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江涛：“民道”与侠士人格----民众主义论
民道”是一种中国式表述，是相对于“王道”而言的；而“民众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主张则有一点西化的趣味，主要是为了表明其与我们如今眼目下比较熟悉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平民主义、民本主义、民族主义等等的不同。我在做一种努力，就是将这些我们比较熟悉的不同的主义，“和”于民众主义之中，并进一步和于“民道”。由于中国文化的“王道”中有儒学的君子人格，为此，我必须为所要讲的“民道” 给出其国民性基础的“侠士人格”的说明。即“民道”讲道，“侠士人格”论德。我之所以要用这土洋结合的标题，一方面是为了表明我们在向西方学习中中国文化应当如何保守，一方面也是为提示这里的《民众主义论》因谈的是中国的问题而与拉美研究无关。因为“民众主义”这个词，眼下还是拉美研究的一个术语。
为什么解决中国的问题，非要去用一个拉美研究中的词来作为处方呢？这主要是考虑到我们使用中文时的语义的精确性。即我只是取其语义，且非此不能表达我们思想。我们可以首先想一想，“民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自由”是关于意志的，“民主”是关于政治的，“平民”是关于阶层的，“民本”是关于官民关系的，“民族”是关于文化传承的。我认为，“民众”，是一个反映“社会”之存在的概念，与它相对应的是“国家”。
一
我们现在将“民众”与“主义”相结合，组成一个表示思想主张的词语，是不是就是为了反对国家主义呢？从自由和民主的角度，我们可以这样看，但还不完全，因这只是静止的或横向的方面。从社会历史被创造这一动态的或纵向的方面看，其主要反对的是精英主义。也就是说，反对精英主义是民众主义的根本目的。目前老田用平民主义去反精英主义，是犯了方法论的错误。因为我们并不反知识，也不反人才。同时，英雄也是民众中的一员。
毛泽东的失败，证明毛泽东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其源头，除了毛泽东有所警觉的马克思所作的判断外，还有便是毛泽东同样有所警觉的传统的东西，即精英主义。毛泽东曾在只身奋战中担心过后人会不会笑话他的所作所为，我除了有悲哀与悲壮的感觉之外，是不觉得他的努力有何可笑之处的。只是不知道他心想的民众主义的社会什么时候能够在中国成为现实。虽然后来人改正了毛泽东的一些错误，但这并不能就此证明后来人就是完全正确。这一点，我们必须清醒。
如果回头看看我们所走过的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激情中以鲜血为代价去进行的中国社会的改造，到如今造成我们所实际得到的由金权垄断着社会资源的局面，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走的是一条精英主义的思想道路。由于人们深受着专制主义背后的精英主义的毒害，毛泽东的努力，我只能把他看着是不自觉的民众主义者。这个精英主义，目前还留在我们的五星红旗上。我不知应当怎样去为她作出新的诠释。我的建议，是将那颗大一点的星看作民众在社会治理的共同参与中所“和”出来的团结的意志。
二
精英主义是个什么东西呢？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狗眼看人低”。这在世界观上，体现为英雄创造历史；而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则是牧民思想的表现。
关于究竟是人民创造了历史还是英雄创造了历史这一问题的争论，过去是被当作唯物与唯心之间的差别，根据我现在的认识来看，大概应归结为是民众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的区别。
对于是人民创造了历史还是英雄创造了历史这一问题，我们不能抽象地谈。我们讲英雄创造历史，其个人作用是以智慧来体现的；我们讲人民创造历史，是以人们在行为选择中所形成的时势而体现的社会作用。由于英雄创造不了社会的时势，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要有人民创造历史的深刻认识。但另一方面，社会的进步，总是在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的基础上来完成的，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了有胆有识的人才，在这之中，人们是因为解决了问题而成为了英雄，我们可以说历史是在英雄的产生中进步的。强调英雄的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同样是尊重事实，并不唯心。问题的关键，不再于英雄创造历史是否唯心，而在于我们应如何看等民众的地位和作用。如果只是将民众看作是在寻找着活路但比自己低级的生物，甚至将民众当作是妨碍着自己提升生活质量的制造垃圾的造粪机，这种思想，我们便称之为精英主义。
精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其根源是利益集团对社会权力的垄断。它的实质是权势利益集团的思想意识。利益集团对社会权力的垄断，最典型的形式就是“天下莫非王土”的王权。在社会权力被利益集团所垄断的社会里，垄断社会权力的利益集团为维护其垄断的地位，自然是要选用对自身忠诚的德才兼备的人才的，以便构成支撑社会稳定的发展的社会力量。民众对于权势集团而言，不过是需要仰仗自己保护的草民罢了。由于权势集团因利益的需要使国家权力以维护其统治为目的，让民众顺从于自己的统治，便其精英主义以牧民的意识表现出来。在产生精英主义的社会基础中，所谓的精英，不是狗仗人势，也得仰人鼻息，有着自身依附于权力的性质。你纵有满腹经纶，离开了别人给你的权力，你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儒家所倡导的道德实践，到如今被人们当作“伪君子”的作为，甚至发展到让人不敢提“道德”二字，怕人说成是在做道德文章，这便是由在权力中的人身依附关系所赐。因有着权势集团的需要，在知识也处于相对垄断状态的时代中，流落民间的知识分子，主张通过掌握经世济用的学问而在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平台中施展自己的抱负，以及不失时机地成为英雄，这是无可厚非的。儒学的精华，是主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有为主义，是对于人们追求人生价值的终极关怀。民众在这种社会行为的选择中，成就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并铸造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勇于担当道义的民族精神。只是这种有为主义在社会权力被垄断的社会存在中，只能以“君子”的方式来成就其人格。什么是“君子”呢？君子，就是辅佐君王的臣子。在这之中，人们要成就一番事业，是必须“志于道，据于德”的；但是要获取“君子”这一平台，只靠自身的道德功夫却不管用，关键是要做足人身依附的文章。而去做着根植于利益关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文章，在取得“君子”地位之后，就难免有了“衣冠”却是“禽兽”了。这是社会对于人性的扭曲，其罪过不能算在主张有为的儒学身上。历代统治者之所以推崇儒学，除了其有着关怀人生的价值之外，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学而优则仕”的政策在民众的有为中捞到好处。并非儒学有着专制的本质。在社会权力被垄断的社会，人们选择出仕，一方面是充满着艰辛的旅程，一方面也是在这艰辛中人性被不断扭曲的过程。“狗眼看人低”的精英主义，就算其付产品了。
人生的抱负得依附于被垄断的权力，再加上权势集团的学而优则仕的政策，使中国产生了特有的士大夫阶层，而这个阶层的形成，便使精英主义得以滋生和繁衍。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或者说传统的知识分子，是可悲可怜和可恨的。被柏杨所批判的所有中国人的臭毛病，无不与他们有关。由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存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难以表现出人格的独立性，进而也就呈现出各种扭曲的人格。
三
历史中的封建王朝已经被我们的社会革命推翻了，但在封建王朝中成长起来的精英主义的恶习却在历史的惯性中承续了下来。我们现在所反对的官僚主义，其实不过是精英主义思想在如今社会中的具体呈现罢了。
毛泽东对于精英主义思想是深有感触的，所以他要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文化大革命。但为什么他自身能够基于人民的立场去做一名侠士，却将中国搞成了红色恐怖呢？其根源在于对精英主义还没有深刻的认识，亦或说对精英主义还未能做到彻底的清算。他不满意自己这个党的表现，但这些官僚主义的产生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中似乎与专制是挂不上边的。因为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这样的思路中，出路自然只有一条，就是以身作则地希望党内的同志们务必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自己。这个思路，与现在的要求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一样的。这之中不彻底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于只知道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而没有在对精英主义的清算中去思考这个党的领导方式。结果是选择极端，通过无序可循的群众运动来改造这个党。
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是没有自身利益的，但这个党的成员在社会中生存却有着自身的利益。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领导无产者去社会中争取权力和地位的过程中，是为他们送去权力并以此去自己争取地位呢？还是将无产者的权力交给先锋队去代管而对无产者的社会地位通过宣布来完成呢？因认为自己是先锋队，是为人们谋取利益的侠士，就认为人们应当听从自己，就认为自己可以包办，我认为这就是精英主义思想在作祟。党将自身定位为群众普遍欢迎的没有自身利益的侠士是正确的。但作为群众去争取自身权利的带头人，在“领导”二字上，要处理好党与群众的关系却非常关键。党作为先锋队，是怎样成为的呢？是因为这个组织是一个侠士，其先进性的表现，也是由于其只是一个侠士，其以一贯的侠士行为领着人们个个都去学做侠士。
毛泽东告诫知识分子们“不要翘尾巴”。但是，在人民群众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他所领导的党，是翘了尾巴的。进而产生了欲速而不达的结果。这里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从思想意识上看，可以说是一个是否尊重群众和相信群众的问题，以可以说是一个是否能够做到根据民众的觉悟和选择来作出形势的判断和任务的决策这一坚持唯物论的问题。把自己当作英雄，认为可以创造历史，这的确是主观唯心的错误。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在处理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所采取的与苏联完全不同的方式，可以作为一个方法论的参照和启示。
四
我们现在已经处在一个知识得以普及的时代，人人都成为了知识分子，原来社会结构中的士阶层已经消亡；同时，如今知识的日益专业化，也使得学了点知识的人，没有多大的本钱认为自己不得了，了不得了。我们要在社会中做一点事情，得依靠大伙的智慧。如果我们继续秉承儒学的有为主义，就必须以民众主义为指导思想，通过侠士人格去清除精英主义的危害。
我们反对精英主义，不是要反知识，也不是要反英雄，而是要反垄断权力的社会基础，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反冷眼旁观的清高作派。用民众主义的话语来言说，就是将人们的有为主义建立在行政权力由民众授予、政府决策据民意导向和公共事务有民智支持的社会基础之上。即一切依靠群众，一切尊重群众，一切相信群众。这种民众主义，我们可以在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中找到例证，也可以在英美的普通法中找到影子。一切依靠群众，这是政体问题；一切尊重群众，这是立法问题；一切相信群众，这是人格问题。用这样的方法论去指导我们的实践，我称之为“民道”，是我们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最根本的路径。这一民道与王道的根本不同，表现在民道以法治为特征，人们的职权只能依靠自身的才干去争取，同时人们也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中去不断地成就着人格，体现为保证社会的平稳发展；而王道则以人治为特性，人们职权的获取主要凭借自己在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关系，社会的公共事务则处于人格的赌注之中，体现为有着霸亡王三者的区别。即前者以人格为终点来成就人，而后者以人格为起点来使用人。
所谓人格，并不是一个静止或僵死的东西，只是人们在社会中对于人性确认而已，属于人们在社会中不断让自身行为变得更加文明的人文的范畴。对于人性这个东西，现在人们的认识还很模糊，一般是将它作为人之天性来理解，并以此来为人的自由寻找说词。然而，一个有没有人性，这是以人们在所处社会中群体性的选择行为作参照的，所表现的是人的社会性的道德水准，是一个相对于兽性的概念。即人性就是人这一生物的生物性在其社会性中的表现，是以兽性为根基，同时又是对于兽性的反动。人，首先是动物，然后才是人。是先小人后君子。对此，我们可以说，人性是智慧里的本能表现。在这里，人的生物性在社会性的行为选择中，受社会文明需要的影响而不断有所规范和超越，表现出不同于原有生物性或兽性的性质，因而将这有所规范和超越的行为表现视着人之性，而将其所规范和所超越的具体形式和内容称着人之格。即人格是人性的具体体现，也是人们在社会中运用自己的智慧所获得的道德境界。人们在社会中生活，要有所作为，是要以人格为本的。即以自身人格的完善作为自己人生的终极追求。在万物生生的时空中，生存的本能使每一个都是希望自己有所作为的。问题是我们在自身所处的社会中如何去成就自己的作为，这便是要处理好客观之道与主观之德的关系。即“志于道，据于德”，充分运用和发挥自己的智慧，正确地去作正确的事。儒学在需要依附于他人权力的的社会存在中，看到的是三纲五常，进而力倡忠孝仁勇的君子人格，这在如今追求主权在民而自由生活的时代，显然是不合适宜的。为此，在承接儒学的有为主义以弘扬民族文化与精神这一现实需要之中，根据自主自由的原则，我提出了一个侠士人格的问题。
所谓的侠士人格，就是人们以自身有着社会的参与和管理权为基础的，将促进社会文明作为自身实现人生价值的人生舞台，让自己在一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中去面对事关自身切身利益的社会公共事务的勇于担当道义的这样一种有为主义。由于它是以自由为基点和以自在为归宿，所以在尊重别人自由与自身担当责任中表现出被人们所熟识和欢迎的能够为大家谋得利益的侠士风采。中国共产党曾经拥有的威望的地位，便是由这种侠士人格所成就的。儒家的君子人格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现在所说的侠士人格又如何讲究呢？根据主权在民之后我们可以采用的社会治理方式，我是主张在“一纲四要”中以“修身独我论道促文明”为座佑铭。所谓“一纲”，就是在理与势中以理为纲，让社会的发展建立在人们对于社会发展之路的体认之中，进而保持一种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治局面和精神合力。而“四要”，就是“学”“议”“政”“与”这四个方面组成的社会治理结构。“学”，就是学问，指学术以及理性；“议”，就是共同探讨共同协商，指民主的现实形式；“政”，就是行政，指共同意志的施行；“与”，就是舆论，指社会的共同监督。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中，“修身”是指用经济的手段来确保自身的身体健康和社会地位；“独我”是指在经济地位得以确保的同时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并以自身在社会成员中的唯一性去体认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生追求；“论道”就是以自身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智慧用于公共事务的参与以尽到自身能够担负社会责任；“促文明”是我们人性得以发展的人生途径，也是我们所作所为的人生舞台，应当作为我们在自主与自由中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人性来成就我们的人格，它所体现出来的有为精神，也就是“为人民服务”了。对此，我们可以说，为人民服务，就是侠士人格的具体体现。
五
儒学的“平天下”，由于是建立在社会权力被垄断的社会基础之上，所以它的“外王”，即社会的稳定繁荣，的确是完全决定于被起用者是否“内圣”。因而有了一个“内对外王”命题。其所反映的情形，用一句通俗的话的讲，就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有学者为了弘扬儒学或者中国文化，致力于为儒学在现代社会中找到其存在的地位和价值。即希望内圣开出新的外王。对于此种努力，我是由衷的钦佩的。然而，道德在世间的沦落，似乎让人们看不到了希望。如果现在有人再提“内圣开出新外王”，就如同现在讲支持马克思主义一样，被视为另类，称为古董。这种将超前的人文关怀当作落后的思想主张来看待的现象，只是由于没有主见而一遇挫折便丧失信心的表现。但为什么会出现让人们看不到希望的结果呢？或者说，内圣外王这个命题在如今还有意义吗？
我认为内圣外王这个命题，如今还是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的，只是我们得在新的社会基础中给出新的解释。道德的沦落，让人们要不到“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社会希望，只是缘于所谓新儒家的思想局限。一方面是不能在中国文化的视野中去把握儒家的思想精髓，进而在自由的层面上完成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吸收，泥孔而不化；一方面是对于民主的形式没有获得自己所独有的见解，臣服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之中，进而不能为道德主义在现代社会找到生根开花之处。这之中，后者是最为主要的。表现为自觉不自觉地疏远马克思主义的学问，不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营养。根据他们目前的所思所为来看，还只是走到了宪政那里，并且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今年的祭孔，算是这些文化复兴者最恶劣的表演了。这背后是一个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他们这样做呢？是他们在推行孔教，还有人在竭力地企图成为往后的这个所谓孔教的教主。他们为什么要推行孔教呢？因为他们在西方宪政中找到了基督教这一维持其宪政的基石。而将儒学当作儒教来看待的观点，在外国人和中国人那里都是可以找到支持的。我真是为他们感到羞愧。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有价值，却置觉悟与迷信、主动与盲从之间的差别于不顾。如果西方的存在形式就是真理，那中国文化又有何价值。中国文化中的“道德”二字，用西方的眼睛来看，不是礼法，也不是规范，而是哲学素养。因为它讲的是心灵开放，心胸亮堂，而不是“不得不信”。古人在志于道中尚且知道世间“唯理与势最为尊”，不知后人怎么就在强调相信自己的“据于德”中将放弃自己理性的盲从也视为珍宝了。
李敖到大陆来讲到自由主义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求诸于已，讲心灵开放；一个是求诸于宪法，要求开具清单。这用有为主义来解读，求诸于已，就是让自己居于理，据于德；求诸于宪法，就是让社会中所存之势以理为尊而使道行，不能让理被势所夺。自由也好，民主也好，所要解决的，就是在大道之行中理与势之间如何去安排与处理的问题。自由以理性为基础，是人格的觉醒，是达至自在的手段；民主以权利为保证，是对于势的分散化或社会化。民众与政府的关系，是个人与意趣与公共意志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敌我矛盾。公共意志的形成，是在社会所存在的势中通过阶级利益的争斗来完成的；个人意趣的高低，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对于以把握理为形式的道德水准的体现。也就是说，相对于人们的在自由中的有为而言，法制者，先小人也；法治者，后君子也。如果我们把宪政的构建基于这样的认识之中，宪政的实质，就是以小人的视野去立法，而以君子的风采去生活。德，仍然是立国之基。如果，将民众的素质视为“内圣”的构件，那么在其民主与自由中，就可以通过“学”“议”“政”“与”的宪政结构来开出稳定繁荣这一“外王”。即民众的主观能动性的提高和充分发挥，是社会在稳定与持续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与西方的基督相应，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在“道德”二字中所蕴含的人格力量，就是中国民主宪政的基石。我们是不应当跟在西方屁股的后面而去走返古之路的。
自由民主的要义，从有为的角度来看，人们在社会所存之势中去争取的地位和权利，不仅仅只是一个为自己争取个人发展空间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还要在维护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公共空间中去争取到自己参与权并使自己也成为社会力量之中的一种势力。即我们不但要有权利意识，还要有势力意识。也只有在势意识的基础上，才能促成以理为纲。如果只局限于权利之争，我们便有可能只见势而不见理了。
理者，人文追求也，犹如具人性之君子，面向未来；势者，实际情状也，犹如凭本能之小人，留念原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势虽有根，但流变无常；理虽不一，但效应尚存。势随理变，理赖势存。所谓“以理为纲”，在自由的意义上，就是指“据理力争”的方法论；而用于实践，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就是大家来共同确认一种游戏规则并共同遵守。也就是说，我们争取民主自由，是通过参与立法的形式来得以实现的。我们通过立法，即使自身之势得到了保证，也将理融入了其中。我们争取民主自由，也就是为自己争取到参与立法以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而取得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首先是要在社会势力的争夺中去取得一定势力而成为所要参与的游戏的主体。我们目前所谓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在发展商品经济中争取而来的资产阶级势力在社会发展的较量所制定出的一整套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由于使无产者丧失了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而排挤在了社会的体制之外，进而使无产者的生存状况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而不是积极的力量，所以，是有失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之理的。这种情形，在中等发达的国家，因有买办的存在而表现得尤为明显。
目前，我们之所以还要在前人的选择中继续谈社会主义的问题，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真理，而是因为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在缺失了无产者的市场主体地位的经济秩序中，是难以维持稳定与持续的社会发展的。这个由社会的发展需要所引发的问题，不是如马克思在利益之争中所想到的那样，是单纯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或者说单纯的无产阶级所领导的社会革命，而是由无产阶级的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革命，是这个革命当迎得广大无产阶级的热情支持。进行这一社会革命，是任何一个有为的“内圣”者所应肩负的责任。如果我们有着广泛的认识到维持社会稳定持续发展之理的“内圣”者，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学”“议”“政”“与”的宪政中开出“和谐社会”的“外王”来。对于广泛的内圣者的呼唤，这便是我对于所谓的民众主义所加的注脚。
社会主义，不只事关无产阶级的利益，也关系着我们的根本利益，让我们在有为中去做侠士吧！让我们据理力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