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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的“铁岭事件”是由于日本宪兵在铁岭清乐茶园滋事寻衅而引起的。清乐茶园建于清朝光绪年间，位于铁岭县城内广裕大街西侧，是当时铁岭最大的剧场之一。
1929年9月23日，驻铁岭的日本宪兵队六、七名宪兵酗酒后来到清乐茶园，故意寻衅闹事。他们举手就打，张口便骂，把个清乐茶园搅得一片混乱，营业被迫中断。清乐茶
园的老板见状不妙，急忙报告了铁岭县公安大队，请他们出面制止。铁岭县公安大队长卢振武，是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他立即派军警数人前往出事地点，予以制止。骄横跋扈的日本宪兵根本不把中国人看在眼里，他们不但拒不服从中国军警的劝阻，反而大打出手，拳打脚踢，中国军警因而受伤。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军警给予了自卫还击。几个宪兵回到宪兵队部，当即调来大队人马，在日军第19旅团长汾阳少将的指挥下，将铁岭县公安大队部团团围住，还封锁了广裕大街。日军在“大街两旁，满布阵式，遮断交通，一时城市行人断绝。”（《东北年鉴》，第343页。）面对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日本侵略军，卢振武大队长命人“将大门掩闭。不久，日兵将大门撬开闯入，将队兵缴械，且将全队带走。并拘得附近商民百余名，排跪平地，百般凌辱。复大事（肆）搜翻，临行绑去官兵三十余名，大枪五六十支；又将队部文卷器具与附近居民杨雨奇、张仁政等数家所有物件，多数捣毁，衣服亦被搜掠殆尽；又将城西门外分所大枪抢去四支，始将街市日兵撤回。”(引同上)铁岭县公安大队长卢振武只身避于铁岭县公署，幸免被捕获。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铁岭事件”。
“铁岭事件”的出事地点清乐茶园所在地广裕大街，本是中国领土，并非日本“满铁”附属地，也不是日本“租借地”。中国军警在这里行使主权和治安管辖权是完全正当的。具有爱国意识的中国军警直接出面维护治安，并且阻止了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的不法行为，这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也是比较少见的。日本关东军绝没有想到，中国军警竟然有如此胆量，敢于管辖它们的宪兵队。他们认为这一事件触犯了“大日本皇军的尊严和利益”，岂肯善罢甘休? 尤其是日本关东军一直在寻找机会，妄图为发动侵华战争提供借口。如今，它们怎能放过这—时机?
于是，在“铁岭事件”发生后不久，驻沈阳之日军守备队当即开来一部，以增援铁岭滋事之日军。铁岭、开原、昌图一带的日军亦蠢蠢欲动，加强戒备，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9月25日，沈阳辽宁交涉署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分别向日本总领事馆，日本驻华公使馆交涉此案。第二天，铁岭交涉局奉令向铁岭日本领事提出严重交涉和立即释放被绑走之中国军警等条件。日方不但态度傲慢，迄不承认事实，而且还在9月26日“派官兵多名，到公安局恫吓，种种行为，蛮横已极。”(引自《东北年鉴》，第343页。)9月27日，被虏之铁岭公安大队官兵在日本宪兵队俱受长跪殴打之辱。日军不但大肆虐待和残害中国军警及附近平民百姓，而且捏造事实，反诬中国军警挑衅，竟向铁岭县公署索要公安大队长卢振武，意欲加害于他。日方这一无理要求，遭到铁岭县公署的拒绝。正在避难的卢振武，见属下久未获释，心急如焚；自己欲挺身而出前去交涉，据理力争，定会被拘押、受迫害，他“不堪凌辱”，遂愤而自杀。为此，辽宁交涉署交涉员向沈阳日本总领事再次提出撤惩肇事日官兵等要求。日方见卢振武已死，只好于9月28日将被拘捕之公安队员及枪械释还一部分。9月30日，日方又无理取闹，反提出要中方赔偿30万元为4个被打的日本宪兵治伤，将出事地点广裕大街划为“满铁”附属地等蛮横无理的要求，辽宁交涉署予以严词拒绝。从此，“铁岭事件”遂成悬案，直到1931年 “九·一八”事变，仍无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