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战斗进行得最激烈的28日午夜，女童子军杨慧敏把一面国旗裹在身上，冒着生命危险，冲过火线，游过苏州河，把国旗献给八百壮士，其无畏壮举震撼中国。当杨小姐献上浸透了汗水的国旗时，八百壮十激动得热泪盈眶，谢晋元激动地说：“勇敢的同志，你给我们送来的不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们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
1937年，著名的“八百壮士事件”后，著名画家刘海粟又根据杨惠敏的事迹创作《四行仓库》鼓舞斗志。
献旗英雄名声大振
作为国民党宣传抗战的“形象大使”，杨惠敏于1938年8月被指派赴美国纽约华沙镇参加世界青年第二届和平大会。在美国，杨惠敏在华侨界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极大地宣传了中国的抗战。会议结束后，中央财政部又电汇了500美元资助她继续旅行，以宣扬国威。杨惠敏此后共接受英、法、德、意、荷等十余国的邀请，约两年内，巡回发表演说达300余次。
“英雄之旅”之后，杨惠敏回到了重庆，又被国民党多位要员接见，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甚至还安排杨惠敏在相关部门挂名，每月坐领干薪500元。不久，宋美龄又一次召见了杨惠敏，勉励她好好读书，并交待教育部安排。开始时，教育部安排杨惠敏到中央大学旁听，可好景不长，据杨惠敏自己说是因为她“太好动”，受不了这个第一学府的严规，所以后又被教育部保送到坐落于歌乐山的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就读。但在这里，杨惠敏也不安静，后因参加学生运动等原因受到校方警告，她一气之下又想离开。
一位美国侨胞帮杨惠敏办好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手续与奖学金，因此她得到了赴美留学的机会。但是去美旅途遥远，为了凑路费，杨惠敏居然直接找到财政部长孔祥熙向他申请政府资助。在战时财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孔祥熙直接批了一张3000美元的支票给她，可见杨惠敏当时在国民党内受关照的程度!拿到支票后，杨惠敏决定启程前往香港，从那里转道去美国。出发前她又去拜见了宋美龄，向她辞行，宋美龄出于对青年人的爱护，还嘱咐她“凡事应三思而行”。就在杨惠敏在香港准备转往美国之时，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留学计划落空。杨惠敏只好化装成小商贩，夹在难民之中转回大陆。她经广东惠州赴曲江，在曲江县得到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的收容。该委员会在曲江设有难民接待站，主任为陈志皋。
受命营救在港同胞
陈志皋问杨能否接受秘密接运困滞香港的各界爱国人士回内地的任务。此时的杨惠敏充满幻想，一心想投身惊险生活，再创辉煌，不加考虑地就答应了，随后，按照陈志皋提供的名单，杨惠敏往返于香港与内地之间，营救在港人员，先后被她接回的要员有40余人，如东吴大学教授吴经熊全家与国府主席林森的亲属等人。
在营救过程中，杨惠敏与一位军统局香港站通讯员赵乐天认识并结伴同行。赵乐天当时一面为军统服务，一面在“跑单帮”，即可能是利用职务之便，在香港到曲江这条线路上做药品等物资走私生意。赵乐天很快发现了杨惠敏的利用价值，又贪图其青春年少，所以对她大献殷勤，逐渐赢得了杨惠敏的芳心并与其同居。可以说，这一段时间杨惠敏被赵乐天利用，并被拉上了歧途。据杨自己回忆，她在转运人员期间曾替赵乐天托运过两批西药回内地。
1942年，杨惠敏顺利完成了三批爱国人士的援救工作，赈济委员会对她进行了嘉奖，并拟对她进行妥善安排。据黄慕兰（曾为中共中央特科成员，从事党的秘密战线工作，后奉命脱党，以民主人士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在自传中回忆，“到1942年10月间，陈志皋怕杨惠敏在香港活动时间久了，难免会有暴露被捕的危险，就打电报秘密通知她即速回来，打算另行派遣工作队去接替她。可杨惠敏却抱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坚持要在香港冒险继续工作。”
1942年，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杨慧敏等奉命护送难胞撤回内地。此时，她遇上了当时的“电影皇后”胡蝶。当时，日军发现胡蝶、梅兰芳留居香港，即策划挟持二人去东京演出。拍摄“中日亲善”的影片。结果，梅兰芳“蓄须明志”。胡蝶则在特工人员的帮助下，回到内地。
在帮助胡蝶离开香港的人员中，即有杨慧敏。然而，也正是这次与胡蝶的接触，使杨慧敏蒙受了不白之冤。
胡蝶潜离香港时，将其衣物、首饰、纪念品等装在三十余口箱子中，托杨慧敏代运回内地。胡蝶回到桂林时，杨慧敏函告说，在广东东江遭到土匪抢劫，其物品全部遭劫。胡蝶闻讯伤心欲绝。一病数日。
胡蝶返回重庆后，借住在原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处，当其向杨虎等人哭诉此事时，杨虎等人答应找戴笠帮忙。戴笠对胡蝶早有非分之想，但一直找不到合适机会接近。一听此事，当即答应帮助破案，他派人前往湖南株洲，将杨慧敏逮捕押送重庆，监禁在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不久，转解息烽。1945年，又送往渣滓洞。
在审讯中，杨慧敏绝口否认偷窃一事。由于对杨惠敏的审讯丝毫没有进展，胡蝶的行李也根本查不出遭何人抢劫，这样，杨惠敏在狱中一关数年。
杨慧敏案还有另一种说法：这个冤案的制造者就是戴笠。戴笠对胡蝶情有独钟，早想染指，但胡蝶迟迟不肯就范。当得知胡蝶把物品托杨慧敏代运回内地时，即派爪牙化装土匪抢劫，从而逼迫胡蝶藏娇金屋。所以军统内部也为杨慧敏愤愤不平。甚至在厕所墙壁上出现了“羔羊下狱，蝶藏金屋”、“何罪之有！请问青天？”等字样。
除了胡蝶的原因之外，军统逮捕杨惠敏还另有他因。据《黄慕兰自传》中回忆，“杨惠敏被捕入狱，这真是飞来横祸，天大的冤枉，而由此又追查到志皋（陈志皋）和我，更是意外之灾。但是事后仔细分析，却也并不奇怪，想必是我和志皋在曲江以赈委会的名义做了许多有利于加强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工作，早就引起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特别是军统特务们的注意和忌恨……如今正好借着胡蝶的告状，就可以‘师出有名’地对我们下手了。”可见，杨惠敏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国民党方面破坏国共合作、打击中共的牺牲品。
杨惠敏开始时被监禁于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后转送重庆渣滓洞。军统局对她也甚感棘手，杨惠敏当时是国民党着重培养的国家级抗战英雄，且受到过蒋夫人的召见，所以并不敢用刑整她。审也审不出，放又不能放，戴笠干脆将这个案子拖着不办。
杨惠敏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感慨万分地说：“我是天天以泪洗面。流不尽的眼泪！我痛哭，我呼天，我祷告神明，因为，胡蝶把我毁了，她毁了我一生灿烂的前程（我正拟赴美留学）！她杀死了一颗赤忱火热的爱国心，她侮辱了我冒险献旗给八百壮士的壮举，她以小人之心伤害了正人君子的自尊……我恨死这无知的演戏的女人！”
据原国民党军统司法处人员透露，杨慧敏案早在1943年即已查清。并作了杨慧敏无偷窃嫌疑的结论，请戴笠给予无罪释放，但戴笠故意压住不批。
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岱山飞机失事身亡。戴笠之死为杨惠敏一案带来了转机。司法处再次提出处理意见，军统头子毛人凤签字同意。不久，杨慧敏被押回镇江老家释放。
大陆解放时，杨惠敏跑到台湾，在学校当体育老师，后与台湾大学教授朱重明结婚。原本前程似锦的爱国女英雄，自蒙冤入狱之后，从此默默无闻。对胡蝶的怨恨也就伴随了她的后半生，
1992年3月9日，杨惠敏在台北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