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这在当时的“社
会主义阵营”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在中国，毛泽东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口号，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文学界遂出
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类乎当时苏联文学的那种“解冻”。
1956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刊出了刘宾雁的特写(注：在当代中国，“特写”与
“报告文学”一般是可以互换的体裁概念。但在这个时期，刘宾雁、耿简等的写作，并
不是那种要求写“真人真事”的特写，而是可以概括、虚构的“研究性”特写。这种体
裁，后来没有得到发展。)《在桥梁工地上》。当时主持这份杂志编务的副主编秦兆阳在
“编者按”和本期“编者的话”中，给予很高评价，说“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
批评性和讽刺性的”、“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的作品，已
经很久了。后来，这份杂志又刊发同一作者的在文学界有更大反响的特写《本报内部消
息》及其续篇。这一年的9月，《人民文学》还刊登了另一位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说《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注：小说原稿经秦兆阳作了修改，发表时，篇名也由《组织部来
了个年轻人》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文革”后王蒙的选集、文集，这一短篇
由作者恢复为原篇名。小说修改的具体情况，参见《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这篇作品，在1956年底和次年年初，引发了在《文汇报
》、《文艺学习》等报刊上的热烈争论。在此前后，《人民文学》和各地的一些文学刊
物，纷纷发表在思想、艺术上的探索性作品，它们或者在取材、主题上具有“新意”，
或者提供了新的视点和表达方式。比较重要的有：短篇小说《办公厅主任》(李易)，《
田野落霞》、《西苑草》(刘绍棠)，《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篷帆》(李准)，《
沉默》(何又化，即秦兆阳)，《入党》、《明镜台》(耿龙祥)，《美丽》(丰村)，《红
豆》(宗璞)，《改选》(李国文)，《小巷深处》(陆文夫)；特写《被围困的农庄主席》(
白危)，《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即柳溪)，《马端的堕落》(荔青)；诗《一个和八个
》(郭小川，未公开发表)，《草木篇》(流沙河)，《贾桂香》(邵燕祥)；以及话剧(岳野
的《同甘共苦》)、杂文等。
上述作品的绝大部分，都是短篇创作。这是因为，提倡“百花”的这一文学时期，
前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其间还有过情况不明而令人疑惧的曲折)。从时间、也从作家精
神展开的程度，都尚不足以将这种调整，融注进规模较大的作品中。另一个特点是，写
作这些作品的，固然有丰村、秦兆阳等“老资格”作家，而主要的还是在四五十年代之
交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作者。与40年代初在延安的那些作家(丁玲、王实味、艾青等)想
凭藉已确立的声望、影响来重建他们批评生活的权利不同，青年作家拥有的，更多是理
想主义的朝气。他们在革命中获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关于理想社会的实现
的承诺。但他们逐渐看到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在新的思想形态与社会制度中发现裂痕。
他们从前辈作家那里继续了承担“社会责任”的“传统”，并从苏联的同行那里接过“
写真实”、“干预生活”的口号。他们的这些创作，从表面上看，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
向。一种是要求创作加强其现实政治的“干预性”，更多负起揭发时弊、关切社会缺陷
的责任。这些质疑和批评现状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唤当代已经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识。
另一种趋向，则在要求文学向“艺术”的回归，清理加在它身上过多的社会政治的负累
。后一种趋向，在内容上多向着被忽视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价值的维护和开掘。这两种看
起来正相反对的趋向，事实上，在作家的精神意向上是互为关联的。社会生活的弊端和
个人生活的缺陷，其实是事情的两面。而个人价值的重新发现，也正是“革新者”探索
、思考外部世界的基础。
《在桥梁工地上》的作者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他的语言并不是那样富于变化和
色彩，形象和情绪的细微捕捉能力，也不是他所擅长。但他善于思考，包含着激情的思
考和议论，是推动故事的主要动力。《在桥梁工地上》写到的事情，发生于1955年冬天
到1956年秋天。它以记者采访的方式，写黄河桥梁工地上，老干部、桥梁队队长罗立正
，与他属下的青年工程师曾刚的冲突。作品赋予罗立正的，是保守、维持现状的思想性
格特征。他的工作态度和生活目标，是不遗余力地“领会领导意图”，以保护自己的地
位和利益。这便与不墨守成规、要求变革的曾刚发生矛盾。这一性质的冲突，到了《本
报内部消息》，以更为尖锐、“采取了露骨的公开挑战的态度”(注：李希凡《所谓“干
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是什么?》，《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展开。这些作
品涉及了个人与群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同时暗示了这个新生的社会存在“本质化”
、“教条化”的趋向。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讲述的是关于20世纪现代中国社
会的“疏离者”的故事。抱着单纯而真诚信仰的“外来者”林震，来到新的环境，却不
能顺利融入，他因此感到困惑。小说的主题、情节模式，与丁玲在延安写的《在医院中
》颇为近似。投身革命的青年医生陆萍来到根据地医院，她无法处理想像与事实之间的
巨大裂痕，她与周围的人发生摩擦，也有一个异性的知音给予支持，但他们又显得那样
势单力薄。当然，比起林震来，陆萍已见过世面，林震对生活的纯净的幻觉，在她那里
已有很大程度上的消褪。她的行动更富挑战性，也更有心计。《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及其他的“干预生活”的创作，以富于浪漫激情的青年知识者的叙述人身份，来描述他
们所观察到的社会“危机”；在一些作品中，并表达了对于前景不能确定的忧虑，和他
们的“英雄”孤立无援的“悲剧”。
细致绵密、也略为感伤的短篇《红豆》(宗璞)，是另一类型创作中影响较大的作品
。也是一个有关革命与爱情的冲突的故事。北平某大学学生江玫和齐虹的爱情，被放置
在40年代未动荡的社会背景上。个人的生活道路与“历史”的抉择，被看成是“同构”
的；制约着感情命运的主要因素，是对待现实政治的不同立场和态度。因此，主人公在
群众运动中改造自己走向革命，也包括对自己脆弱、迷误的感情经历的反省。但小说又
包含着更复杂的成份。存在着叙事的内部矛盾。故事是在回忆上展开的，叙述者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已成为“党的工作者”的江玫。然而，叙述的“反省”并不彻底
。在细致而动情地涉及当事人的爱情经历时，便会或多或少地离开了“批判”的立场，
而同情了江玫的那种感情纠葛。因而，投身革命与个人感情生活，在小说中并没有被处
理成完全一致。这种叙述上的分裂，当年的批判者就已指出：“作者也曾经想……刻划
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江玫经过种种复杂的内心斗争，在党的教育下终于使个人利益服
从于革命利益”，“然而，事实上作者并未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来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的心理状态。一当进入具体的艺术描写，作者的感情就完全被小资产阶级那种哀怨
的、狭窄的诉不尽的个人主义感伤支配了”，“作者没有比江玫站得更高”，没有“看
到过去江玫的爱情”“是毫不值得留恋和惋惜的”(注：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
和创作倾向》，《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
上述的创作，在1957年夏天之后受到批判，它们的出现，被批评家描述为“一股创
作上的逆流”(注：李希凡《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中国青
年报》1957年9月17日。)。二十多年后，在变化了的政治和文学的环境中，这些“毒草
”转而成了“重放的鲜花”(注：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这批作品(主要是小说、特
写)汇集成册，书名为《重放的鲜花》。将它们重评为“鲜花”，编者在《前言》中有这
样的说明：“我们从《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新来的青年人》、
《改选》等这些‘干预生活’的作品中，看到那里面塑造的罗立正、陈立楝、刘世吾等
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今天还在玷污我们党的荣誉，腐蚀我们党的肌体，妨碍我们奔
向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必须与之作积极的斗争。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作品里的曾刚、
黄佳英、林震等人物身上，汲取到鼓舞意志、奋起斗争的力量。《小巷深处》、《在悬
崖上》和《红豆》等写爱情题材的作品，作者是通过写这些所谓‘家务事，儿女情’、
‘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歌颂高尚的革命情操，歌颂新社会；鞭挞自私自利的丑
恶灵魂，批判旧世界。”可以看出，对这些作品的评定，虽说会有“毒草”与“鲜花”
的相反结论，但批评者理论依据和视角，却相当一致。)，获得了截然相反的评价。而它
们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看作是受难而复出的“文化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