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长春遇难同胞纪念馆
【困长春时间】1948年5月23日-10月21日
【困长春结束】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10月21日围城清理基本结束。
【死难同胞数】约30~65万之间。
【困长春祭文】
风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逝者已矣，是为不幸；生者如斯，情何以堪？我辈小子如斯惟上清香一注，为故新京罹难之数十万同胞默哀……
困长春围城惨剧
长春围困战前，是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居民为120万左右。
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一百二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肖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
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
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国共两党内斗比之中国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骨之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了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殍之城，白骨之城。
天遢了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1948年春节前后，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稻草最贵，一斤稻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热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死 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兄弟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我们兄弟身强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儿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十三口之家也死了四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朝阳区东朝阳路九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八口，父母和六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十六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恹恹的，最先饿倒的，接着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那！
李素娥说：
每天都有饿死的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桥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说：
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么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开头还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柜、炕席甚么的，后来就那么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 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后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付骨架，有的正烂着，刚死的还象个好人。大夏天，那绿头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后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十里、八里外都熏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边何东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六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六口全死了。
旧历八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着，进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着枕头，女的搂着孩子，像睡着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钟，还“嘀嘀嗒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往后再往后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
解放后，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五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么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八师一团参谋长。
刘悌老人说：
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那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说：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
国共两党辽沈战役之时，长春的守将是郑洞国。郑是与孙立人、戴安谰、杜聿明、廖耀湘齐名的抗战名将。是对中国抗战立了大功的人，林彪根本不是对手。于是林彪就利用人海战术把长春围了个水泄不通，不放一个人出城。其目的是为了迫使城中百姓与守军争食，造成长春粮尽而降。最后直到满州全境陷共之后，郑洞国才被迫出降。说起来，郑将军也真是一员骁将，只可惜了中国的长春公民，平白无故地被饿死了这么多人。
死难人数
长春围城之战究竟饿死了多少中国公民，有几种说法。
其一是解放军中校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说的十五万。因这一部书，王震差点儿要毙了他。他本来就不敢在书里披露太多的实情，而他所能得到的对解放军名声不利的资料也肯定是被尽量压缩了的。所以他书中所说的十五万不足为信。
另外1975年被释放的战犯段克文在他的《战犯回忆》一书中说，长春围城饿死了六十五万。他当时就在围城之中，有一天忽然听说城中有一家店铺在卖熟肉，大家闻讯都蜂拥去抢购。段克文带人去了那家店铺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卖的是人肉，当场就把老板拉出来毙了。段克文在书里说，他当时听说有个解放军连长实在看不下去这么多老百姓被活活饿死，忍无可忍，拔枪自杀。段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关押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犯”，对“新中国”当然恨之入骨，释放后绝不留在国内，第一批就出去了。他当然乐意扬人之短，喜欢听扩大对手劣迹造成损失的传闻。所以他的六十五万说也不足为信。
日本曾出版过一些满州回归者的回忆录。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后来任日本一家大保险公司总裁的回归者写的。当时他在满州国首都“新京”，即现在的长春。国民党进城后，解放军把长春包围了起来。国民党本想遣送他们这些残存日本人回国，但长春的交通已被共产党完全切断。后来城里的粮价飞涨，呆在城里已活不下去，他就和三个日本人一起想逃出去，结果城外共产党军设置了铁丝网防线，不让他们出去。他们身上带的一点粮食又被中国强盗抢走。他们在长春城外的荒野上露宿了三个星期，每天靠吃野草度日。他的两个同伴后来都饿死了。他自己最后从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铁丝网防线，一路讨饭来到沈阳，找到日本人遣送团，才得以生还回国。据他说，长春城外到处都是饿死者的尸体，他亲眼看到中国人吃人肉的情景。当时日本新闻界估计在包围长春期间饿死约二十到三十万人，留在长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饿死了。因为日方已经无条件投降，与国共双方都无关系，再加上日本新闻从业人员的竟业精神相对较好，相对比较客观，所以日本估计的长春围城饿死二十到三十万人应该说是比较准的。
如果我们把代表解放军的张正隆中校所说的十五万和代表国军的段克文所说的六十五万两个向不同方向的夸张值取一个算术平均值，则是四十万。取一个几何平均值，则是三十一万。那么中国方面国共两党的估计值应在三十万到四十万之间。日本方面的估计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则三十万人正好是两个估计之间的值：日本估计的最高值与中国估计的最低值。这个数字和中国报导出来的南京大屠杀的数值差不多。
“辽沈战役”的总指挥是林彪。后来“九一三”林彪叛逃出境，所乘专机的安全性能应该是有保障的。然其却坠机而亡。林彪的这种下场，未使不是其指挥“辽沈战役”，饿死三十万长春百姓的报应。那饿死围城的三十万冤魂郁结了三十年的冲天怨气，也不能放林彪活□逃出去。南京建立了大屠杀纪念馆，斗大的“300000”镶嵌在高墙上。长春围城饿死的三十万人呢？为什么不建纪念馆？！南京的老百姓是人，长春的老百姓就不是人了吗？
《大决战》有关章节
再看小说《大决战》中的有关章节：
1948年6月5日，林彪、罗荣桓下达《围困长春办法》，决定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方针。要求采取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手段，围困长春。
6月中旬，东北野战军进一步明确对长春实施“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的总方针，组成围城指挥所，由肖劲光任司令，肖华任政委，统一指挥第12纵队的第34、35师，第6纵队第18师，独立第6、7、8、9、10师共八个步兵师及一个炮兵团担负围城任务。自6月25日起，对长春正式开始实行久困长围。以方圆45公里，纵深25公里为范围划为封锁区，禁止粮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必需品运入长春，禁止人员出城。对有十万重兵守备坚固设法的大城市实行围困，在解放军战史上还是首次，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好在斗争中摸索总结。解放军采取军事包围、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三结合的方针。
毛泽东同意了林彪攻打长春的想法
毛泽东同意了林彪攻打长春的想法。林遂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下旬发动了攻打长春的战斗。攻城历时一昼夜，歼敌五千人，我军亦损失两千战士。过多的伤亡影响了东北我军纵、师指挥员的情绪。攻打长春遂告失利。
此后，就攻打长春问题西柏坡与东北有多次电文往来。毛泽东、朱德详细地询问了攻城情况，还向林彪、罗荣桓等人介绍了徐向前指挥临汾作战的经验。从毛、朱的意见看，他们是希望东北我军能够攻占长春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同意林彪攻打长春之时，的确也希望能够通过林彪的战法完成辽沈战役。这一次，现实却未往林彪所预想的方向发展。
从逻辑上说，林彪认识到长春不好打之后，并不因此就会以为锦州好打。攻打长春失利后，他的初步打算是一方面对长春之敌进行长围久困，另一方面打来自沈阳的援敌。但卫立煌竟然未发一兵一卒救援长春。于是，情形成了这样：一方面攻不下长春，另一方面又无援可打，东北我军主力被牵制在长春地区，与长春守敌形成僵持局面。而这种局面正好符合蒋介石用一座孤城“箝制共军大批主力南下”的意图。
作为一个战场指挥员，林彪不会看不出这种局面于我军不利。犹豫至七月，林彪主持召开东北局会议，认为执行毛泽东关于南下作战的方针有利。林彪作战立场的转变，一则是为摆脱长春地区的僵持；另一个原因，就不能不说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强大影响，因为南下作战毕竟是毛泽东指示过的战法。这也就是说，即使林彪决定南下作战时，他对攻占锦州的战略认识，还是被动的。“林彪是否认识到了这种结果(指不能封闭东北敌军)的严重性呢？我的回答是，在试攻长春之前，林彪没有认识到，试攻长春之后，林彪也没有认识到；对长春长围久困后的一段时间内，林彪还是没有认识到。为什么这样回答呢？这就是林彪与毛泽东的差别，或者说是林彪所处的地位给他造成的局限性。”(《辽沈战役研究》第197页)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日和二十二日，林、罗、刘电报毛泽东，决定南下作战。毛泽东回电予以肯定。至此，辽沈战役作战方针的实质问题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值得一提的是，林彪在战锦州之前还曾于八月、十月两度犹豫，八月给中央的电文还对关内的兄弟部队提出了一些不适当的要求，此时毛泽东对南下作战问题已态度强硬，回电驳斥直用“很不对”、“甚为轻率”等语词，林彪因而警醒，承认了错误。十月的犹豫是因敌情变化，蒋介石在葫芦岛增兵。此次罗荣桓据理力争，主动说服林彪及时改变主意，从而将作战目标继续定在攻打锦州上。“历史也已证明，林彪这次犹豫、动摇，确实是一个不正确的举动，不过好在这犹豫、动摇没有造成后果，否则将会留下历史的遗憾。”(《辽沈战役研究》第218页)那么，在作战方针决定之后，林彪为何又产生动摇呢？首先，林彪对大城市攻坚战有一种潜在的恐惧心理，他曾于一九四七年夏季和一九四八年五月先后指挥攻打四平、长春，均告失利；其次，林彪对毛泽东提出的“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心理准备不足；再次，由于敌情变化，形势也的确越来越严重。好在东北战场的林彪背后，站着强大的毛泽东。
辽沈战役以我军全胜告终，林彪也因此奠定了其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之一的历史地位，但林彪在“战锦”问题上的表现，是否也在毛泽东的心里投下了一些阴影呢？毛泽东于一九六三年写下的《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是否包含了对林彪的某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是否又对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某些影响呢？这是一个很难说清的话题。
其次，出于毛泽东统一指挥权的考虑。作为杰出的军事家，毛泽东对于战略的集中指挥一直高度重视，认为在战略层面上指挥权不协调、不集中是有害的。而当时东北局领导在如何建立根据地问题上恰恰不能形成一致意见，分歧的双方就是林彪和彭真。这种工作上的分歧是正常的现象，至于林彪在“文革”中以此诬陷彭真等人，那是后话。不过，在当时毛泽东看来，东北局一、二把手之间的不协调显然是一个大问题。他必须在彭真与林彪之间作出选择，结果天平倾向了林彪。根据一些人的研究，毛泽东在选用战略区首长时，有四个原则：其一，要有统领千军万马的指挥才能；其二，要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其三，在军队中应有很高的威望；其四，要立过赫赫战功。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一九四六年在东北的林彪无疑是最佳人选。彭真长期从事白区工作，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但在军事指挥实践上，却无法与林彪相比。
再次，就是林彪去东北后出色的工作实绩。“他对和战问题，一直不抱任何幻想，立足于打；在根据地建设问题上，与毛泽东的主张不谋而合；在作战方针和作战原则上，也符合东北我军的实际；在前线作战，且战且退，不放过在有利条件下歼灭和打击敌人。”(《辽沈战役研究》第104页)特别是放弃锦州决战和成功指挥四平撤退，更显示了他作为军事指挥员的过人之处。
锦州之战历史真相
关于战锦州问题，人们了解的情况一般是这样：毛泽东要求林彪南下作战，攻打锦州一带，封死东北大门，而林彪则主张打长春，拖住东北敌人。攻打长春失利，林彪在毛泽东的督促下，南下攻打锦州，途中听说蒋介石在葫芦岛增兵，又产生动摇。由于罗荣桓的劝阻，加之毛泽东电令措辞严厉，方下最后决心，攻打锦州。林彪在蒙古草原折戟沉沙后，“战锦”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一贯反对毛泽东的重要罪状。但锦州之战实为辽沈战役的关键一仗，决策过程中的曲折分合，使研究者也产生诸多分歧，一般读者则更感扑朔迷离。《辽沈战役研究》不避肯綮，操刀解牛，对“战锦”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在辽沈战役形成的过程中，对于东北地区的战略构想，林彪与毛泽东是一致的，或者说，林彪是完全赞同毛泽东意见的。这个构想就是：“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一九四八年初毛泽东曾电报林彪以此构想征求林及其他东北领导人的意见，林彪回电明确表示：“我们同意与亦认为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但在如何堵住国民党军队撤出东北这个问题上，林彪与毛泽东有分歧。“毛泽东的构想是，东北我军的作战方向是向南，打义县至滦县一带，切断北宁路，关闭东北国民党军队的陆上退路”。“而林彪的想法是不必截断东北敌军的退路，不必关闭东北大门，只需抓住吉林、长春之敌，国民党东北军队也难下撤离东北的决心”。(《辽沈战役研究》第179—180页)也就是说，毛泽东是想用“卡脖子”的办法，林彪则是想用“拖尾巴”的办法。
这种分歧不能说明林彪对毛泽东是如何不服从，而只是体现了毛、林二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战略方针的认识。战场指挥员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作战方法，从而得出一些与上级领导不同的结论，这是正常的现象。林彪去东北之后，也曾有两次违背毛泽东的意志：一次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毛泽东要林彪在锦州地区与国民党军队决战，实现我军独占东北的意图。而林彪的意见则是放弃锦州，避免决战。第二次是一九四六年四月，毛泽东电令林彪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而林彪守到五月，即先斩后奏地放弃了四平。对于这两件事，毛泽东不仅未与计较，反而于一九四六年五月致电林彪：“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权，统属于你，不应分散。”表现了对林的高度信任。那么一九四八年的林彪再次与毛泽东出现分歧，不愿南下作战而执意打长春，有没有道理呢？“历史已经证明，长春之敌未被歼灭，确实是蒋介石难下撤离东北决心的原因之一，也是卫立煌拒绝执行蒋介石命令撤退沈阳主力于锦州的理由之一”。(《辽沈战役研究》第186页)
痛苦的记忆
一、“摸卡子”与“出卡子”
“摸卡子”卡（发qia音），凡是经历过“困长春”的长春老人，都熟悉“摸卡子”和“出卡子”是什么意思，“摸卡子”经历两个阶段，即：先是为了出城去摸国民党的“卡子”，后来是为逃出“三不管”的死亡地带，去摸共产党的“卡子”。
1948年5月23日开始，解放军对防守在长春的国民党军形成了包围，紧接着解放军占领了长春大房身机场，切断了国民党军的空中运输，使长春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岛。
1948年7月19日，卫立煌命令郑洞国固守长春，为的是牵制共产党军队大批主力南下。最初，长春的国民党守军为了阻止市民擅自出城降共，是禁止长春居民出城的。120余万的长春百姓想要逃离日渐被包围的长春，就只能冒死去摸国民党的“卡子”了。
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围方和守方战略意图也逐渐发生了改变，共产党一方鉴于长春守敌中的国民党新七军为蒋介石的嫡系王牌，有着清一色的美国机械化装备，战斗力较强，且长春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有可供设防的永久性建筑，国民党到长后，又搜集了世界各国防御工事的资料，动员人力数十万使用水泥6万袋，铁板1500吨，历时1年零1个月，修筑了自称“坚冠全国”的永久工事易守难攻，便确定了战略目标从“攻”到“围”。
而此时守城的国民党一方，看到共产党根本没有“攻”的迹象，且城中已经发生饥荒，出现了国军士兵抢夺居民粮食的现象。7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为了降低市内粮食的消耗，采取“驱民养军” 甚至“杀民养军” 的见死不救政策，从8月1日起，开始疏散长春哨卡内的人口， 且只准出国民党的卡子，而不准任何人再返回进城的卡子，将大量居民疏散出城。此时，许多在城内已经饿疯了的长春人，以为终于等到了可以“出卡子”的机会了，便急不可待地从城里涌了出来，可是，令这些长春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们的此举，使自己从此走上了一条悲惨的“不归路”。
二、“三不管”
因为此时的围城部队基于“城内居民成分的复杂，尤其是有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也化装成难民试图混出城去”，再加之围城部队确定了“从经济、粮食上彻底封锁长春，一粒米不准入城，一个人不准出来”的方针。围城部队已经开始了对长春出城者的严格审查，除能够携带瓦解守城敌军的诸如枪支、手榴弹、照相机之类的物品外，否则一律不准出卡子的放行政策，结果大量的出城市民，一下子陷入了“出又出不去，回城又回不来”的尴尬境地，导致大量的饥民被滞留在了老百姓称之为“三不管”的中间地带，使得这个治安、生存环境本来已经极为恶劣的“三不管”地带，顿时间就成了“人间地狱”。“困长春”时，很多的出城百姓，就是被饿死在了这一地区，那时的长春市，城里城外真是“一刮风，尸臭味十里、八里都熏得人头昏脑涨。那些倒毙的尸体散落在城内外的街道、田野上，尸体肚子的炸裂声在夜里不停地响着。”
就是在这一阶段，“三不管”内的老百姓又开始摸起了“五十米一哨，并有铁丝网壕沟”的围城部队的“卡子”，侥幸摸出去的就活了，而摸不出去的就是个死。直到围城部队发现中间地带有饥民大量死亡的现象后，于8月中旬下令在指定哨卡一律放饥民过封锁线，并对出城的饥民予以救济。结果还出现了因饥饿过度，被救济人撑死的现象，后来凡从城里出来的灾民，一律都先从喝粥开始，撑死人的事就没再发生过了。
就这样，长春市的百姓熬到了1948年10月19日，随着长春守军的起义和投诚，长春宣布“和平”解放了，而围困五个月后的长春：“全城700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做燃料，而一切可以当作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的送入口中，化做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前超过120万人口的亚洲最繁华都市新京长春，战后只剩下17万人。
1988年10月18日，在“困长春”40周年之际，长春市政府在长春南湖公园北门修建了一座“长春解放纪念碑”，供人们凭吊当年长春解放死去的亡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