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兴绍酒酱园(1937~)上了年纪的老上海人依稀记得，上海的老大沽路曾有一家老同兴酱园，附近居民沽酒打油、购买日用调味酱料等都爱往那里跑。当时开酱园的多半是小本买卖，可这家酱园却是非同一般，它的"连锁店"分布全国各地，上海只是其中的一家分店，它的总店设在湖北沙市。
老同兴在湖北沙市的总店前身名为同兴酱园，老板叫应祥焕，店址在沙市中山路的东端。
20世纪30年代中期，因江汉平原连年遭受水灾，造成灾民无数，市场凋敝，沙市的工商业受到很大的冲击。同兴酱园也因生意萧条，资金亏蚀过半，无法支撑下去，店主应祥焕只得将酱园折价出让。然而，有谁愿意在如此艰难的市道中接手一家濒临倒闭的商店呢？应祥焕苦苦思索，蓦地想起了一位同乡--上海濮元昌货庄老板的弟弟濮庆忠，便拜托他设法寻找受盘的下家。濮庆忠接受了应祥焕的重托，通过反复筛选，把目标锁定在同兴酱园有500元股金的汤志轩身上。
汤志轩，浙江诸暨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困，靠母亲为人帮佣求生，并随母帮佣的主人从浙江诸暨迁到东安，后又迁到沈阳。靠着自己的努力，他读过7年私塾。长大成人后，他做过挑担卖山货的小贩，省吃俭用，攒了一点钱，便于1925年与两位同乡集资1000元，在沈阳盘下了一家南货铺，改名为"三阳春南货铺"。两年后，因三人意见不合，其中两人退股，南货铺遂由汤志轩独自经营，并改名为"南稻香村"。为保证商铺货源充沛、质优价廉，他设法从全国各地进货，在上海便是通过濮元昌货庄代办哈士蟆，从而与濮庆忠有了业务往来。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汤志轩眼看日寇肆意横行，商家已无法正常经营，为避免财产遭到更大的损失，决定将资金从沈阳转移到上海，并在家乡浙江诸暨购置了60多亩地。随后，他以上海为基地，一面依旧开拓自己的老本行南货业，一面又把目光转向了一个新的行业--酱园业，原因是上海当时已生产出受人欢迎的卫生酱油，这在浙江一带成为抢手货，汤志轩敏锐地感觉到这一行业大有可为，便准备重点进行开发。正在此时，濮庆忠受托找到汤志轩，提出要他受盘沙市同兴酱园，真可谓是天缘凑巧、一拍即合。
汤志轩接受了濮庆忠的提议，决定增资改组沙市同兴酱园，扩大生产经营范围，使之重新焕发生命力。于是，他亲自前往沙市，着手增资改组事宜。经过盘点，统计出了同兴酱园的实际亏损数。汤志轩决定各股东以原股额实际亏损数打折增资，补齐原有的股本总额1万元，其中他本人投股最多。股本筹齐后，汤志轩将店名改为"老同兴绍酒酱园"，然后正式开业。
老同兴酱园开业后，汤志轩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调整和创新，主要从酱园的内部管理、生产工艺和业务经营三个方面入手。
在内部管理方面，他首先作了人事调整，委任自己信得过的濮庆忠为助理经理，并分别从上海、浙江、安东调来6位掌作师傅和掌柜先生，组成以"下江班"为核心的嫡系班子，从而保证自己的管理措施能不折不扣地得到落实，由上至下严格贯彻执行他亲自制定的"只有店管人，没有人管店"的治店方针。汤志轩还经常到柜台和作坊，找那些具有一技之长的师傅谈心、聊天，常常给施一些小恩小惠，以此笼络人心和掌握信息。其次，他制定了利润分配办法：股息按年利率1分2厘；盈余按纯利作十成分配，即股东六成、经理一成、职工三成，如业务发达需增加经理时，则分0.6成，在职工三成内扣除。根据总的分配原则，确定职员的月薪为：经理40元、掌作师傅（掌柜先生）28元、师傅16元、店员14元、杂什工10元、学徒4元至8元，以实物折算。
在生产工艺方面，老同兴引进了上海酱油酿制新工艺。当时沙市几家大酱园仍然采用传统的晒酱抽油工艺，因其从投料制醅到制成酱油的生产过程需半年以上，故俗称"伏酱秋油"。这种酱油颜色轻淡，还需要用糖稀炒制成酱色后兑入酱油中，因而口感有些苦涩并带焦糊味。而老同兴采用从上海学来的新工艺，运用烘晒相结合的办法，缩短了酱醅发酵周期，采用压榨取油的新办法。虽然仍要以糖稀增加酱油颜色，但采取煮而不炒的方法，并增加适量防腐沙利粉，既增加了酱色，又无苦涩焦糊味，而且不易生霉。运用这种新工艺，使生产周期缩短了一半，而且产量高、质量好，效益也大大提高。
在业务经营方面，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
第一是整修门面、装潢店堂，使门面焕然一新，让顾客一进门就留下良好印象。他还从江浙运来许多上面写着"老"或"泰"等字样的大绍酒坛子，堆在店堂里，以示本店生意兴隆，通达四海，让顾客增强信任感。
第二是加强产品的宣传力度，扩大产品的销售渠道。老同兴酱园派出许多推销员，携带印制精美的广告图片，实行"定点、定量、定责、定酬"的"四定"办法，分别到沙市附近的石首、藕池、华容、公安、郝穴、松滋、河溶等县、镇推销产品，同时让这些地方的经销店按零售价8折计酬进行试销，很快使产品打开了销路，许多试销户成为定点户，有的甚至成为经销店或代销店。
第三是努力占领市内销售市场。老同兴酱园开业后门庭若市，不久又在中山路西段七里庙增设了一个门市部，还将一首人人熟知的唐诗改写为："春节时期雨雪飞，路上往来不断人。借问酱油谁家好？七里庙前老同兴"，并印为小传单在大街小巷张贴和散发。此外，酱园还派出许多胶轮手推车流动售货，打着"上海卫生酱油"的布招牌，走街串巷，向居民推销自产的"金鸡牌"卫生酱油。同时，还派出专人到各餐馆、号栈推销，许以九五折计价的优惠。为争取更多的生意上门，老同兴酱园除经销自产商品外，还兼营绍兴酒、杂货和各地名特酱制品，使顾客到这里可以有更多的品种选购。
这些措施很快就收到了成效：在短短的两年之内，老同兴酱园的产量和销售利润就跃居当时沙市19家酱园之首，利润是开业初期股本总额1万元的2.6倍。
1937年秋，日寇侵占淞沪地区，原在浙江经营海货的许松龄因店铺受损倒闭而逃往西南避难，途经沙市时，濮庆忠劝说他投资于沙市老同兴酱园合股经营。许松龄投资2000元，与老同兴账面资产2.6万元相加，共为2.8万元。汤志轩将其中1.48万元用于沙市老同兴的生产经营，其余1.32万元则用来建立宜昌分园，跨出了向外地发展的第一步。1938年夏，股东会议决定由许松龄携资1万元，到湖南常德设立分园，接着又在沅陵开设分园。不久，汤志轩拨款在四川万县与人合伙设立分园和一家绍酒厂，并委任濮庆忠为万县分园经理。
1938年11月后，汤志轩、许松龄等经商议从沙市、宜昌、常德、沅陵等分园中各抽部分资金，筹款3.15万元，建立了老同兴昆明分园，由许松龄任经理。1940年6月，沙市、宜昌相继沦陷，汤志轩便西上重庆筹组分园，集沙、宜两园所出资金和各人新增投资共11万元，开设了老同兴系统中资本最雄厚的重庆分园。后来，他们以重庆分园增值和拨付的资金，又先后在四川的成都、宜宾、乐山、自流井、内江、涪陵和湖北恩施建立了7个分园。由于经营得法，老同兴此后又在四川的巴东、雅安；云南的曲靖、楚雄、乐丰、祥云；贵州的贵阳、遵义；湖南的衡阳和广东的曲江先后设立分园。至此，老同兴酱园在大西南各地已设立20余家分园，声名鹊起，"老同兴"牌号已为许多人所熟知。
抗战胜利后，汤志轩等又筹划向东南沿海各地发展。先是在上海老大沽路设立分园，又在上海闸北购地建厂。1946年，又在南京、长沙、南昌、汉口等地设立分园。就这样，从1935年老同兴酱园初建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汤志轩等人利用抗战这一特定历史条件，将一个原本股金仅1万元的沙市老同兴酱园，发展成为拥有30家分园、职工总人数842人、资金总额达214万银元的企业群体。
然而，这30家分园虽然名义上分属重庆的汤志轩、昆明的许松龄两大派系及万县的濮庆忠这一得力支系，但实际上都是各自经营、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由于当时反动势力的压榨和货币恶性贬值的打击，不少分园因无法维持而关门倒闭，到新中国建立前夕，仅剩下昆明、重庆、贵阳、上海、万县、成都、长沙、沙市、宜昌、汉口等18家分园。解放以后，这18家酱园在1956年分别走上公私合营之路，为我国调味品酿造工业作出新的贡献。
附:
老同兴绍酒酱园与“金鸡牌”酱油
约在六十年前，不仅老汉正街居民，全汉口居民日常所用的酱油最受欢迎的便是老同兴酱园的“金鸡牌”酱油。老同兴绍酒酱园无地址在汉正街附近的五彩七巷，和前身是同兴酱园。“金鸡牌”酱油的生产与打开销路的经历是颇耐人寻味的。
老同兴绍酒酱园的创始人是浙江诸暨人汤志轩，原在沈阳和安东（今丹东市）经营杂货店和酱园。“九一八”事变后，他感到东北地区在日本侵略军统治下，企业难以生存,便到上海与其挚友濮庆忠商议，转资关内，另图发展。乃于1935年将濮庆忠原在沙市与人合资经营的同兴酱园接收过来，改名上海老同兴绍酒酱园，就原址重新开业。抗日战争期间，西迁人口日众，对酒、酱的需求量日益增多，汤、濮等即利用此有利条件，逐步扩展业务建立分园。新中国成立前夕，已先后发展了30家，汉口老同兴绍酒酱园即为其中之一。
提起老同兴绍酒酱园的建园经过，要回溯到四十年代。在1946年，濮庆忠将原设于湖北恩施的上海老同兴绍酒酱园关闭，并由万县上海老同兴绍酒酱园拨出部分资金，派李国治等来汉筹建新园。当时适有徐华林、王舒琳在汉口五彩七巷经营的同兴酱园，由于股东意见不和，无意继续经营，于是李国治以2000银元将该园厂房设备全部盘进，改名上海老同兴绍酒酱园，股镏金总额为旧法币7200万元（约合9万银元），分为576股，李国治认250股，投资法币3125万元，并成立董事会，议定各项章程，由李国治任经理，谢万生与李国桢任副经理。经过填土平地，维修房屋，增添生产设备，于1946年6月正式开业。该园除就五彩七巷园址进行酿造生产以外，还先后在园前的铺面和花楼街以及武昌民主路增设三个批零兼营的门市部（民主路门市部设有简易生产设备）。由于经营得法，业务蒸蒸日上，产品畅销，并能与当时的浙帮五和、老顺泰、老鼎兴、大陆等四家酱园开展五雄争霸，而且位列全行业之首。
老同兴名为绍酒酱园，实际以生产酱油为主，绍酒多由重庆等地兄弟厂运来销售。本园所产绍酒每年不过600坛，约3万斤左右，而酱油年产量达180万斤以上下，占全行业总产量70－80%。至于酱品、酱菜、腐乳等品种仅为配备花色，适应门市部零售需要，产量都很小。腐乳年产1000坛左右，系购进乳胚加工。酱品每年仅产三四万斤，酱菜年产量不足1万斤，食醋总产量亦仅2万斤左右。由于酱油为该园主要的大宗产品，而且利润较大，所以该园异常重视酱油的产量和质量。1946年开业时，主要生产设备酱缸为500口，后增为600口；木榨9部，后增为15部。采用烘晒结合，榨酱取油分级配制新法配制酱油。此种酿造方法具有生产周期短、出油率高的优点，是在市场上开展业务竞争的有力支柱。同时为突出金鸡牌瓶装酱油的地位，申请工商管理部门以“金鸡”为注册商标。精工细作提高鲜度，并加入化学防腐剂，以防止酱油生霉。他们为创名牌、保名牌，首先从慎选原料入手。黄豆选用皮薄、浆足的品种，配料中不用脚盐、矿盐，而用川盐和海盐。在配制方法上，按不同等级酱油，用不同西方，决不粗制滥造。当时武汉本帮酱园，每百斤黄豆拌合面粉20斤，泊帮酱园拌合50斤，因此所酿成的酱油不仅浓度大而且咸中带甜。生产过程虽与其他浙帮酱园同样采用烘晒结合、榨酱取油的新方法，但该园认真操作，合理配料，他们配成的六个等级，是以双套酱油为基础，加以不同比例的甜面酱和双缸酱。扬一、地、三级中有不合质量要求者，即作为散装酱油，决不装瓶出售。为了保证酱油鲜度，购得日本所产鲜度表一个，对每批所产酱油进行检验，必须达到42度方能装瓶出售。而当时其他酱园所产的瓶装酱油仅有35度左右。因此金鸡牌瓶装酱油高出他厂一筹，被消费者称赞为“色浓味鲜”，富有酱香的好酱油”。
老同兴的管理人员不多，除经理、副经理分工掌管全园行政事务外，设有内外账房三人，其余人员多为直接或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少数为推销员和营业员。生产方面设有正副“把作”，负责安排全园生产，组织调动工人进行各种生产事宜，督促检查产品质量，并按销售情况调拨产品或安排发运。把作有职有权，不仅管理全园生产，并能向经理提出意见，对全园工人予以奖惩，甚至予以解雇。此外还设有店规，用以管理职工，被告人尽其用，绝无闲员。在业务管理、财务管理和包装管理方面，均订有一套办法，做到职责分明，有章可循。
在销售上以多种方法开展竞争，除充分利用三个门市部销售阵地外，还建立不少经销外或代销店，扩大销售网，便利购方，甚至直接送货到消费者手中。为武威销路，他们采取对业务员被告多销多得的提成工资制。业务员的工资报酬，系按推销金额5－%提成，最高达7.5%。在一般情况下，业务员每人每月可得百余元，被告提成工资制，对刺激业务员积极开展推销工作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老同兴重视广告宣传，特地指派职工一人，负责运用各种形式，办理广告宣传：在报告上刊登巨幅广告，在街头张贴广告，发运莴苣作口头宣传。为了突出金鸡牌酱油，解放后曾在商标上印出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奖状，并标出“武汉唯一”的字样。同时在店堂内陈列大型木雕金鸡一只。此外还不时举行大减价，各门市部弄清时，就大肆刊登广告，被告优惠，买一赠一。这些广告宣传，对扩大产品销售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9年武汉解放后，老同兴绍酒酱园继续经营，李国治仍担任该园经理，主持全园业务。他们正确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有力地调动了劳资双方的经营生产积极性。加之城乡运输畅通，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酱制品销售亦随之得到扩展，因而已誉满城乡的金鸡牌酱油更加畅销。1950年参加武汉市工业品展览会，曾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优质产品奖状。此后又参加中南地区土特产会，亦获得好评。公私合营以后，经政府批准，该园与原设于桥口区的五和、大陆、复昶、四美等九家酱园合并组成武汉市公私合营老同兴酱品厂，原老同兴酱园经理李国治、原大陆酱园经理王荣奎均担任该厂副经理。几家酱园合并以后，通过逐步更新改造，生产与经营不断扩大。1985年所产金钩豆瓣酱、油辣寸金萝卜，荣获市优质产品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