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里政男即李登辉.
日本在大东亚战争爆发后，调整对台政策，并且在台湾地区推行了一系列殖民和强制同化的政策，皇民化运动便是这种环境下的产物。日本在台湾的皇民化运动开始于1936年9月，新任总督小林跻造（こばやしせいぞう）上任后，发表统治台湾三原则：“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李登辉在该运动中更名为岩里政男。他曾表示，他在22岁前（即日本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前）是日本人(台湾从1895年~1945为大日本帝国最南方之领土，号称不沉之空母)。
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5年结束以后，李登辉在1946年春天返回台湾，进入原台北帝国大学改制而来的台湾大学就读。回到台湾不久，经由身兼中国共产党“台北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吴克泰的邀请，李登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在1946年9月被批准入共产党。入党之后，李登辉积极参与地下共产党的活动。1947年1月9日，他参加了地下共产党领导的针对沈崇案的游行，给游行的领导人吴克泰留下很深的印象。蓝博洲这样评论这个时期的李登辉：“显然地，这时候的青年李登辉，已经通过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不但使得他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压过了对自我哲学的迷恋，而且决定将这样的‘解放哲学’付诸实践吧！”
李登辉在1947年9月退出了中国共产党。退党时，李登辉表示会保守地下共产党的秘密，地下共产党组织也承诺为他的这段历史保密。虽然退出了共产党，在思想上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李登辉，随即又参加了一个叫做“新民主同志会”的地下党外围团体，彼此一起研读《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左派书籍。在此期间李登辉第二次入共产党，并于1948年夏再度退党，并又一次作出保守秘密的承诺。因为这段曾为共产党员的经历，李登辉加入中国国民党后仍被怀疑与共产党有牵连，曾被连续审查，获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还要定期汇报并且被监视。另外，因为由李登辉介绍加入共产党叶城松及所有与李交好的共产党人在李退党后都被捕并判死刑（“匪台湾省工委会台大法学院叶城松等叛乱案”，《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上册168页）， 有人怀疑李登辉背叛了当初保密的诺言，背叛了曾经的同志。
许多年后，李登辉对他自己当年参加共产党的历史做出这样的总结：“三十岁前不相信共产主义是没梦想；三十岁后还相信共产主义叫不实际。”
李登辉在基础教养阶段深受日本教育的影响，学术上则以在美国所受的高等教育为最高成就。美国文化及基督教信仰，对于其思想亦有相当程度之影响。1950年，长子李宪文出生。两年后，李登辉获得中美基金奖学金，首次赴美，到爱荷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研究农业经济。1953拿到硕士学位，同年自美返回台湾，担任台湾省农林厅技士及经济分析股股长，同时也在台湾大学担任兼任讲师的工作。
1969年6月，可能是由于在海外与“台独”运动参与者有过接触经验，李登辉再一次被警备总部约谈，第一次约谈的时间长达17个小时，之后又持续了一个礼拜才结束。李登辉在晚年回忆往事时称，这件事使他“下定决心，如果有机会执政的话，绝不愿意同胞再忍受这种白色恐怖之苦”。1970年，联合国开发总署东亚支部邀请他到曼谷主讲农业经济问题时，即使他已经是闻名国际的农业专家，台湾当局仍以在“观察中”的理由，不让他出境。
不过，却也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当时农复会的上司沈宗瀚将李登辉以农业问题专家的身分，在1971年8月介绍给蒋经国。当时经国先生正准备组阁，接掌最高权力，十分赏识他，劝李登辉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10月，在经济学者王作荣的介绍下，李登辉加入了国民党。翌年，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院长”的职务，李登辉以“政务委员”入阁，成为最年轻的“阁员”，时年49岁。自此之后的六年之间，他担任农业专长的“行政院政务委员”。这时他把运作25年、对农村影响甚大的“肥料换谷”制度废除掉。
1978年，蒋经国任命李登辉为台北市市长。在担任台北市长的这三年期间，李登辉推动台北艺术季，兴建翡翠水库。
1981年，李登辉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在省主席任内，他提倡“八万农业大军”，并培养“核心农家”，同时处理二重疏洪道的纠纷。他在省主席期间“引进区域发展观念，促进农业改革及城乡的平衡发展，同时运用他的农业专业知识，推进稻田转作，改进农产品运销”。
1984年，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候选人，并经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七次会议选举，当选第七任“副总统”。
其言论有：
“到目前为止，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都是外来政权。最近我能心平气和地说就算是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只是来统治台湾人的一个党，所以必须成为台湾人的国民党。以往像我们七十几岁的人在晚上都不能好好的睡觉，我不想让子孙们受到同样的待遇。 ”
──引自《中国第一个民主体系》
“ 我没有枪，拳头母也小粒，在国民党中的我，能够维持到今天的原因，是我心中的台湾人之声。台湾人期待我，而我一定要做的这种想法。 ”
──引自《中国第一个民主体系》
1999年7月，他在接受“德国之声”录影专访的时候，提到海峡两岸的关系，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这也就是著名的“两国论”。他在受访时这样表示：“ 有别于国统纲领以及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等一厢情愿式的国民党政策宣示，实际上的历史的事实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政权成立以后，从未统治过中华民国所辖的台、澎、金、马。我国并在1991年的修宪，增修条文第十条（现在为第十一条）将宪法的地域效力限缩在台湾，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统治权的合法性；增修条文第一、四条明定立法院与国民大会民意机关成员仅从台湾人民中选出 ……使所建构出来的国家机关只代表台湾人民，国家权力统治的正当性也只来自中华民国人民的授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完全无关。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中华民国视为“叛离的一省”，这完全昧于历史与法律上的事实。 ”
总结：李登辉上任“总统”以后，不断容忍反对势力民进党的坐大。并利用本土意识与国民党的内斗对象抗衡。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半党主席，即一个民进党主席＋半个国民党主席。
对于李登辉推动台湾“独立”运动的努力，评价尤其趋于两极。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人士认为，李登辉努力让台湾脱离传统中国概念的思想和文化体系，尝试走上“独立”道路。他在台湾当局领导人任内大力推行“去中国化”、台湾本土化运动，与美、日等传统盟国加强联系，卸任后又对台湾“独立”运动的发展大力支持，许多“台独”人士因而对李相当推崇。卸任“总统”并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后，李登辉仍为台湾政坛上，“台独”运动的主要精神领导人之一。
由于李登辉在其当政期间，试图借访美等机会拓展台湾地区外交空间、提出“台海两岸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说法，对中国大陆政府强烈抨击，对台湾社会中传承的传统中华文化的渐进式分化，并于卸任后公开主张台湾“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方、中国大陆人民和海外侨民普遍对他感到反感。其中有包括抱持强烈民族主义和大中华统一思想的中国大陆人士，在网路传媒上以攻击性言词加以谴责，甚至与持“台独”观点人士非理性的谩骂也常见于许多公开论坛。台湾泛蓝人士及秉承大中华统一思想的人士，由于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的相对，也对其没有好感。
李登辉早年接受日本教育，对日本文化相当推崇，常在其言谈中流露出对日本的友好之意，并在台湾当局公务员任内自称自己是半个日本人，曾表达过参拜供奉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牌位的日本靖国神社的意愿[11]。而李本人也在2007年访问日本时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此外，李亦曾表示，他认为钓鱼台列屿主权属于日本。部分经历过二战或对日本统治没有好感的人士对李身为台湾当局前领导人和公民所做出的公开亲日态度表示震怒和无法接受，然其仍有待历史做出最终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