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年7月11日-1985年4月7日）是德国著名法学家和政治学家。他的政治思想对20世纪政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施米特出生于德国的一个天主教家庭，故乡是德国西部绍尔（Sauer）州的普莱腾堡（Plettenberg）。他曾在波恩大学、柏林大学任公法学教授。施米特历经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二战后民主德国四“朝”，1985年以97高龄去世，把20世纪主要的政治事件都经历了一番，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1989年柏林墙拆除。
施米特不是一个书斋学者，他关心德国的命运，并一度在政治上十分活跃。了解背景知识的人会提到他与纳粹的牵连。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施米特对纳粹的态度有一个明确的转变：1933年前是强烈反对，那时他鄙视希特勒，极力为魏玛宪法辩护，援引魏玛宪法第48条，主张总统（当时总统为兴登堡）实行紧急状态的决断权，以防止反对魏玛共和国的纳粹政党攫取政权。兴登堡总统起先采纳施米特的意见，决定采取强硬立场，但在最后时刻却又犹豫起来，最终采取了与希特勒妥协的策略，所以就有了1933年纳粹的当权。颇为有趣的是，纳粹当权后，施米特立即站到了纳粹一边，并在是年5月1日加入纳粹党。7月，他被召进普鲁士议会，并在纳粹所控制的法学家协会中占据最高职位，成为纳粹政权的高级法律顾问。期间，他写了不少鼓吹种族主义、反犹主义的小册子，并呼吁建立“一种未曾被犹太人污染的德国法学”。但1936年，由于他在战前的反纳粹立场，他被党卫军指控为“投机分子”而失去了职务，于是他退出政坛，但他支持纳粹的立场不变，直到二战结束。
二战结束后，施米特被苏军俘获，后交由美军处理，他被关押了一年半后，被送到纽伦堡进行审判。施米特对曾审问他的苏联人说：“我沾染了纳粹的病菌，但并没有被感染。”施米特对美国人说，他觉得自己远高于希特勒，是个知识分子中的冒险家，他的行为和理论是希望影响国家社会主义。提到大屠杀，他说：不要忘记，基督教也搞过大屠杀。对这样一个卓越的公法学家进行审判是何其艰难，最后他被无罪释放。于是，年近六旬的施米特回到故乡普莱腾堡，没有再担当任何大学教职。他称他的故乡是“圣卡齐亚诺（San Casciano）”，显然是自比隐退后的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是近代政治学的先驱性人物，他在被免去国务委员职位并遭受迫害后，曾隐居于圣卡齐诺亚写作）。但施米特并不是真正的隐士，而是热中于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崇拜者，许多人以朝圣的心态去拜访施米特。
施米特从1916年开始发表作品（评多伯勒的长篇叙事诗《北极光》），著作等身（书和独立作品58项，论文近二百篇，去世后留下大量遗稿，有500档案箱的笔记，有17000封往来书信，迄今尚有许多还没有整理出版）。不过，施米特最为重要的作品都是在二战结束前完成的；二战后施米特仍然写作，但主要是为自己作某种政治上的辩护，而且所阐发的议题，大多是旧话重提。
施米特的著作例如：《政治浪漫派》、《政治的概念》、《政治的神学》、《罗马天主教及其政治形式》、《游击队理论》、《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宪法学说》、《宪法的守护者》、《价值的暴政》《陆地与海洋》、《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等等，其中许多已被译成十几国文字，在刘小枫等学者的努力，这些著作也大多出了中文译本。
施米特因其与纳粹的一度合作，备受指责，不过，他在《语汇》（1947—1951）中为自己辩护说：“我此生所为，无非是发出经审慎思考和周密设想的无私而善意的警告，可是，被警告的人总以为受到烦人的干扰，到头来要将我置于死地。”关于施米特的研究，西方很早就有，主要是在欧洲，英美关注施米特要晚得多。在中文世界里，台湾在80年代甚至更早，就有对卡尔·施米特的专门研究，大陆则是最近几年较多地开始关注施米特。
思想
施米特的政治哲学思想以贯通政治学、法学与神学而闻名，其法学与神学修养较为高深。其秉承一个重要的研究线索：近代以降所有重要的政治概念均是神学概念，而其主要的切入点包括“主权”与“决断”（《政治的神学》）、“代表”（《罗马天主教及其政治形式》）、“正当性”、“合法性”与“最高理由”（《合法性与正当性》）等。主张严肃的、由主权者进行的道德决断，反对广义的机缘论以及将政治形式等同于美学形式的混淆，反对搁置必需决断的无限协商幻想，竭力从纯粹自由民主化的政治思想中抽身，寻找背后的绝对善恶、决断与行动能力，并为现代政治体制寻找更丰富的“理由”基础。但其解决现代政治问题的框架仍然处于现代性进路之内。
施米特的学说可以概括为“政治法学”，其中提出和发展了不少重要思想，例如“制度性保障”、“实质理由的立法者”、“绝对意义上的宪法”等，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政治哲学和法学界。
著作
已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中文译著包括《政治的概念》、《论断与概念》、《宪法学说》、《政治的浪漫派》等，另有一些著作收入一些文集中，如《施米特与政治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