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祖先是东斯拉夫人的一支。而东斯拉夫人最早是游牧民族，社会发展的起点很低，而且极其缓慢，6世纪之前他们还处在氏族公社阶段。这些东斯拉夫人起初分布在东欧大平原上。最早的俄罗斯国家是由古罗斯人9世纪末至10世纪初建立起来的。所谓罗斯人，是芬兰人对居住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一些日耳曼人的称呼，意为北方人或诺曼人，而东斯拉夫人称他们为瓦兰人，意为商人。有的西方学者进一步指出，这些诺曼人是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经河流水道航行而来的瑞典商人和海盗，俄国史学家则把他们称为“瓦兰—罗斯人”。这些瓦兰—罗斯人以武装商队为基本组织，因而行动十分机动灵活，并且有极强的战斗力，所以常被斯拉夫人请去解决他们之间的各种冲突，或者对付外敌侵扰。这些人在进行贸易活动时，不免顺便干些抢劫和杀人越货的海盗勾当。居住在诺夫哥罗德附近一带的一支东斯拉夫人请他们去为自己执掌权柄，于是就出现了瓦兰—罗斯人的留里克王朝。他们统治下的斯拉夫人就被称为俄罗斯人。可见，从俄罗斯最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起，它的民族的血统就具有明显的混合性。只不过是在这种北日耳曼人和东斯拉夫人的融合中，占上风的是东斯拉夫人的因素。虽然瓦兰一罗斯人成为了统治者，他们却被当地的东斯拉夫人逐渐同化了。这些俄罗斯人的祖先生活在东欧平原的北方，靠近北冰洋。灰蒙蒙的阴霾的天空，一望无际的大雪坚冰，蛮荒的草地，这种严峻的自然环境使古罗斯人长期不能安居乐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生存方式、性格、心理、甚至信仰。他们乞求自然之神的保护，与大自然进行着神秘的交往。他们迫望离开了无生机的荒原和冷冰冰的冻土，不断地四处扩张并为此连连征战。他们在马背上游荡着，希图以武力为自己获取一个理想的家园。著名俄罗斯历史学家C·索洛维约夫把古罗斯形容为“犹如风滚草似的流动的罗斯”，认为这种流动性或者说是“液态因素”延缓了古罗斯的发展。这种人性不足的过于原生态的生活，使俄罗斯人最初就缺少理性的根基，受制于一种无个性的民族自然力，神圣和罪孽对他们是同样的永恒的诱惑。同时他们又有着极强的群聚性，性格勇猛强悍，灵魂躁动不安。
由于诺夫哥罗德所处的地理位置偏僻，有许多不利于发展的因素，留里克的继承人奥列格决定向基辅进军。他在占领了基辅以后又四方征讨，把斯洛文人、克里维奇人、德列夫利安人、谢维利安人、拉迪来奇人等斯拉夫人部落及麦里亚人、维西人、楚得人等非斯拉夫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样一来，历史上就形成了一个以基辅为中心的国家———基辅罗斯。它实际上是后来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共同的国家。这是一个保留着浓厚原始公社制残余的早期封建国家。它的统治者们野蛮且贪图享受，沉湎于吃喝玩乐，而掠夺财富的手段十分残酷，其“ 索贡巡行”是众所周知的。这一切最后引发了德列夫利安人与基辅罗斯的血腥冲突。德列夫利安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死了基辅罗斯的伊戈尔大公，伊戈尔的妻子则对德列夫利安人进行了多次罕见的残忍报复，大有不将其赶尽杀绝誓不罢休之势。而在基辅大公们攻打拜占廷的过程中，古罗斯人再次表现出了极度的野蛮和凶残，他们不仅疯狂地掠夺财物，而且焚烧教堂，毁坏宫殿，对抓获的战俘，“或砍杀，或酷刑折磨，或作箭垛射杀，或投入大海”，真是残忍得无以复加。按拜占廷史学家的记述，伊戈尔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更是不屈不挠，骁勇无比，生性大
胆而易冲动。基辅罗斯的史书上记载，斯维亚托斯拉夫在战斗中“步履矫健，身轻如豹”，出征“不携锅灶，不煮食肉类，只把切成薄片的马肉、兽肉或牛肉，架在火堆上炙烧而食”，夜宿“不搭设帐幕，不铺鞍垫，枕马鞍，露天而眠。”
由此可见，一些人所说的俄罗斯人从蒙古接受的那些“丑陋不堪的东方因素”，实际上正是生活在东欧平原北部的古代东斯拉夫人所固有的特征。诸多地理、气候、人文、政治、经济等条件，造就了俄罗斯人与众不同的独特性格，其基本特点早已有之，并非从东方移植而来。至于蒙古人对俄罗斯人二百多年（1243－1480）的统治，确实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严酷地破坏了俄罗斯本来不甚悠久的民族文化，使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不仅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可以说进入了一个退缩的时代。不过，相对而言，蒙古人对俄罗斯在诸多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并不太大，这是因为蒙古是游牧民族，这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难以与农耕为主的俄罗斯相融合，而且他们对俄罗斯人的统治是通过少数俄罗斯的王公贵族进行的，并未采取直接占领的方法。在社会结构集中于城市和耕地的定居农业社会与掠夺性的、以大草原生产方式为主的游牧社会之间，没有建构统一经济模式的可能性，并且游牧社会具有周期性掠夺、扩张的特点，急剧膨胀又迅速缩小，其在被征服国家的生存方式是寄生的，生产方式是停滞性的，没有与俄罗斯融为一体。但从另一方面说，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这种征战本身，打破了东西方之间的阻隔，也打开了俄国与
亚洲交往的大门，俄罗斯开始睁开眼睛看亚洲，受到亚洲的吸引。
而且，蒙古在治国安邦等方面的经验使俄罗斯的统治者受到极大启示，蒙古人的许多管理国家的办法在俄国一直沿用下来。但总体而论，俄罗斯从蒙古接受这一切都是被动的，迫不得已的，加之，蒙古崛起的时间并不久远，所以，它对俄罗斯的影响，尤其是在精神文明和文化心理方面远不及文明古国拜占廷的影响那么深远。
拜占廷对俄罗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当然占据最重要地位的是基督教。由于俄罗斯人原来的多神教信仰十分原始粗陋，弃绝它并不十分困难，而且，古代的俄罗斯人享有发达的神秘主义直感，他们在实现由多神教向基督教的信仰更宗时，相对而言，进行得比较顺利。俄罗斯从拜占廷接受的东正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是一种世界观。俄罗斯人先知的预感，神秘主义沉思，启示心境，宗教使命感和弥赛亚精神显然都源于拜占廷的宗教和文化。
由于当时拜占廷的文化正处于鼎盛时期，对俄罗斯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除宗教以外，当时在西欧广为流行的占星术，还有通灵术，以及字母、货币、建筑和装饰艺术等都从拜占廷进入俄国，所以有人说，俄罗斯在上述诸方面都是“拜占廷的女儿。”可以说，以东正教为核心的拜占廷的人文精神进入俄国以后，逐渐深入到俄罗斯人的心灵之中，点燃了俄罗斯固有的多神教灵魂的神秘主义激情。也许，这其中才真正隐藏着俄罗斯人的历史的宿命。
甚至在拜占廷走向衰败以后，俄罗斯人仍把教会视为精神积极性的源泉，依然在追随希腊的传统。所以，要看俄罗斯人的灵魂如何，不应该仅仅从他们与谁相邻而居的地域的概念来认定，而主要应该看这一民族自身的文明发展历程及在这一过程中吸纳的适应其需要的影响。如果一定要说俄罗斯有两种灵魂，那么，并非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来自东方和西方的两种灵魂，而是东斯拉夫人固有的灵魂和东正教的灵魂，确切些说，是这两种灵魂的融合，这决定了俄罗斯民族的根本异质性特征。
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俄罗斯人的心理和性格特征从古至今一成不变。总体看来，俄罗斯人在与自然环境、外敌和自己的命运的抗争中，在与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历史景观中，尤其是在与斯拉夫其他部族、东欧、北欧和日耳曼人、蒙古人等相融合的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到了近代，透过历史的棱镜，我们所看到的俄罗斯人除上面谈到的一些不能令人称道的特征外，既有坚韧、发达的直感和不受约束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以及与此相关的神秘主义灵感和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又具有闪闪发光的理性、发达的科学思维和批判精神，作为一个举世无双的天才而奇特的民族吸引着世界人民。
这里要特别说一说俄罗斯人的酒神崇拜的狂欢文化。希腊的酒神崇拜具有鲜明的狂欢性，是希腊人强有力生命的一种自然释放。同希腊人相似，俄罗斯人也有狂欢文化，并且在这种狂欢文化中有更多的非理性、蛮夷的因素。俄罗斯人的这种狂欢文化不仅表现在各种节日（包括一些宗教节日）和庆典之中，而且表现在日常生活的饮酒文化中。俄罗斯人酷爱饮酒举世皆知，他们不仅是为了享受酒的美味，而且是为了追求饮酒后心灵的无拘无束的自由感，以求进入酒神状态、获取酒神狂欢的激情，并自由地释放出东正教教堂金顶压抑下的这种激情。这可以说是俄罗斯人生命理想的一种象征。“这其中有原始生命冲动，也有神秘的心灵感应”，“人的粗野、原欲和竞争都在这种文明许可的形式下……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并且，俄罗斯人的狂欢行为远远超越了庆典框架的约束，他们经常在朋友间举办的宴饮、聚会上边饮酒边载歌载舞，尽情地表现酒神带来的灵感和迷醉，以及蕴藏在生命中的潜在热情和冲动。当然，对于苦难深重的社会底层的俄罗斯人，饮酒后民族狂欢性格的充分抒展，也是灵魂的暂时解脱。
对于这一充满心理和性格矛盾的民族，一位西方学者作了不乏尖刻的精彩概括：“俄罗斯文明显示出一种奇妙的混合特性，既有违抗不得的纪律，又充满着冷酷无情的压迫，虔诚中夹带着暴力，祈祷神祗而又亵渎它们，充满着音乐但也非常粗俗，忠诚而又残忍，一副奴隶似的卑微却时而表现出不屈不挠的英勇。这一民族无从发展出和平的美德，因为面对着漫长的冬天和待不到黎明的冬夜，他们必须要战斗，而这是一场苦斗，他们要战胜横扫冰封大地的凛烈极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卷10，中，6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