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
王实味，原名诗微，笔名实味、叔翰。(1906-1947)出生于河南省潢川。时家境已败落。王实味少年时期由父亲给予了较好的国学发蒙，并且接受进步教师的新式教育。他与同学徐智雨戚宇凡都成为中共党员，后二人是潢川党组织的创建者。
王实味十七岁时（1923）考取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一年后因为经济所迫考取邮务，又一年后（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年底发表书信体小说《休息》，表示：“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
在北大参加了党组织 活动，很快因为热恋李芬而离开了党组。1927年再次因为经济所迫辍学，并且因为政治的原因无处安身。1930年在上海跟李芬的战友刘莹结婚。多年流徙奔走，不满当局，忧虑时事。1937年10月只身抵达延安。
王实味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王实味的津贴是四块半，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半块，比毛少半块。在工作中跟陈伯达意见不合颇有嫌隙。在延安王实味和自己以前在开封女中的学生薄平有一次短暂的婚姻。 王实味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事直言指责，得罪人很多。鲁院与文抗之间有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派别区分，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因为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人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 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当时他已经料到了这类文章会被国民党利用，但是他说“（敌人）……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当时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思潮，与延安热烈的时代氛围形成了一种极不和谐的冲撞。
毛亲自指出：“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在整风高级干部总结会上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在另一场合说：“《野百合花》有文章。”事后在1945年七大时毛说：“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1942年6月起展开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批判并且不断升级扩大。康生的插手使得这件事情向一个更加恶劣的政治事件演变。后又被定为托派分子，并与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1942年被开除党籍。1943年被逮捕关押。1943年4月1日被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对于王实味的处置办法，批复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四十一岁。
北大同学、妻子刘莹没有王实味的确切消息，一直盼望一家团聚的日子。1978年刘莹从广播中知道王实味于1947年作为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被处决。刘莹当时已经七十二岁高龄，断然肯定这是政治诬陷，人为地千古奇冤。1973年夏只身南下来到北京申诉。1984年当时的知情人李维汉逝世，将王实味的平反问题托付给与王一起工作过的温济泽。1986年透过层层纱幕，王实味的头上只剩下一顶托派的帽子。1990年12月宣布对王实味的平反决定，其子已经五十五岁，泪流满面。
同时有很多历史事实和研究表明，当时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被国民党利用是对王实味残酷批判后的事情了。
著有散文通讯集《休息》等。
带刺的野百合１９４２年３月，延安，马列著作翻译家、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杂文《野百合花》，文章中回忆了他在北大的女同学李芬，回湖南邵阳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壮烈牺牲的情景后说：“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的影子汲取力量。”接着，分四个部分，对他感到不满的现象边述边议，提出批评。
应该说，这篇杂文的出发点并不坏，但错误也是明显的。作者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举办的文艺晚会，说成是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现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说成有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把在战争环境下偶尔发生的“青年学生一天只得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视为普遍现象；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到处乌鸦一般黑”。
毛泽东从报上看过《野百合花》后，托胡乔木转告王实味：这篇文章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
更为严重的是，王实味的文章，被国民党特务弄了去，编成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四处散发。在小册子的按语中说：“中共……歌颂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国民党的御用文人还出了专刊，标题为《从〈野百合花〉看延安之黑暗》。敌人利用王实味的文章，作为政治上“讨伐”中国共产党的檄文。
康生给他扣上三大黑帽
当时，中央研究院是培养党的高级理论干部的地方。作为该院的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野百合”中的思想观点，在党内引起很大的混乱，并且还得到许多来延安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
为了消除不良影响，使延安整风走上正轨，中央研究院从５月２７日起，以“党的民主与纪律”为题，召开全院座谈会。
康生当时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长，在这次整风中，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来指导整风运动。康生是总学委的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毛泽东日理万机，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做。”
座谈会持续了１６天，前４天，还是把王实味作为思想错误来进行批评与帮助，但在康生的“指导”下，座谈会很快变成王实味的斗争会。第５天，升级为政治问题；第６天，有人揭发他说过“托派理论有些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还有人说他１９３０年在上海与托派分子有过往来，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又过了３天，会上就有人称王实味为“托洛茨基分子”。
而王实味的态度呢？虽然会上批评，会后党委派人轮流谈心，但他始终不肯反省。
这时有人举证，成全、王里夫妇一起到中央研究院看望过潘芳、宗铮夫妇，因潘、宗夫妇就住在王实味隔壁的窑洞，两对夫妇又一起拜访过王实味，后来５人又来往了几次，还在一起吃过饭。以此为据，就把他们５人说成是“托派关系”，把他们的来往说成是“托派组织活动”，最后把他们定为“反党五人集团”。在康生指使下，中央研究院党委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作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决定中说他“从１９２９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托派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１９４３年４月，康生下令将王实味逮捕。关押期间，又查出王实味１９２７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过３个月文书。于是，王实味头上除“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外，又加戴一顶黑帽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
长沙妹守望四十年
王实味在延安的遭遇，他的妻子刘莹全然不知。
刘莹，长沙人，１９２６年考进北大文科预科班，与李芬同住一个宿舍。经李芬介绍，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与王实味同在一个支部。１９３０年他们结为伉俪。
１９３７年７月，卢沟桥的枪声，将抗日救亡的声浪传向全国。当时他俩正在王实味家乡河南开封，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商定，一起奔赴延安抗日。然而，当时他俩已有儿女，而且刘莹的肚子又一天天大起来。得马上堕胎，但两付打胎药下去，没有解决问题。王实味等不及，自己先去了延安。刘莹回到长沙，实行剖腹手术终止妊娠。身体基本康复可以去延安了，这时日军占领武汉等地，堵塞了去延安的几条通道。
长沙解放后，刘莹一面欢快地工作着，一面打听着王实味的消息。有人说王实味可能在东北，１９５０年４月吉林来湖南招聘教员，刘莹远离故土来到吉林，边教书边寻夫。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一天，刘莹打开中央电台的广播，忽然听到王实味的名字，她屏住呼吸细听，文章中竟说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而且早被处决。一阵天旋地转之后，刘莹人事不知。守候了４０年，已经７２岁的老太太怎能经受如此大的打击？
刘莹追根究底，方知她丈夫的死，仅凭康生的一句话。１９４７年３月中旬，２５万国民党军在胡宗南统领下，进犯延安。社会部的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大队，撤离延安去晋西北兴县，王实味随队同行。王实味到达兴县后，被送押到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６月中旬，兴县遭敌机轰炸，晋绥公安总局请求处决王实味，得到康生的“口头批准”。７月１日，蒋军又一次狂炸兴县，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被炸塌。包括看守所在内要立即搬家，为减轻负担，当天晚上将王实味处决。
王实味被处决，毛泽东１９４９年才知道，听到汇报后，毛泽东震怒了，说：“你还我一个王实味！”在毛泽东眼里，王实味是没有犯罪的。
１９７９年，刘莹与儿女不断给中央写信申诉，多次到北京上访。１９８１年，李维汉向中央组织部提出复查王实味的建议。此后，压在王实味头上的三顶“黑帽子”先后被揭下。１９８２年２月，中组部作出决定，否定“五人反党集团”的存在。
１９９１年春天，公安部的两位同志来到刘莹家，时年８５岁的刘莹看到复查决定中王实味恢复了“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公安部同志将１万元慰问金送给她时，她坚决不要，把慰问金全部捐献给当地文联，作为青年文学奖励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