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礼记集解》的成书
孙希旦尝研读“三礼”，三十六岁(乾隆三十六年•1771)后，开始专治《小戴礼记》。并撰写《礼记注疏驳误》，凡八大册。《孙敬轩先生年谱》曰:先是 府君锐意三礼，见注疏之未当，辄附以己意。辛卯以后，始专治小戴，注说有未当，辄以己 意 为 之话释，谓之《注疏驳误》。项几山先生曰:“《礼记集解》始名《注疏驳误》，凡八大册。其初 属 稿 即就注疏书额，话释几满。’，乾隆四十四年(1779)，《礼记注疏驳误》改名《礼记集解》。至孙希旦四十九岁去世，已经三易其稿。孙希旦研究《小戴礼记》，只是取郑注、孔疏不恰当的地方，以自己的理解加以解释，一条一条辨说。之后用功时间长了，遂取全书加以话释，推广其书为《礼记集解》。汉儒所未及;而深明先王制作之意，以即乎人心之所安，则又汉儒所不逮也。”
由上可知 ，孙希旦研究《礼记》，开始只是纠正郑注、孔疏不恰当的地方，为《礼记注疏驳误》。后经多次修改，更名《礼记集解》，前后时间长达十三年，字数近百万字。《行状》 :己亥居忧，主中山书院，乃益取宋元以来诸家之书，推广其说为《集解》。传录本太仆公征刻《孙编修遗书•序》:先生初治小戴书，但取注疏之于经未安者，正以己意，条为之辨，谓之《孔郑驳议》。其后用功既久，遂尽解全经，易其名曰《礼记集解》。项几山先生云:己亥在中山，始更今名，而自广其说。孙锵 鸣 《 序》:“是书首取郑注孔义，荃其繁芜，掇其枢要，下及宋、元以来诸儒之说，靡不博观约取。苟有未当，裁以己意。其于名物制度之详，必求确有根据，而大旨在以经注经，非苟为异同者也。至其阐明礼意，往复曲畅，必求即乎天理人心之安，则尤笃实正大，粹然程朱之言也。”《敬轩先生行状》:“其大指在旁参群经，以证明四十九篇之说;又博取后儒以疏通郑孔之窒。故论者谓先生之言礼，其于名物制度，考索精详，可以补汉儒所未及;而深明先王制作之意，以即乎人心之所安，则又汉儒所不逮也。”
二、 《礼记集解》整理与刊刻
由于孙希旦49岁即去世，“官不过翰林，其书未能尽具，而其学亦未有所施。”所以尽管同时人知其精于三礼学，但未见其书刊行，遂至被后人淡忘。幸有同乡的孙氏兄弟，其书才得以刊刻、流传。孙锵鸣(1817一1901)，经学大师孙治让(1848一1908)叔父，精校了《礼记集解》的稿本，写有《序》交代缘起。与其兄孙衣言(孙治让父亲)，共同组织整理刊刻了《礼记集解》。据孙锵鸣《序》、项琪《跋》、孙延钊《年谱》及其它资料，《礼记集解》的整理与刊刻经过大致如下:道光十三 、十四年间(公元1833一1834年)，孙衣言的两位舅舅:项几山(1798 一1858)、项稿湖(1792一1841)屡次想要刻版印刷，但没有成功。项几山精校了前十卷，并且抄录了副本。咸丰 三 年 (1853)，孙锵鸣自粤右归乡治团练。从孙希旦曾孙孙裕昆处得到稿本。“首十卷，几山先生所精校，镜藏其副。余则朱墨杂揉，涂乙纷纠。盖稿虽屡易，而增改尚多。其间剪纸勃缀，岁久脱落，往往而是。乃索先生所治《三礼注疏》本及卫氏《集说》于裕昆所，皆逐字逐句，丹黄已偏，校勘驳正之说，札记于简端者几满。”孙锵鸣取《礼记集解》稿本和孙希旦研读过的《三礼注疏》、《礼记集说》，用孙希旦眉批与《礼记集解》稿本核校，参考校订。一年后，编校完成《礼记集解》61卷的清稿本。咸丰十年 (1860)六月，孙衣言、孙锵鸣组织开雕，刻板刚刚过一半，适逢太平天国运动。金钱会起义军于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公元1861年9月24日)焚烧了孙衣言在浙江瑞安安义堡的房子，焚毁了十之五六的刻版。之后经过补刊，到同治七年(1868)三月全书才刻成。当时距离孙希旦去世已经八十四年。可见 ，《礼记集解》61卷，首先项几山精校前十卷，其次是孙锵鸣于咸丰三年(1853)开始，全面校对，整理誊清，最后定稿。咸丰十年(1860)六月，孙氏兄弟开始雕版，直到同治七年(1868)三月，全书才刻成，前后经历八年。
三、 《礼记集解》的版本
《礼记集解 •敬轩先生行状》、《温州经籍志》、《两浙著述考》均载为50卷。孙锵鸣的《序》，项琪的《跋》均载为61卷。孙治让说:“原稿本五十卷，仲父止庵先生校刊时，析为六十一卷。今以五十卷著于录，从其朔也。”由此知，孙希旦原稿本50卷，孙锵鸣校勘时析为六十一卷。关于 《礼记集解》的版本，吾师王愕(三礼研究论著提要》。已有总结，今再参考相关资料，补充如下(原《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相关条目抄录):
1)稿 本 《礼记集解》61卷，清孙希旦撰，清孙锵鸣校正，稿本。残存35卷(卷1一14、18一19、21一23、26一4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载之，今藏
温州市图书馆。
2)清 刻 本《礼记集解》61卷，清孙希旦撰，清咸丰十年(1860年)至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孙氏盘古草堂刻本。清方宗诚批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载之，今藏安徽省文史馆。
3)清 刻 本《礼记集解》61卷，清孙希旦撰，清咸丰十年(1860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孙氏盘谷草堂刻本。清陈宝璐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载之，今藏福建省图书馆。
4)清 刻 本《礼记集解》61卷，清孙希旦撰，清咸丰十年(1860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孙氏盘古草堂刻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亦藏有此本，该馆卡片著录为:“《礼记集解》六十一卷《附尚书顾命解》一卷，清咸丰十年(1860)瑞安孙氏盘古草堂刻本，十六册。索书号(2091)。”
5)清 刻 本《礼记集解》61卷，清孙希旦撰，清咸丰十年(1860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孙氏盘古草堂刻本;或为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孙锵鸣校刻本。南京图书馆藏有此本，其著录为:“《礼记集解》六十一卷《附尚书顾命解》一卷，清同治三年(1864)瑞安孙氏盘古草堂刻本，十六册。索书号:94361。”《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记载:“清咸丰十年(1860)瑞安孙氏刊本。”《江苏省立图书馆现存书目》:“清瑞安孙氏盘古草堂刊本，丁书，16册。”《贩书偶记》载为“咸丰庚申(公元1860)至同治甲子年(公元1864)盘古草堂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咸丰十年瑞安孙氏盘古草堂刊本。”《馆藏古籍简目初稿》:“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瑞安孙氏盘古草堂刻本，12册。”《中文线装书书名目录》载为:“清同治，14册，索书号:129456一69。”《涵芬搂藏书目录》有相似记载:“咸丰庚申(1860)刊本，14册。”《北京图书馆馆藏普通线装书书名目录》记载:“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孙锵鸣校刻本，20册，今藏国家图书馆图书馆。”载为:“同治七年(1868年)刻本，24册。索书号:095•3127/368一02。’，《香港所藏古籍书目》。载为:“24册，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孙氏盘古草堂刻本。新亚(指香港新亚研究所图书馆)索书号:094•32 1246。”按:各书目记载《礼记集解》版本不同。著录为咸丰庚申(1860)刊本，或为同治三年(公元1864 年)刻
本，或为咸丰庚申(公元1860)至同治甲子年(公元1864)盘古草堂刻本者，皆误。由书前孙锵鸣《序》和书后项琪《跋》，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该书于咸丰庚申开雕，还未刻完就被金钱会起义军烧毁了十之五六的刻板。到补刊完成，已经是同治戊辰(1868年)三月。所以著录咸丰庚申本者，当为见书前“咸丰庚申瑞安孙氏盘古草堂开雕”而误。著录同治甲子年(1864)者，当为见书前“同治甲子独山莫友芝检”而误。所以上面各本尽管册数不一，著录不一，归为同一版本— 清咸丰十年(1860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孙氏盘古草堂刻本或为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孙锵鸣校刻本。所谓《类书丛书目录》载之的“清道光刻本，存十四册(八至六十一卷)，索书号:+041•14/1246。”当是著录错误。当孙锵鸣于咸丰三年(1853)“从其曾孙裕昆发筐出之”时，《礼记集解》还只是稿本。
6)清 刻 本，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孙锵鸣校刻，14册。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此本。书前不附孙衣言的《敬轩先生行状》，其版本格式与《续修四库全书》本同。有“江南大学图书馆藏书”印。书上有索书号:129458。
7)清 刻 本《礼记集解》61卷，清孙希旦撰，同治戊辰(公元1868年)，清苏州新刻本。《书目答问二种》:“同治戊辰苏州新刻本，今讲人《永嘉丛书》。”
《书目答问补正》。亦载之:“苏州新刻本。仁补]孙书瑞安孙衣言编刻永嘉丛书本。”疑即为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孙锵鸣校刻本。
8)《永嘉丛书》本，此本是盘古草堂本之重印本。疑为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孙锵鸣校刻本。孙衣言刊行的《永嘉丛书》十三种书，无《礼记集解》。
9)《国学基本丛书》本，据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刻本重新排印本。《中国丛书广录》记载:《礼记集解》六十一卷，民国二十二年(193)初版，铅印本，二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亦载之。
10)《万有文库》本，据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7刻本重新排印本。
11)影 印 本《礼记集解》61卷，清孙希旦撰，台湾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于1988年10月据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刻本影印，计1350页。
12)点 校 本《礼记集解》61卷，清孙希旦撰，中华书局点校本，沈啸寰、王星贤点校。此本以盘古草堂本为底本，参考《万有文库》本及郑玄《注》和孔颖达《正义》加以校点，书前《本书点校说明》叙《礼记》传授源流、诸书记载、《礼记集解》之特点及点校原则等，此本于19四年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3册，1487页;1995年5月又加重印，流传最为普遍。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8月据中华书局点校本重印，2册，1487页。
13)钞 本 《礼记集解》61卷，清孙希旦撰，旧钞本，17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载载之，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14)《续修四库全书》本。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03、104册。该书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同治七年(1868)孙锵鸣刻本影印，书前亦无《敬轩先生行状》。有“东匝梅师古斋刻字”数字，是它书所无。考察南图藏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至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孙氏盘古草堂刻本与南京师范大学藏本，当为两个版本。后者无孙衣言的《敬轩先生行状》，每卷版本形式统一。半页13行，经文每行22字，注疏每行21字。刻字大小前后统一。而前者每卷行数不定，有的密集，有的疏阔。同样的字，在不同卷中写法不统一，字体也前后不同，有时同卷中间也如此，当是补刻时，前后刻工不同所致。所以前者当为最早的，经历战乱后加以补刻的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至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瑞安孙氏盘古草堂刻本。后者可能就是苏州新刻的永嘉丛书本，即清同治七年(1868)孙锵鸣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