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化的特点两汉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都使东西方的现代文明人士崇拜和羡慕。但是两汉文化的形成较之中国上古时代文化的形成是起步比较晚的,它的形成基础则是以华夏文化为核心,从西部到中原,在汲取了华夏八方百族的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自汉高祖刘邦出生至汉朝的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北方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这些文化的产生与形成都是与其所处的地域及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的,它代表着地方文化的区域特色。
(一)荆楚文化:是汉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最基础的文化类型之一。它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的广大地区,是当时刘邦诞育地区的本土文化。丰邑原为宋国属地,后曾在此设都(故丰县有“汉高故里,古宋遗风”之称)。
(二)齐鲁文化:即儒学文化。其地域是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这一地区主要从事于农业和蚕丝织业,并因临海而富于鱼盐之利,故而形成了这一地域的文化和习俗特征。“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乡人者,大国之风也”;“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
对刘邦而言,荆楚文化、齐鲁文化都是烂熟于心的,推崇与否都是因时势而定的,表面上的好恶并不代表着文化层次的厚薄。确切地说,汉文化的很大成份来源于齐鲁文化,即儒学文化。
(三)中原文化:即华夏文化。这种文化主要产生于黄河的中游地区,在这一地区有着突出的较文明的农耕文化,而且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均较为发达,成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摇篮。
(四)关中文化:即三秦文化。这种文化观念产生和形成于黄河上游以及渭水流域,这里膏壤千里,以田为上好稼穑,多大贾,农耕文化形成较早。
(五)北方文化:亦即燕赵文化。这种文化观念主要产生于北部的海河流域,包括春秋时期的赵国、中山国、燕国以及以北的地区。这一区域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相同之处,且受塞外匈奴的游牧文化的影响,显得更加雄浑粗犷,奔驰豪放。
除了上述五种文化主体之外,还有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越族亚文化等,都曾对汉文化的形成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同时更多的则是受后来汉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全国一统的“大一统汉文化”。汉朝建立前,中国广大地区所存在的文化差异,极大地限制了区域交流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李斯等人的倡导下,虽然对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文化现状进行了改革,但这项工作并非像战争那样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够改变,而是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潜移默化才能够使八方文化融为一体,诸子百家互相渗透,最终凝聚成中华民族的文化――汉文化。汉字、汉语、汉文化来自百族,又影响八方,对中华民族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千年不衰的深远影响。
两汉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基本要旨如上所述,两汉文化是在百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汉字、汉语、汉文化都是在悠悠的历史岁月中,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类型。特别是经历了秦始皇、汉刘邦两次“大一统”的改进之后,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雏型。经过文、景、武帝的实践锤炼,使之成为较为稳定的民族文化。加之两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形成了“汉人、汉语、汉字、汉文化”的特定称谓。在博大精深的两汉文化中,其主要内容及其基本要旨大致如下:
(一)“无为而治”奠定了汉王朝的立国之本;
(二)“独尊儒术”造就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
(三)“龙凤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如前所述,“龙凤文化”是继承和发展了夏商文化的一个部分,是炎黄先祖所尊崇的图腾。夏朝、商朝之后,龙凤的形象在华夏民族的心理上越来越伟岸丰彩,诗词歌赋、器皿饰物无不体现出龙凤呈祥的吉瑞之象。时至今日,虽没有人再将自己封为“真龙天子”,但“龙的精神”,即那种叱咤风云、驾驭自然的神伟形象,依然活动在每个人的心中,鼓舞着人们奋发向上,拼搏进取。
两汉文化对中华民族的重大影响由汉高祖刘邦奠基而发展起来的两汉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对中国、对世界都曾产生过并将继续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两汉文化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它所形成的影响则渗透到中华民族发展的方方面面。
(一)两汉文化的形成是衡量民族兴亡的一个标志;
(二)两汉文化揭示了政治经济的基础地位;
(三)两汉文化对家族观念、伦理道德影响深远。
总之,博大精深、浩瀚无垠的两汉文化是一个集萃八方百族文化的整体。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心理,是融合和汲取了各种类型文化精髓的“大一统”文化,因而也就显示出十分的广泛性和适用性。它既具有各民族文化的基本共性,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和鲜明性,是使民族统一、国家统一、多元文化走向一元文化的光辉典范,其功绩之大、影响之深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无法比拟的。因此,作为华夏民族“核心文化”的两汉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它凝聚着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今后仍将会对中国、对世界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服饰文化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通幅花纹。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中国服饰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足下为歧头履。腰间束带。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①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②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饮食文化中国饮食文化的丰富时期,归功于汉代中西(西域)饮食文化的交流,引进石榴、芝麻、葡萄、胡桃(即核桃)、西瓜、甜瓜、黄瓜、菠菜、胡萝卜、茴香、芹菜、胡豆、扁豆、苜蓿,主要用于马粮,莴莲(即莴笋)、大葱、大蒜,还传入一些烹调方法,如炸油饼,胡饼(即芝麻烧饼,也叫炉桡)。东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使豆类的营养得到消化,物美价廉,可做出许多种菜肴,1960年河南密县发现汉墓有大画像石,其中就有豆腐作坊的石刻。东汉还发明了植物油。在此以前都用动物油,叫脂膏,带角的动物油叫脂,无角的如犬,叫膏。脂较硬,膏较稀软,植物油有杏仁油、奈实油、麻油,但很稀少,南北朝以后植物油的品种增加价格也便宜。
在饭、菜的食用上都有严格的规定,通过饮食礼仪体现等级区别。如王公贵族讲究‘牛宜秩,羊宜黍,象直穆,犬宜粱,雁直麦,鱼宜涨,凡君子食恒放焉‘。粮食有稻、小麦、黍,粟,大豆,赤豆,麻子等:蔬菜瓜果有芥菜,葵、芋、姜、笋、藕、菱角以及梅、杨梅、梨、柿,枣、橙、枇杷、甜瓜等;肉食品属于兽类的有黄牛、绵羊、狗、猪、马、兔,梅花鹿;属于禽类的有鸡、野鸡、野鸭、雁、鹧鸪、鹌鹑、鹤、天鹅、斑鸠、鹬、鸳鸯、竹鸡、火斑鸡、鸮、喜鹊、麻雀等;属于鱼类的有鲤、鲫、鳡、刺鳊、银鲴、鳜等。此外,随葬的食品和饮料还有鸡蛋、各种饼食和酒。烹调时使用的调味品有盐、酱、豆豉、糖、蜜、曲、醋等。而贫民的日常饭食则以豆饭藿羹为主,‘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有菜肴二十余种。‘凡王之馈,食用六百,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这告诉我们,进献王者的饮食要符合一定的礼教。《礼记·礼器》曰:‘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而民间平民的饮食之礼则‘乡饮酒之礼,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乡饮酒,是乡人以时会聚饮酒之礼,在这种庆祝会上,最受恭敬的是长者。
礼产生于饮食,同时又严格约束饮食活动。不仅讲求饮食规格,而且连菜肴的摆投也有规则,《礼记·曲礼》说:‘凡进食之礼,左肴右被,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疏酱处内,葱片处右,酒浆处右。以脯俗置者,左朐右末。‘译成现代的文字,就是说,凡是陈设便餐,带骨的菜肴放在左边,切的纯肉放在右边。干的食品菜肴靠着人的左手方,羹汤放在靠右手方。细切的和烧烤的肉类放远些,醋和酱类放在近处。蒸葱等伴料放在旁边,酒浆等饮料和羹汤放在同一方向。如果要分陈干肉、牛脯等物,则弯曲的在左,挺直的在右。这套规则在《礼记·少仪》中也有详细记载。上菜时,要用右手握持,而托捧于左手上;上鱼肴时,如果是烧鱼,以鱼尾向着宾客;冬天鱼肚向着宾客的右方,夏大鱼脊向宾客的右方。
在用饭过程中,也有一套繁文缛礼。《礼记·曲礼》载:‘共食不饱,共饭不择手,毋搏饭,毋放饭,毋流歌,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毋捉羹,毋刺齿。客絮羹,主人辞不能烹。客歉醢,主人辞以篓。濡肉齿决,于内不齿决。毋嘬炙。卒食,客自前跪,撤饭齐以授相者,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这段话的大意是讲:大家共同吃饭时,不可只顾自己吃饱。如果和别人一起吃饭,就要检查手的清洁。不要用手搓饭团,不要把多余的饭放进锅中,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要吃得喷喷作声,不要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又放回盘碗里,不要把肉骨头扔给狗。不要专据食物,也不要簸扬着热饭,吃黍蒸的饭用手而不用箸,不可以大口囫囵的喝汤,也不要当着主人的面调和菜汤。不要当众剔牙齿,也不要喝瞻渍的肉酱。
如果有客人在调和菜汤,主人就要道歉,说是烹调得不好;如果客人喝到酱类的食品,主人也要道歉,说是备办的食物不够。湿软的肉可以用牙齿咬断,于肉就得用手分食。吃炙肉个要撮作一把来嚼。吃饭完毕,客人应起身向前收拾桌上盛行瞻债物的碟子交给旁边伺侯的主人,主人跟着起身,请客人不要劳动,然后,客人再坐下。
饮料:茶。
酒,但是很浑浊,度数很低 。
零食:开始利用腌制的方法保存水果。
两汉文学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西汉初至东汉末大约400年间的诗歌创作,包括文人创作和民间歌谣,以两汉乐府和东汉末年的文人五言诗成就最高。汉代诗歌是在《诗经》《楚辞》和秦、汉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创作、从乐府歌辞到文人徒诗即“古诗”、从四言体到五言体、从骚体到七言体、从叙事诗到抒情诗的发展过程。汉武帝时期,正式建立乐府官署,由精通音乐的李延年充任协律都尉,负责制定乐谱和训练乐员,同时大规模地搜集民歌配乐演唱。乐府官署的设置,使汉代民歌得以大量保存,在汉代文人诗坛特别冷落的情况下放射出异常绚烂的光彩,从而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个重要发展阶段。
汉乐府民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有些诗揭露了官僚贵族的豪奢与残暴,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展现了汉代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传达出被压迫人民愤怒反抗的呼声。如《相逢行》《妇病行》《东门行》等;有些诗反映了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如《十五从军征》《战城南》《饮马长城窟》《古歌》等;有些诗反映了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弃妇的痛苦哀怨,如《上邪》《有所思》《上山采蘼芜》《白头吟》《怨歌行》《孔雀东南飞》等;还有些诗反映了社会动乱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如《枯鱼过河泣》《乌生》等等。在艺术上,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叙事的形式,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孤儿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语言朴实凝练,不事雕琢,如《江南》;句式上灵活多样,有四言、杂言,而其最大贡献是开创并完成了五言诗的形式,不仅影响到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而且直接为建安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与汉乐府民歌比较,汉代文人写诗的很少。西汉文人诗主要有以刘邦《大风歌》为代表的楚歌,传统典雅的四言诗以韦孟《讽谏诗》等为代表。直到东汉时期,在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才开始出现。班固的《咏史》是第一首文人五言诗。其后文人五言诗如雨后春笋,如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赵壹的《刺世疾邪诗》等。其中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的,是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大都是些失意文人,诗中所抒发的大都是他们失志伤时、离愁别怨及人生无常的忧愤情绪,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因此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早期文人五言诗的典范。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称誉它为“五言之冠冕”,给予极高的评价。
汉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宋书·乐志》和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汉代文人诗主要保存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南朝梁萧统《文选》、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中。今人逯钦立辑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
两汉散文创作的成就很高。汉初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散文,思想敏锐、直言时弊、文采飞扬。后期至东汉的散文虽有骈偶化发展的倾向,但能够保存汉初关注现实,指摘时弊的文风。而两汉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编写体例。它敢于批判、敢于歌颂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人们所称道。从文学的角度看,司马迁以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使它成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飞将军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等。《史记》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变化多样的谋篇布局和语言的非凡表现力,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语热情地评价《史记》杰出的史学和文学成就。可以和《史记》相提并论的是班固的《汉书》。《汉书》记事详赡,写得也颇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准则,来写入记史,显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逊于《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