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觉明，原名作明，字肖臣，又字濯明、卓民，号章卿。清光绪己丑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关口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其父华信丞是清末秀才。觉明在兄弟姐妹七人中行五，自幼家贫，虽其长兄、二哥都考中了秀才，但那时连给报喜者的赏钱都拿不出，只好向邻居借米、借钱招待报喜之人，可见其家庭生计难艰。其三哥、四哥因而不能读书，只能在家种田。到觉明十岁时，也只能在家里放牛。他每天将牛牵到与华家毗邻的郭姓家的私塾馆附近放牧，以便可以扒在窗口听私塾丁先生讲课。天长日久，丁先生怜其好学，不要束脩，破例收为弟子。因其聪颖好学，加之诗文皆优，深得丁先生的喜爱。
清末废除科举，新学兴起，得乡人资助，进入省立高等小学，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存古学堂。中学毕业后，又得浠水县同乡、在京名士瞿瀛资助，考取北京中国大学法科直至毕业。此时，浠水同乡汤化龙任教育部总长。觉明因诗文俱佳深得汤的赏识，毕业后，被聘为教育部部员。在此期间，结识了一大批民国初年为新学兴起作出贡献的教育界名流。汤化龙担任众议院议长时，觉明升任内务部主事，又结识了一大批军阀政客。后汤化龙去职出国，觉明亦离任，随同乡瞿瀛追随黎元洪左右，成为黎的幕僚，为黎的复出而四处奔走，深得黎元洪的信任。民国十一年(1922年)春，黎元洪再度上台，华觉明出任总统府秘书，与湖北蕲春人饶汉祥(秘书长)、瞿瀛(副秘书长)共同负责总统府所有文电的起草、发布，穿梭周旋于形形色色的军阀政客间。民国十年(1921年)华觉明的父亲信丞老人七十七岁寿辰，黎元洪曾亲笔手书“蕃祉老寿”四大字，并制成镏金寿匾，派人送到华觉明的浠水老家，悬挂于堂屋正中。此事影响很大，引来名流聚集，佳宾如云，盛极一时。
民国十四年(1925年)黎元洪二次下台，华觉明离开总统府，与本县王霜凫(原湖北省银行经理王梦生之弟)在北京创办复旦通讯社，从事新闻工作。因其曾在教育部、内务部以及总统府工作过，同当时的政界、文化界、教育界接触甚广，人缘也好，且当时政局处于多事之秋，华致力于报社工作，所发布的新闻准确迅速，文笔亦佳，在北京报界影响很大，为各界人士称赞。由于他在报上发表的观点比较进步，有许多支持北伐革命的文章刊登。1928年北伐成功时，蒋介石正在保定，曾点名接见在京的政要文人，其中就有华觉明。
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临时行营，何成浚任行营主任，慕华觉明之名，聘其为北京行营主任秘书，不久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调何成浚任国民政府参议长，华觉明又随何到南京任少将参议，在南京仍兼理复旦通讯社事务，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民国十八年(1929年)，何成浚被蒋介石任命为武汉行营主任兼湖北省政府主席，华觉明又随何到武汉行营任行营秘书长，兼湖北省政府秘书长。为何成浚“代拆代行”，即代其处理所有往来公文、信件。在其不在时，曾代行八个月省政府主席之职，成为何成浚主鄂期间最得力的幕僚之一。在此期间，华觉明的秘书某女士的先生是湖北省中共地下党的重要领导人，以共产党嫌疑被国民党武汉警察局逮捕，一起被抓的有十几人，其秘书某女士向华觉明求情，华觉明在未审理之前，以盖有省政府大印的文书要求警察局放人，使这些中共地下党员得以获救。这件事董必武副主席有所了解，解放后曾提及此事。文革初期，也曾有过数起外调人员找到华觉明，询问当时被释放的人员是否写过自首书，华觉明推说年岁大了，记不清了。50年代初，有一位被华觉明保护过的厅级干部曾找他追忆此事。
1933年，华觉明感到自己是省政府秘书长，也是较早的国民党党员，但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连省政府委员都不是，参加会议只能听，不能发表意见，颇感委屈，便辞去省政府秘书长职务，任武汉《中山月报》社社长，又从事起新闻工作。后武汉水灾，回到北平。1934年，武汉行营改为“绥靖公署”，何成浚为主任，极力拉拢湖北籍名士，华觉明又回武汉任绥靖公署少将参议。并往返于北平和武汉，调查收集有关日本准备进攻华北发动侵华战争的情报。当时曾有日本特务到家中威胁恐吓，进行骚扰，扬言报复。
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以后。华觉明与同乡董必武先生曾有过较深的交往。1938年，汉口撤守，华觉明携眷入川，至成都。任四川省政府顾问兼省政府秘书，协助当时的国民党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孟广澎综核文稿，主要是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撰拟书札、文电，直至1949年底张群离川，成都和平解放。
1954年，华觉明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旧居。曾在街道举办的扫盲班中义务担任教师，并受到市区领导的奖励。后来一直在家赋闲，生活也有困难。此时身为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得知后，约他相见，并亲自写信给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介绍华觉明生平，推荐他到北京市文史研究馆任馆员。1960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在文史馆工作期间，他尽其所能写了大量关于民国初年一些珍贵的资料，如名人汤化龙、孔庚、何成浚、夏斗寅等错综复杂的历史资料和轶事等文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曾刊发了部分文稿。
1956年为支持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他将私宅的大部分房产公私合营，仅留下8间房与大儿子一家同住。1966年8月28日，被抄家，家中书画、历史资料、各时期的照片、往来信件等，有些被焚烧，其馀部分物品做为“红卫兵造反成果”，曾拿到北京市展览馆展出。
华觉明平时对政治形势、国家大事很关心，尽管生活不宽裕，仍订阅许多报纸。晚年虽然身体多病，但文史馆每周五的半天学习是一定要参加的。
1967年3月8日在北京市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