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发掘了一座商代大墓，有一棺一椁，椁室东西长8.22米，两端有 2层台。墓内随葬品非常丰富，其中青铜器数量最多，达 480余件，是江南地区商代青铜器的一次重大发现。
大洋洲墓所出青铜器，工艺精美，品种繁多。粗略加以分类，礼器中的食器有鼎、鬲、甗、簋、豆、匕等，酒器有罍、瓿、卣、壶、瓒、勺等,乐器有镈、大铙,兵器有胄、钺、戈、戟、矛、长刀、短剑、镞等，用器有杖首、炭箕、厨刀等，工具有斧、钻、凿、刻刀等，农具有耜、臿、犁、镰等。此外还有若干饰件和用途有待研究的杂器。
从出土陶器看，大洋洲墓相当吴城文化二期 (相当商代晚期 )。墓中青铜器不少带有商文化二里冈期的特点，如大方鼎，除立耳上饰有伏虎外，形制纹饰及制作工艺都和河南郑州的出土品一致；三足提梁壶形制类似陕西城固龙头镇的壶；大钺花纹布局类似湖北黄陂盘龙城的钺。还有一些青铜器则有商代文化殷墟早期的特点，如方卣很像殷墟小屯YM331的卣，豆很像小屯YM388的白陶豆。有人认为这种新旧因素并存的现象同于殷墟早期某些青铜器墓，由之推断大洋洲墓也相当这一时期。但也有学者认为大洋洲墓应再晚一些。
大洋洲墓青铜器还有不少大型器物，例如大方鼎通高97厘米，重49.2千克，形制宏伟，大甗通高110厘米，重78千克。
有些青铜器异常精美，例如，有一件方卣，通高29厘米，细颈方腹，提梁贴靠颈侧，梁端为龙首形，盖钮与梁间有蛇形绊链，器饰饕餮纹，圈足饰镂空云纹，腹面有孔，内部有十字形管道，底部也是双层，便于用炭火或沸水加温；还有一件饕餮纹小方鼎，底部也是双层，两底间的腹面设一小门，可以向上揭开，将炭火置入加热。这两件器物达到商代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结构复杂，铸造的方法有待鉴定研究。
青铜器的装饰工艺也较发达。一部分戈的内部有嵌绿松石的花纹。据学者观察,大钺上有嵌红铜的花纹,是这种技术最早的例证。
大洋洲墓的青铜器多成组成套，有的器种有若干件，例如夔形足的扁足鼎有大小不同30多件。与鼎配合使用的匕，也有多件，重叠放置。有的器种有几种形制，如工具中有形状、尺寸都有差异的钻，有平刃、斜刃的刻刀。农具中的犁和臿，也有不同的类型。镞的种类更多，显然各有特殊的用途。
农具的众多，堪称农业考古上的重大发现。其中镰的形制，显然是后来流行于长江下游的镰的前身。青铜犁的时代这样早，也足以令人惊异。
大洋洲墓中有一些象征统治者权威的器物，如象征兵刑权力的大钺。还有瓒，前部形如粗矮的觚，高17厘米,后有长柄,系举行隆重的裸礼时所用，甚为罕见。由此看来，墓主应有很高的身分。
大洋洲墓的青铜器许多与中原商文化的器物相同或类似。但用中原的标准来观察，又有不少明显的地方特色。例如,在礼器的组合上,缺少了尊、觚、爵、角、斝等常见的酒器。即使是形制和中原类同的器物，不少也有特别的装饰或花纹，如器耳上多附加虎、鹿一类动物形饰，纹饰间多有“燕尾”形的索纹、阔口的牛首纹等。此外，墓中青铜器还可举出以下特点：
在食器中，扁足鼎尤为多见，有大小不同的30余件。鼎耳上都饰立虎,扁足作浮雕状的夔形,与1975年江西清江锄狮脑出土的一件相似。个别还有扁足作鱼形的，更为特异，中原地方未见。
酒器中的瓿，圜底，饰弦纹，很有特色，当地陶器也未见类似形制。
乐器中的大铙，在商代是南方特有的器种。三件纹饰彼此不同，有的饰有云纹、联珠纹，和江苏等地的出土品接近；有的饰勾连雷纹，前所未见。
兵器的特色更多。戈均系直援无胡，有方内、曲内两大类。其中曲内的，内作无角兽首形，显示利齿。长刀形狭长，前端勾卷，背上有插入□内的片状环，颇似山西石楼等地的出土品。戟为浑铸，以直援的戈与长刀合为一体，与周初的勾戟类似而不同。矛的类型也较多，有的□部有伸出的系环。箭镞类型很多，有的是单翼的，即一侧的翼特大，或以为是一种鱼镖，尚待研究。
兵器中的短剑尤其值得重视。这种短剑的剑身下端平直，有短茎，比西南地区出土的早期柳叶形剑、周初的柳叶形剑更近于东周流行的剑的形制。这种短剑的发现，有可能为东周剑的起源提供新的线索。
另有一种扁平无銎的圆刃斧，件数较多，是兵器还是工具不很清楚。个别器上铸有符号,类于当地陶文,可能是文字。还有一种曲尺形的扁平端刃器，用途也待研究。弧形刃的刀，或许与南方多见的靴形钺有关。长方形无柄刀，可能脱胎于当地文化中的一种陶刀。
在大洋洲墓中还出土有一件青铜人面。此器高60厘米，作两面相同的人面形，中间有管上下通贯，可插入木质杆状物。人面顶上有双角，角上饰云纹，双目圆睁，尖耳阔鼻，张口，露出牙齿，有一对卷弯的獠牙。人面的造型与现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的青铜鼍鼓纹饰中人形的头部相似，富于神话意义。此器可能与当时的祭祀崇拜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