国战争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索柯洛夫领着一个小孩从田野的尽头沿着一条小路走来，他见到路旁停着一辆吉普车，司机在一片倒下的篱笆上坐着。遇到一个同行，索柯洛夫感到特别亲切，他打发孩子到河边去玩，自己就在这位陌生的朋友的身边坐了下来，和他一起抽着辣烟叶，聊上了。他们俩不仅是同行，而且战争期间也都在前线开车。索柯洛夫不敢回首往事，那些年月，他受尽了苦难。每当夜里不能入眠的时候，他禁不住要呼喊：“……生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折磨我？你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他絮絮叨叨地向这位初见面的朋友谈起了他的遭遇：
索柯洛夫的故乡是沃龙涅什，他生于1900年。国内战争时期，参加过红军。在饥饿的1922年，他上库班给富农当过牛马。过了一年他从库班回到家里，家已不存在了，亲人们都已饿死。索柯洛夫到一个建筑工地上去当了木工。
一天，几个姑娘到工地上来看这些小伙子们盖房子，一个名叫伊琳娜的姑娘与索柯洛夫相爱了，不久他们就结为夫妻。婚后的生活平静而幸福，伊琳娜对丈夫体贴关怀，索柯洛夫认为“天下没有比她更漂亮更称心的人了”。伊琳娜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孩子们都是又聪明、又勤快。这个普通的俄罗斯家庭就这样美满地度过了17年，都没有留神日子是怎么过去的，一切就像在做梦似的。
儿子阿纳托里已经长成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一天，他正在屋顶上钉椋鸟巢的时候，邻居伊凡·季莫费耶维奇送了一张报纸来。原来，报上登了阿纳托里的照片，称他为“有才能的少年数学家”。这一天成了索柯洛夫家里的大喜日子。但就在这时候，战争爆发了。
人们拥向车站，去给上前线的人送行。伊琳娜呜咽地哭着，阿纳托里和两个妹妹站在一旁。索柯洛夫马上就要上车了，他让伊琳娜对他说一句告别的话，并让她坚强一些。伊琳娜哭着说恐怕这一辈子她再也不能跟他见面了。索柯洛夫责怪她提前在给自己送葬，把她推了一下。从此直到他生命的结束，他都不能原谅自己，就为了当时推了她一下。
一片战争的景象，田里的谷物在燃烧，索柯洛夫驾驶着汽车在敌人炮火狂轰下急速穿行。路已经被炮火封锁住了，但他答应连长要冲过去。敌机从他身后朝汽车前面的道路俯冲下来，响起一阵阵炸弹的爆炸声。索柯洛夫顿时觉得天地旋转起来，昏迷过去。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地上，身旁是一辆打烂的汽车。两个德国自动枪手的身姿仿佛在雾中飘动着，他们搜他的身，抢走他的皮靴，把他押解到战俘的行列中去。德国鬼子拿战俘取乐，还让战俘唱歌给他们听。晚上，战俘们被安排在教堂里过夜，德国鬼子宣布：夜里任何人都不准从教堂里出去。战俘中的一名军医关心地为索柯洛夫治愈了脱臼的胳膊；战俘谢苗契金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不愿亵读圣灵，非要违禁走出去大便，政委去拦阻他，门外打来一梭子弹，两人都倒毙在地。战俘克雷日汉夫打算第二天向德寇供出谁是共产党员，谁是犹太人。索柯洛夫无意中听到之后，和排长一起把他掐死了。第二天，军医、排长，还有好几个战士都被敌人用机枪扫射，英勇牺牲。索柯洛夫和难友们一起挖掘墓穴，准备把同伴们的尸体埋葬。正在继续挖掘的时候，索柯洛夫乘德国鬼子不备，从坑里爬了出来，悄悄溜走。他在小树林里飞跑着，跑呀，跑呀，眼前出现了一片燕麦地，他爬过去，折断麦穗，用手掌揉落麦粒，放在嘴里猛嚼。他躺在麦地上，听着鸟雀的鸣叫，嚼着麦粒，面对迎风飘动的麦浪，感受到获得自由后的欣喜和舒展，不由打起瞌睡来。忽然，从远处传来了犬吠声，两条狼狗出现了。德国鬼子骑着摩托车追来，又把他抓回集中营去了。
在被俘的两年中，索柯洛夫被撵东撵西地什么地方都去过了。他到过萨克森；在硅酸盐工厂里做过工；到过鲁尔；在煤矿里推过煤车；去过巴伐利亚。挖土的活儿累得他腰酸背痛，他还到过绍林吉亚。德国的土地上还有哪儿他没有去过？从寇斯特林城郊集中营，他又被转移到第14号集中营，那里的头子摩勒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每天要轮着班打一队人。
战俘们在采石场干苦活，用铁锤敲开石头，再把石头搬到山上去。索柯洛夫曾对伙伴们说过：“他们要我们每人采四方石子，其实我们每人的坟上只要有一方石子也就足够了。”这话不知怎么被传到了德寇耳中，索柯洛夫被叫到了集中营头子办公室。德国人摆着满桌的酒菜正在庆贺他们占领了斯大林格勒。摩勒说要亲手枪毙索柯洛夫，在处死他之前摩勒先赏了他一杯酒，还给了他一块夹肉面包，但索柯洛夫说他通常只喝一杯酒是不吃东西的，他连着喝了三杯，才咬了一小口面包。摩勒赞赏他勇敢，夸他是个真正的俄国军人，声称自己“尊敬值得尊敬的敌人”，他赦免索柯洛夫一死，又赏了索柯洛夫一个面包、一块咸肉。索柯洛夫把这点可怜的食品平分结伙伴们吃了。
忽然，车站的建筑物上挂着丧旗，原来，德寇在斯大林格勒被打得全军覆没。索柯洛夫又被分配去给一个少校军衔的德国工程师开车。一次，他给这个胖少校开车出去，路上见到一名德国下级军官边走边哼着小调，索柯洛夫下车剥了他的上衣，又上车把熟睡着的胖少校绑到座位上。他开着车子从战壕旁急驶过去，战壕里的德军叫他停下，他不理会，一个劲儿地朝着田野开去，汽车绕过铁丝网，穿过树林，一直开到苏军阵地。他把胖少校连同他的公文皮包转交给了苏军指挥官，使苏军获得了重要情报，比20个“舌头”更宝贵。苏军一名上校让索柯洛夫先到医院疗养一下，然后给他一个月假，叫他回家去看看，等他假满归来，再给他分配工作。
索柯洛夫回到了家乡，他的住处已变成了一个大弹坑，里面灌满了水，还可以看得见椋鸟巢、铁床。在1942年6月德寇大轰炸的时候，伊琳娜和两个女儿都遭了殃。儿子在工厂做工，才幸免于难，当天夜里他就主动上了前线。邻居伊凡·季莫费耶维奇劝索柯洛夫先把儿子找到，等仗一打完，他该给儿子娶个媳妇，自己可以跟他们小两口儿住在一起，干干木匠活儿，抱抱孙子……
索柯洛夫回到部队，仍然驾驶汽车。苏军解放了一个又一个城市。索柯洛夫欣喜地找到了儿子，阿纳托里来信了，他已是大尉，指挥着一个炮兵连，还得了六个勋章和几个奖章。
索柯洛夫正和战友们一起举杯庆贺胜利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阿纳托里牺牲了。父亲专程去参加了儿子的葬礼。他在远离故乡的德国土地上，埋葬了自己最后的欢乐和希望。
战后，索柯洛夫仍然是司机，他遇到了一个失去所有亲人的小男孩凡尼亚，这孩子到处流浪，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索柯洛夫向凡尼亚谎称自己就是他的亲父亲，两个失去亲人的人成了亲人。
索柯洛夫叙述完了自己的遭遇，感慨地对这位陌生的同行说：“我跟他不论怎么是可以过下去的，只是我的心脏震荡得厉害，得换一个活塞了。……有时候，它收缩和绞痛得那么厉害，眼睛里简直一片漆黑。我只怕有那么一天，会在梦里死去，会吓坏我的小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