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和钧（1897年 -1984年） ，字钟士。湖南湘阴人。长沙师范毕业。曾任湖南衡阳第三师范、长沙师范教员，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大夏大学、暨南大学讲师。解放后曾在湖南省文教厅工作。1954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69年调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任馆员。
黄和钧（1897—1984），祖籍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今汨罗市弼时镇）。13岁考入长沙师范，继在北大第三院选读，注音字母讲习会毕业。1922年在衡阳三师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并任第一届书记，其学生有黄克诚、张际春、张经武、任云甫等。1924年长沙文化书社出版全注音字母版《国语文字读本》上下卷。1953年在京与徐特立、曹典琦、黎锦熙、仇鳌、王季范、田汉等交往，被聘为湖南文史馆、北京文史馆馆员。他为国家普及推广注音字母、交通建设及国防安全呕心沥血、殚精竭虑。1962年印度军队入侵西藏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1922年，黄和钧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任教，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他被选为第一届书记。在他的50多名进步学生中有黄克诚、张际春、张经武、曾希圣、伍云甫等人
国道107线和即将竣工的武广高速铁路，双双穿越汨罗市弼时镇。此地原是湘阴县塾塘乡，俗称长沙东乡。其境西靠险拔的玉池山，东耸巍峨的隐居山，南踞传奇的汉家山。四域层峦耸翠，路入云霄，植被丰盈，林深竹茂，风景迷人。早在东汉建安年间，刘备率关羽、赵云等攻打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驻军于后人称的汉家山，并建有昭烈寺。西晋中期，晋太尉陶侃之孙为避举而隐居于塾塘之东山，故称隐居山，再往玉池山结庐炼丹，相传有一白鹿二白鹤相随，不知何年圆寂，其遗蜕存朗梨镇临湘山之陶公庙，越1400余年而不腐。
此处方圆数十里，确属人杰地灵之域。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1932年担任山东省委书记的任作民，被誉为“南任北马”的经济学家任凯南，湖南著名中医药专家刘炳凡等人，都是这里的精英。当然，这里还有一位不见经传的现代音韵学家、两馆馆员黄和钧，其人其事却鲜为人知。
黄和钧，号锺士，派名黄祖虞，清光绪23年农历九月二十五日出生在长沙市南门晏家塘横街。黄家祖居现弼时镇政府东约400米的柏梓塘竹山屋。曾祖父黄守华排行第五，称守华五爹，是乡下手艺好的裁缝师傅。其父黄梓卿承继家传，在长沙南门口开一间小缝纫店。正因为有一定的收入，才能送儿子读书。1944年以前，全家11人，有水田约10亩，大小房屋11间，有耕牛一头出租，并雇有长工。黄氏家族办了一所崇实初级小学（单级），黄和钧任校长，妻子李仕珍任教员，儿子训宗管理学校财务。学校有租谷49担，完粮12担，除修盖、接待视学员及杂用外，其余30多担谷子，作李仕珍全年俸谷。黄家管理学校达10年之久。因此，1952年土改复查时，将原划为中农改划地主，后又改为公堂地主。
黄和钧7岁在长沙发蒙，12岁入选升高小，次年考入长沙师范。毕业后住北京，在北大第三院选读，并加入工读互助团，其后，在注音字母传习所学习、毕业。1920年，参加教育部第一期国语讲习会培训。回湘后，在长沙、宁乡、浏阳、湘潭、岳阳传播国语。1921年秋去衡阳，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第三女师范等校教书。其时，学生运动风起云涌。1922年，黄和钧在第三师范发起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衡阳支部，并被选为第一届书记，负责宣传及吸收学生入团的工作，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在团支部周围。第二届书记由赵楠接任。到1923年秋，因进步学生反对学校专横腐败，被学校开除50多人。黄和钧和进步教员张秋人一起，被反动势力驱逐，离开学校。
1982年8月30日，中共衡阳市委党史办致函黄和钧同志，要求黄协助撰写张秋人烈士传略。张秋人是浙江宁波人，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后来衡阳三师任教。在三师的学生运动中，张秋人管党员，黄和钧管团员，两人思想进步，配合得非常默契。张被捕前是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927年2月开庭时问及姓名，他怒斥法官：“老子张秋人！”并抓住砚台向反动法官打去……2月6日被枪毙。
30余年后，黄和钧进京，仍经常与三师的学生交往。1955年1月23日，黄和钧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衡阳三师的学生积极分子中，有永兴县的黄克诚，“1922年考入湖“明天是古历的除夕，又是星期日，我应该写信给屈子健同志，问候年禧。又应于当日，去看黄克诚、张经武、伍云甫，又宜于初一去看徐特老及张际春。以资联系。”南第三师范”，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有宜章县的张际春，“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任中共中央委员、第二野战军副政委、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有酃县（今炎陵县）的张经武，“1925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后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一书记，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有永宁县（今资兴市）的曾希圣，“1920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后任中共中央委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还有耒阳的伍云甫，“1920年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受（黄和钧）蒋啸音、张秋人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三师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卫生部副部长。
从1923年末至1953年的30年间，黄和钧辗转于长沙、上海及湖南乡村，先后在周南女中、长沙第一女师、湘西联合师范、湘阴女师、省一师、辰溪师范、汨罗中学、高仓中学、开物农校、达德中学、兴华中学、平江县立中学、省干业余中学任校。期间，他在上海大夏大学教过国文，担任过暨南大学音韵学讲师。劳累奔波，潜心教育，培养人才。他象一盏油灯，不停地照亮别人前进。他更象一座灯塔，指示着无数年轻学子永不迷航。
黄被疑为国家主义派，徐特立和曹典琦正面规劝过。他购《郭家庙碑》帖送往仇鳌处，勤杂工误以为骗钱，从此再不去仇宅。王季范将竖排本《毛选》第一卷送给黄，并在扉页题词
黄和钧于1915年毕业于长沙师范。他的同学多，但往来少。1929年，杨正宇写信叫他去上海帮助编辑《中国公论》月刊，发行了数期，就被国民政府禁止而停刊。经杨介绍在大夏大学任国文讲师。杨正宇，初名杨荦，长沙师范同学，都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彼此感情很好。杨在日本留学回国后，任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主任。黄杨曾一同会晤左训生一次，商议参加国家主义派的问题，黄没有加入。后来杨正宇在四川成都大学担任教授，建国初在上海去世。左训生与黄和钧同学一个学期，后就读于长郡中学。因此，1926年左介绍黄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后来，左训生去法国留学。
曹典琦，又名曹伯韩，与黄亦是长沙师范同学，早期中共党员。在长沙读书时，曹劝黄多读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曹、黄均与何叔衡过从甚密。1924年，曹为黄的《国语文字读本》写序，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曾疑黄是国家主义派的人，曹和徐特立都正言规劝过黄。1953年，徐特立回长沙，黄前往拜会，徐老同意黄到北京去，后持教育厅公函介绍到教育部工作未果。至7月，曹典琦在京联系编辑工作后，再次函摧，黄便从长沙赶赴北京，住宣武门内刚家大院6号，由曹介绍到北京自强书局担任编辑。当时，曹典琦在国家文学改革委员会主持汉字简化部，黄后来去该部帮助其工作。
对黄和钧影响较大的还有，黎锦熙、仇鳌、田汉和王季范四人。1920年，黄赴北平参加第一期国语讲习会学习，语言语法学家黎锦熙担任讲师。50年代，黄在京每遇文字学、音韵学、汉语拼音、文（语）法上的困难或疑问，均向黎请教，都得到解决。
仇鳌与黄同乡。仇是民国元老，应毛泽东之邀，于1949年12月赴京，住东直门内北小街草厂胡同14号。在京各公园的每周茶会和每月聚餐，黄与仇时常相见。黄亦时常去仇宅坐谈。1955年，黄和钧执笔的《仇亮年谱》提纲，署名仇鳌、黄和钧，足见其交往密切。在记述到仇亮的绝命诗六章时述曰：“诗稿于其死后由狱卒秘密传出。同学友王骏声得之，抄之示余。存之巳四十年矣。偶一展阅，回念前尘，不禁感涕。”1960年前，仇托黄找一部颜真卿的《郭家庙碑》。黄购得后送至仇宅，主人不在。仇家有一打杂的人姓席，疑黄高价骗钱，对黄极不客气。黄生了气，带着碑帖冲走了。仇鳌曾多次托人请黄前去他家坐谈。黄一直未去。
田汉是长沙师范的老同学。黄和钧初到北京时常去田家，田汉便多次将黄和钧推介给文化部的朋友。但黄的兴趣全在于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方面，没有时间在文学艺术方面用功夫，后来又聘为文史馆员，生活有了保障，遂与田汉疏远。
湘乡王季范，长黄和钧13岁，长沙优级师范毕业后在省立一师任教，不久升为学监。王是黄的先生。黄和钧在北京，王勉励黄多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版是繁体字、竖排本印刷。王季范在扉页上题词后送给黄：
和钧同志二十年来，知其久在湘沪，（是）诲人不倦之良师。近寓首都，斗室独炊，贫不辍学，气奋而力强，造诣未可限量。爰赠领袖文集以励之。 王季范 一九五四年三月于北京寓楼
黄和钧得到王季范赠的《毛泽东选集》后，即赋诗一首。诗曰：
北斗以南惟一人，才能无愧拯斯民。
陆游歌哭只嵩华，刘裕飞腾私己身。
文采风骚应冠世，顽愚饥溺喜归仁。
沧桑正道何由达，毛选规模仔细论。
其后，王季范要求黄多留心国家大事，注意国际形势。黄的历史地理知识丰富且坚持学习，受王的影响甚大。1954年元月30日，黄撰写《对于包头、银川、兰州铁路选择线路的建议》，经王修改，共同署名，呈交给国务院。9月10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来函肯定并奖励。1968年冬，黄撰写《关于中国北部的国防问题》达2万字，经王季范修改后，请人用端楷誊抄一份呈报，均共同署名，且王季范列前，黄和钧列后。
黄和钧27岁时，长沙文化书社出版他的全注音字母《国语文字读本》。他节衣缩食，购藏图书，“文革”中多数被抄走后，三次致函中央文革及陈伯达、戚本禹而石沉大海。年逾花甲的他，制订了每天的学习计划。临《敬史君碑》几十年而不辍
诚然，黄和钧的专业重点是研究语音学。20世纪初叶，中国处于语音改革的关键时期。1913年，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注音字母，5年后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实施。1920年改订字母顺序。1930年中华民国政府将注音字母改为注音符号。早在1924年，他27岁时长沙文化书社就出版了《国语文字读本》。这套上下二卷的已经完全发黄的横排本的语音学著作，全是字母编辑而成，在当时已是非常了不起的，且当年就有再版。他的挚友、同窗曹典琦为其作序。序云：
吾友和钧教国语音韵的科学多年，我很希望他用音标的文字，来教学本国的文艺。因为这个办法，一则可以打破一般人对于离开汉字独立使用之字母文的怀疑；二则开辟了一条用字母文普及教育的坦途，于平民教育，或许是一切教育的进行，至有补益。但是我从前和和钧不常在一块儿，我的意思也就没有向他说过。今天和钧拿他所编的《国语文学读本》给我看，正合了我所希望的条件。真象古人说的“先得我心”了，好不为之惊喜！和钧要我作序，我是个不曾研究国语又不懂文字的人，如何做得！只好把我的感想写在这里做个纪念罢！ 1924，3，10，于湖南教育会
1954年赴京后，黄和钧曾致函叶圣陶、胡愈之、周建人诸位，提出六亿人口中“大多数还是文盲半文盲”，利用《速成识字法》注音字母做识字的“拐棍”，能取得显著的成绩。并对使用注音字母铅字铜横印行《宪法草案》新型注音汉字排印本提出了建议。他到处游说，推行他的《三年普及全国民众教育计划》。
黄和钧作诗填词，遣词造句，十分讲究音韵。在他残存的日记手稿中，填《懒画眉》词（部分），用的是“工尺”韵。“工尺”谱韵共有10个声调，称“合、四、一、上、尺、工、凡、六、五、乙”。
为了方便自己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史事务，他个人节衣缩食，每月总留余几元。时常往西单新华书店及西单商场旧书店观看，一遇所喜之书，辄买回家，积14年之久而图书满室，藏书千数本。“文革”前，黄和钧自编《竹山书屋藏书目录》，总藏书941种。其中，大部是民国时期上海图书集成局、上海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书籍。在他的藏书中，有《说文解字》、《文字学》、《隶体字汇》、《行草大字典》及秦碑、汉碑、北魏碑字帖，都是他毕生追求的汉字改革的重要参考资料。遗憾的是在“破四旧”中被抄去，他三次致函中央文革小组及陈伯达、戚本禹，结果是石沉大海。从北京而长沙而老家，大多数已散佚。至“文革”后，按黄自己分类，仅存218种。有地图19种，地理30种，历史45种，兵法12种，农业13种，文字12种，诗词30种，碑帖16种，政治22种，英文19种。
黄和钧一生孜孜不倦，坚持读书学习，不断与时俱进。至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寓于北京之后，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他还对自己制订了学习的计划：“今后每天必做日记。看每天，1、《论语》翻了几节？2、英文读了几页，写了多少生字？3、杂文写了多少字？4、马列书看了多少？5、临帖临了多少？”
他练习书法，年轻时临《九成宫》，晚年写《敬史君碑》和《千字文》。黄认为“写字之道，必用脑力，所谓意在笔先是也。其中有二法易行者，一为每写一张字，当记其年月日而保存之。积之既久，至于数月，取出对看，看是否有进步？一为每写一张字，写后必自己详细观察，批评一次，好的打圈，坏的打叉，甚至可以批字，加评语。”他又将练习书法归纳成“四言诗”：
点谓之侧，横划为勒，竖直曰弩，钩是挑踢。
策上有折，折发是掠，起撇曰啄，捺是波磔。
他对自己学书的要求很严。《千字文》不过一千字，应该一次写完，以养成一日能楷书千字之习惯。一次伏案不动身，不休息，则字之大小肥瘦，当能齐一。他习《兰亭序》，一天或半天一次写完。临《敬史君碑》也不拖延。黄体会到换笔最为重要。如写“巧”字，在转折之间要换笔，毛则顺而不逆，这样才能光润圆美。
黄和钧练《敬史君碑》，练了几十年，及至古稀之年，仍不令自己满意，仍不断吸取前人学书的技巧和方法。一次，在颐和园玉澜堂壁上见到乾隆帝所临的字，有颜书《争坐位稿》，《家庙碑》及米南宫字，赵孟頫字，知乾隆对于古代法书，无所不临。使他受益匪浅。
黄和钧创作了不少律诗，收录在《剑南诗抄》中。其中《冬夜月下》云：
造物宁能困此翁，浩歌庭下会松风。
煌煌斗柄插天北，焰焰月轮生海东。
皂毒黄旗都护府，峨冠长剑大明宫。
功名晚遂从来事，白首江湖未叹穷。
他的一生，前30年以教书为业，后30年以关心国家建设，以文史馆工作为主。黄的主要著述有《国语文字读本》、《中华音韵》、《说文解字部首韵语》、《四书韵语及注释》、《和钧文存》、以及1954年12月《中国语文》30期刊发的《我对字母问题的意见》等。
黎锦熙，田汉、仇鳌、王季范等将黄和钧推荐到中央统战部，先后被聘为湖南文史馆、北京文史馆馆员。他致函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黄克诚，印度入侵西藏已在预料之中。他还为祖国建设提交了许多建议。
1954年，黄和钧住在北京。同乡黎锦熙、田汉、仇鳌、王季范等4人联名写信，介绍黄去中央统战部。他自己带申请书、自传及旧作才种一同送呈。中央统战部则又将黄和钧函介到湖南。1954年10月29日，被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程潜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任通知书为府办秘字第168号。同年，又被聘为北京文史馆馆员。受聘后，黄致函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函云：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负责同志：
和钧于十一月九日，奉到来示，知已被聘为我省馆员。从此膏火不缺，日就月将，文字报国之素志得偿。于祖国光荣之建设中，庶几如泰山之一粒土壤，河海之一点细流，稍有建树，即免广叶之惧，可以越活越年轻矣，谢谢。
本年三月，和钧与王季范老师共同写万言建议，呈中央人民政府。九月，得国家计划委员会来信，谓建议很好，于国家计划工作有不少帮助，和钧因此更加奋勉。最近与王季范老又共同商讨，方起草《长江水道整理的建议》。《建议》写成第一章约二三千字，不久完稿，当寄呈你府。洞庭湖及湘资沅澧及藕池等四口疏浚引导，系长江水道整理之一部，关系吾湘极大。
一九五二年土改时，和钧在湘阴乡下，举有《三年普及全国民众教育计划》一文，携到北京，经黎锦熙、曹伯韩诸先生之指示，乃知此文大有修改充实之必要。欲三年扫盲，必须以民族形式之拼音文字辅助汉字，又必须以科学方法改良汉字，然后三年乃能有成。和钧有志于此，以汉学自衔，而改良汉字，实文史馆诸长者之责。以毕生钻研汉字之学历，与爱护汉字之热情，而担任改良汉字之研究，事功乃可望成就，此与和钧所学实相符合。故以参加我省文史馆为荣，谨此奉复，并致
敬礼
[又补]窃以为祖国经济，首要在于重工业，而文化建设，首要在于改良汉字。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黄和钧被聘任湖南暨北京文史馆馆员后，“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注意国家大事”，将自己思考的重点转移到国家大事方面。“遇到国内国际问题，则深切研究，反复往同乡王季范先生处，谈论研讨。”他研究的主要课题是“国防问题、新疆问题、黄河治理及河北水地问题”。黄购置了大量的地图，“室内左图右史，墙上挂着地图”。研究地理需要十几种地图，因为“中苏边界纠纷，必须对照”，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苏联与东北欧国家以及日本、蒙古之土地变化很多（大），必须有旧时地图对证（照）。”1954年后，黄克诚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他在致黄克诚的函中指出：
“我以为在西巴基斯坦和新疆之间，是祖国国防最弱的一环。西巴基斯坦有八十三万方公里，人口多到三千四百万，都信回教，兵源丰富，又勇敢顽固。而新疆省一百七十万方公里，人口只有五百万。新疆到处空旷，兵少则顾此失彼，兵多又军资器械的接济（困难），路太远又交通不良。西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及新疆，人民都信回教。又巴基斯坦的军事补给线是非常方便的。印度河由北而南直到喀拉基海口，水路有交通之便，铁路公路都南北走（向），三者都直指我新疆南部。他们的交通线和我新疆的国界线成垂直，而我新疆的交通却异常不便，又离内地极远。克什米尔大半被巴基斯坦军队占领，而由尼泊尔与克什米尔很容易占我西藏西部，以控制拉萨及新疆南部等低地。”
拳拳之心，溢于言表。果然不出黄和钧所料，8年后的1962年秋，印度军队越过中印边界西段，入侵中国西藏。为了边界安定，1963年春，中国同巴基斯坦签订了关于边界问题协定。
在担任两馆馆员期间，黄和钧撰写的重要建议、草案、评论还有：《整理长江水道的第一建议——长江口交疏通》、《整理长江水道的第二建议——一般的办法》、《三年扫盲计划草案》、《关于华南经济建设的五项建议》、《关于兰新铁路西北段应选有利路线并自西北端同时修筑的建议》、《关于包头、银川、兰州铁路选择线路的建议》、《汉语新拼音文字方案的草案》、《关于中国北部的国防问题》、《请赶修西南横贯铁路的建议》、《中国交通评论》、《西藏的人口问题》、《关于中印问题的建议》、《〈中国铁路评论〉里的一些错误》等等。他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殚精竭虑，获得国务院有关人士的高度评价。
黄和钧晚年患有肺结核、肺气肿等疾病，于1984年4月10日病逝，终年87岁。其妻李仕珍，早年师范毕业，终生从事教育事业。是1960、1963年两届湘阴县人大代表，1964年又推选为湖南省政协委员。
笔者两度寻访，感受殊深，赋诗以记。
一
寻访哲人春意萌，风流文采启尘封。
隐居岁月园蔬满，显赫青春术业精。
雁岭云遮桥下影，湘江浪卷岸头萍。
平生漫步崎岖道，窗友相看刮目惊。
二
函邀北上客京华，斗室书斋赋远涯。
储运常萦筹铁水，安宁深虑顾苏巴。
湘京双聘诚心静，学识俱成慧眼遐。
北海长街晨影健，馆耆爽悦品新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