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Колонтай，Александра ихайловна，Alexandra Kollontai，1872—1952年）1872年3月19日生于圣彼得堡，1952年3月9日在莫斯科逝世。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是俄国革命余波中一位有重大争议的人物，目前她的名字代表着20世纪20年代被击败的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她的生活和工作，从她逝世后一直很少被苏联当局所提起，如今却被西方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奉为一种启示和明鉴。
柯伦泰在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并在1917年间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十月革命后，她当选为国家救济人民委员，是列宁的政府中唯一的一名妇女。1920年，她任党的妇女工作部部长。当时她已经发表了许多批判家庭关系和资产阶级性道德的著作。她在这些问题上的毫不妥协的立场（往往袖曲解为一种“自由恋爱”的立场），突出地表现了一种理想主义和个人关系的自由意志论，但这些东西很快就被党在家庭方面的政策所摧毁。
1920年，她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工人反对派”，并日益对官僚主义化、精英人物统治论以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对生产的绝对强调感到厌烦。因此，她必不可免地要失宠，遭到列宁的愤怒谴责，并在1922年被斯大林外放到奥斯陆去担任一个不重要的外交职务。从这时候起，她却幸免于斯大林的清洗（她的许多左派反对派的同志都在这些清洗中死去），后来迁升为苏联驻瑞典大使。
柯伦泰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作家和演说家，她的威望使她和她的思想成为苏联官方的肉中刺。虽然她作为一种装饰品被一直摆设到她去世，可是她的生平事迹在苏联却很少被人提起。然而，在西方，她始终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精神力量的源泉，人们热情地捍卫她的思想，尊崇她的生平事迹和信仰，并且把她看作是男性统治和官僚主义化的党的正统观念的殉难者。看来，关于柯伦泰的争议还会继续下去，至少是因为她对否定她的思想的党仍然保持忠诚，她宁可作出被和平地流放的选择而不是继续支持其反对派立场。
前言
1923年的苏俄正是大乱甫定[1]，人心思春的时候，一个短篇小说忽然引起了上自列宁、下到青年团员的注意。它的题目是《三代人的爱》，主人公是一个叫热尼娅的年轻姑娘，她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甚至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但她那旺盛的情欲也在革命中得到了解放，于是她便不分对象地和男人睡觉，甚至和继父上床。当她怀孕后，为了革命她准备把孩子打掉，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热尼娅把自己的苦恼倾诉给一个比自己年长的女布尔什维克听，想从她那里得到指导。这个女布尔什维克听了也十分茫然。她固然不赞成热尼娅的乱交，但也不知道该如何帮助这个姑娘摆正投身革命和满足感情需要的关系。革命颠覆了一切，包括男女之间专一而持久的爱情。
但渴了总要有杯水喝，没有爱情的性欲也可以在革命中有一席之地。因此她对热尼娅既怜悯又同情。这篇小说之所以引起街谈巷议，不但因为热尼娅的感情苦闷和性放纵所象征的“杯水主义”是对“革命解放了妇女”这一神话的质疑，而且因为那个无法回答热尼娅人生难题的女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就是小说作者、布尔什维克政府社会福利人民委员（即部长）阿历克山德拉·柯伦泰。
这是一个从传统家庭中杀到布尔什维克阵营里寻找妇女独立性的斗士，但也是一个最终被布尔什维克驯服并成为革命花瓶的女性。
从叛逆到革命
柯伦泰的出世就是反叛的结果。她的母亲在和她父亲相爱后，因门第不相配而被自己父亲强迫嫁给一个工程师，生下三个儿女。十年后这对有情人重逢并怀上了柯伦泰，她母亲决定和丈夫离婚。柯伦泰出生于她母亲和前夫正式离婚之前。这有点象安娜·卡列尼娜和沃伦斯基的故事。但故事的下半部分和托尔斯泰设计的不同。柯伦泰父母的离经叛道并没有以悲剧收场：她父亲是军官，这场婚姻并没有妨碍他的晋升，象沃伦斯基遭遇的那样，而柯伦泰母亲也不象安娜那样受歧视，而是仍然容光焕发地在彼得堡社交圈里周旋。生活的逻辑比老托尔斯泰安排的要平淡。
柯伦泰小名叫舒拉，她继承了母亲的反叛性格。二十岁前她爱上了一个叫柯伦泰的年轻军官，但受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理由一是他穷，二是不如她聪明。他们甚至把女儿送到西欧去，想让她忘掉那个军官。家庭战争持续了两年。1893年，舒拉胜利了，从家中搬了出去，从此用柯伦泰的姓。她父母给了她一个佣人和一些旧家具，预言有朝一日她会痛定思痛，后悔当初没有听话。
柯伦泰父母的预言没过几年就被验证了，但却是朝着另一个方向。柯伦泰的婚姻不过是她反叛精神的一种满足，一旦婚姻成为现实，曾经为之奋斗的自由就变成了枷锁，反叛的对象也由父母转移到丈夫。弗拉迪米尔·柯伦泰是个军事工程师，对所有抽象的东西都兴趣索然，从来没有耐心听太太的幻想和思辩。于是柯伦泰开始写作，处女作就是对维多利亚式道德——即对男女采用双重道德标准——的反抗，说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比自己年轻得多的男子去西欧，当一回旅行情人的故事。
幻想的反叛很快就变成现实中的偷情。柯伦泰周围不乏醉翁之意不在酒地对她的创作才华表示赞叹的异性朋友，她很快就和丈夫的一位叫佐亚的同事好上了。佐亚相貌平平，但却有她丈夫所缺乏的趣味。
然而除了情人，其他人都觉得柯伦泰的小说一是太过分，二是太抽象，象论文而不象小说。于是他们鼓励她写作其他类型的作品，主要是社会和文化批评。这样，柯伦泰就走上了差不多所有19世纪俄国激进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从文学创作或文化评论到社会批评，最后变成革命家。
和这些俄国知识分子一样一样，柯伦泰起先也是个自由主义者，但很快她就觉得这个主义“太浅薄，太消极，在很多方面太缺乏力量。”她需要的不但是观念，而且是行动。于是她渐渐被彼得堡激进知识分子圈子里的社会主义者所吸引，参加了他们的地下活动。1898年她决定离开俄国去苏黎世，参加那里的政治活动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她把这次出走看作是又一次争取自由，当时她丈夫正在外地服役，她在出国途中写了封信通知他自己不会回到他身边了。虽然她和丈夫分手了，但她来一直没有改掉柯伦泰这个姓。这个姓氏也将由于她而青史留名。
激进的女权主张
从1898年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柯伦泰由一个自由主义者变成社会民主党人，又从其稳健的孟什维克一端最终转到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在这些年间她发表了大量的宣传革命、尤其是妇女解放的文章，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最出名的女活动家（除了她就是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和列宁情人印涅莎）。她对妇女问题的基本看法来自恩格斯和奥古斯特·倍倍尔，认为妇女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在这个社会里女人被当作男人的财产。她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婚姻，二是卖淫。前者充满虚伪，后者则是毫无遮掩的买卖关系。二者不过是同一种奴役的不同表现罢了。只有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妇女才能获得平等。但这种象一加一等于二的初级算术那样简单的解释，显然不能使柯伦泰这样智力水平和情感需要的女人满足。柯伦泰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又有自己的和现代女权主义相近的观点。
她是俄国妇女中最早为妇女应该从两性关系中和男人一样获得精神和生理满足而大声呼吁的。她所理想的“新妇女”是这样一种类型，对于她们，和男人的关系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阶段：“当她身上燃起激情时，她决不拒绝生活向她发出的灿烂的微笑，她决不虚伪地用女性美德的破烂外衣将自己包裹起来。不，她将紧抱她的所爱，双双外出几个星期，在爱的杯盏中痛饮，无论它有多深，直到自己满足。当爱的杯盏倒空后，她将毫无痛苦和遗憾地将它扔掉，回到自己的工作中。”柯伦泰认为现代社会的男人和女人都比过去更孤独，更需要异性的交流和关爱，但他们都不知道如何去爱。只有在将来的理想社会，人们才能学会真正的爱。在她那里，两性之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毫无疑问，爱将成为未来人类的宗教。”
柯伦泰起先把实现这个未来社会的理想寄托在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身上，后来发现这个党的妥协折衷性和党的领导人身上浓厚的自由主义不合她的口味，于是转向了布尔什维克。在海外期间，柯伦泰有过好几个情人。经济家马斯洛夫是其中之一，他年长她五岁，已婚，有五个孩子。他吸引柯伦泰的是他的智力、学识和成熟。但柯伦泰渐渐发现他对自己的兴趣仅仅是生理上的。她的另一个叫斯里亚普尼柯夫的情人则是不同的类型，他比柯伦泰小十多岁，究竟小多少他也不知道，因为他出身贫苦，父母都不信教，出身时没有登记，只知道是1880年代中期。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从小就受尽歧视，长大后又因参加工人运动而受尽迫害。但他是布尔什维克的出色活动家，强壮、镇定、和善，和柯伦泰过去身边的那些知识分子类型的男人相比，他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正是情人斯里亚普尼柯夫帮助柯伦泰最终转向布尔什维克，也是他第一次带柯伦泰去见列宁，时间是1916年十月。当斯里亚普尼柯夫问列宁是否可以带柯伦泰来见他时，列宁说：“如果柯伦泰同志转到我们这一边来，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列宁的女性盟友
柯伦泰加入布尔什维克的阵营后带来了她的活力、干劲和声望。然而更重要的是她成了列宁的盟友。二月革命前，柯伦泰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游说，宣传列宁的变世界大战为国内革命的主张。二月革命后，列宁回国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要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用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为退出战争不惜和德国媾和。这个主张被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袖认为是异想天开。
1917年四月四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一部分孟什维克的代表在塔夫里达宫举行会议，当列宁摊出他的方案时，他得到的不是讨论和反驳，而是震惊。其他领导人没有想到他们朝思暮想盼回国的最高领袖会提出这麽一个完全不现实的方案。这时，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柯伦泰气得满脸通红，走上讲坛发表支持列宁的讲话。
她后来说：“我当时太气愤了，甚至一点都没有通常在这种场面下讲话时的紧张，虽然我看到下面那些恶意的眼光，听到那些轻蔑的喧嚣。在第一排坐着克鲁普斯卡娅和印涅莎·阿曼德。她们朝我微笑，仿佛鼓励我说下去。弗拉迪米尔·伊里奇（列宁）坐在讲坛上，当我讲完后，我走过去和他坐在了一起。”
然而，柯伦泰的支持在许多布尔什维克领袖那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他们更加觉得列宁的主张是异想天开，因为它得到的仅仅是一个女流之辈狂热的拥护。一个与会的孟什维克后来回忆说，柯伦泰的发言引起的只是窃笑和喧哗，会议马上解散了，因为“任何严肃的讨论都不可能了。”后来一个笑话说：“不管列宁叽叽咋咋说些什麽，只有柯伦泰在帮腔。”当柯伦泰再要发言时，人们会朝她嚷道：“列宁主义者，我们知道你要说什麽！下来吧下来吧！”
然而当列宁的主张终于被多数人接受的时候，柯伦泰的处境就不一样了。1917年七月她成为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在布尔什维克议会党团中名列第五，排在列宁，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季诺维也夫、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之后。十月十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十二个成员表决以十比二通过了列宁（他本人躲在芬兰）的武装起义的提议，柯伦泰也对这个历史性提案投了赞成票在那段时间里柯伦泰东奔西走，到处发表演说，为布尔什维克争取群众。当时俄国的政治局面十分混乱，彼得格勒就象一个喧闹的政治集市，各种党派都利用一切机会兜售自己的主张。谁的嗓门大，谁有更具吸引力的演说家，谁就占有优势。作为一个女性演说家，柯伦泰的热情和演说才能在很多场合下压倒了她的男性对手。有个叫索罗金的社会革命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在一次演说中败给了柯伦泰，羞愤之余写下了这麽一段话：“至于那个女人，很清楚，她的革命热情不过是她色情狂的一种满足。虽然她有数不清的‘丈夫’，但柯伦泰——起初是个将军的老婆，然后是一打男人的情妇——从未满足过。她在寻找新的性虐待的对象。我希望她能成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或其他心理学家分析的对象。她倒确实有可能提供他们一个罕见的案例。”
母亲宫的幺折
十月革命后，柯伦泰被列宁任命为社会福利人民委员，她成了布尔什维克内阁中唯一的女性成员，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女性政府部长。这个职务使她觉得自己可以在妇女选举和参政、妇幼保健和社会福利这些问题上发挥作用，这也是她革命前为之呼吁了多年的。
象布尔什维克的所有革命家一样，柯伦泰也迷信政治权力和自己的超人智慧，觉得一切社会弊端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造成的，现在自己手中有权了，什麽社会改革都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过去遗留下来的制度和习惯是否有超越阶级性的、普遍适用的那一方面；社会的黑暗面和弊端是否都由阶级利益和政治统治所造成；作为职业革命家的自己除了有本事把旧制度打个稀巴烂外，是否对管理社会有最起码的经验和了解；以及少数知识分子觉得既完美又公正的、用政治权力推行的改革是否一定胜过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制度和惯例，所有这些是他们从不考虑的。
柯伦泰上任后一个重大的也是最具体的举措是：宣布取消所有“资产阶级”的妇幼保健和福利设施，把它们全部归并到她这个部里面。她在命令中说：这是为了在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气氛中创造精神和身体都强健的新公民。
为了给这项改革树立一个看得见的榜样，她宣布建立一个免费的妇保医院。这个医院取名为母亲宫，地址就利用一个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教会育婴堂。这个鸠占雀巢的决定受到了育婴堂嫫嫫和护士的强烈反对：一百多年来这里一直收养弃婴，她们都以它的历史和善举为荣，现在布尔什维克凭什麽下一纸手令就要将她们扫地出门？但柯伦泰置之不理，把士兵和工人派去接管。结果这个历史悠久的育婴堂几天后在一个晚上被大火夷为平地。在审问育婴堂人员时，她们有的说这是对布尔什维克无法无天和反上帝的报应，有的说是进驻育婴堂的士兵目无规定晚上抽烟引起了火灾。尽管柯伦泰本能地觉得是育婴堂的嫫嫫故意纵火，但最后因为实在找不到证据而作罢。
在一定意义上，夭折的母亲宫是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即使人们假定布尔什维克的动机都象柯伦泰那样善良，但他们狂热的自信、对传统盲目的破坏和对他人意愿的无视，已经决定了他们社会实验的灾难性后果。
新的情人十月革命不但给柯伦泰开辟了改造社会的天地，而且为她提供了选择新情人的机会。这次是一个名叫戴本柯（Dybenko ）的男人，是布尔什维克海军人民委员，也相当于部长。第一届政府的照片上，他和柯伦泰都紧挨着列宁。他更年轻，比柯伦泰小17岁，农民出身，身高肩宽，胡须浓密，革命前是个水兵。十月革命中，他所领导的水兵是布尔什维克最有组织的武装。柯伦泰是在1917年春天去戴本柯所在的海军营地演说时和他相识并堕入情网的。和柯伦泰的前一个情人斯里亚普尼科夫一样，他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无产阶级。
他吸引柯伦泰的是“热情，坚定，有魄力”，是“水兵的灵魂”。柯伦泰自和丈夫分手后就一直保持自由，拒绝任何情人结婚的请求。但这次戴本柯不干，他要和柯伦泰成为布尔什维克婚姻法颁布后的第一对新人。柯伦泰过去的情人听到后纷纷吵嚷起来，但他们的醋意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藉口：柯伦泰这个名字已经成了妇女独立的旗帜，“难道你现在要为了他而收起这面旗帜吗？”来戴本柯取得了胜利，因为他说如果柯伦泰不愿意和自己结婚，就是看不起他的农民出身。1918年一月他们正式结婚。
柯伦泰的这次婚姻不但在俄国，而且在欧美也成了新闻：两个革命家结了婚，一个是大知识分子，一个是大字识不了一筐的水兵，女方差不多可以做男方的母亲，而且这个女的一直把独身视为妇女自由的前提。
当布尔什维克的社会革命使得世界眼花缭乱时，柯伦泰的婚姻成了一个花边新闻。美国纽约晚邮报驻莫斯科的记者写道：“我们一觉醒来，被多才多艺的柯伦泰和一个水兵结婚的消息惊呆了。”法国驻俄国军事代表团（当时俄国还未退出大战，协约国在俄国有代表团）的团长说：“自从创世纪以来头一次，人们看到两个政府部长结了婚。”
布尔什维克的同僚们虽然嘴上没有公开嘲笑这对新人，但他们很多人暗地里都把这个婚姻看作是柯伦泰的任性放纵，一味追求感情和性欲的满足。对于他们来说，一个男人和比自己年轻得多、家庭背景也差得多的女性结婚是可以接受的，反过来就成了笑柄。斯大林当时就取笑过柯伦泰的婚姻。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最粗鲁和藐视妇女的。1922年当他和列宁夫人争吵时，曾经在电话中对她破口大骂，克鲁普斯卡娅自己不敢告诉病中的列宁，但又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告诉了列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后者再婉转地告诉列宁。列宁立刻写下了一纸便条，要斯大林向自己老婆道歉，否则和他断交。斯大林只好照办。
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自己十月革命后不久，和一个同志的女儿先同居再结婚，当时女方只有16岁，比他小20多岁。斯大林这样的婚姻在双方的年龄和社会地位上同样不相称，然而不但没有人觉得奇怪，更没有人说三道四，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的。问题还在于：要是刚刚颁布的苏维埃婚姻法（规定合法婚姻的年龄是18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话，斯大林这个政府部长应该下狱。
柯伦泰的这次婚姻使得她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陷入一种微妙的孤立：没有人公开批评她，但人人都觉得应该和这个女人保持一点距离。人们嘴上不说，但心里都怀疑这样的婚姻能维持多久。当时有个传说：柯伦泰婚后放下工作和戴本柯跑到克里米亚去度蜜月，政府其他部长到列宁那里去告状。列宁说：应该罚他们五年之内不许离婚。这个故事虽然没有根据，但另一件类似的事情倒是真的，它也成了柯伦泰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革命不再浪漫1918年春，当布尔什维克为布列斯特和约而分歧时，柯伦泰没有站在列宁一边。她认为德国的条件过于苟刻，如果接受无异于背叛革命。
当时戴本柯在彼得格勒前线率领水兵和德军作战，他没有陆战经验，但却一意孤行，拒绝莫斯科派来的军事特派员（前白军将领）的指挥，当总部命令他服从特派员时，他大怒之下离开前线回到了彼得格勒，结果以擅离职守的罪名被带到莫斯科，关进了克里姆林宫的监狱。柯伦泰闻讯立刻去给丈夫送饭，并四处奔走为他说情。她认为丈夫没错，是列宁和其他人对戴本柯和她乘机报复。戴本柯手下的水兵也发生了骚动。
最终列宁同意将戴本柯假释出狱，但必须时刻报告行踪。不久人们发现这对夫妇失踪了，社会福利部的工作人员不知道他们的部长到哪里去了。过了几天他们在彼得格勒露了面，柯伦泰说他们俩太疲劳了，想休几天假。不用说，这对夫妇的目无法纪在政府中引起了骚动，最后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受到理应得到的惩罚，但柯伦泰辞去了人民委员的职务。这次风波标志着革命作为一个浪漫的阶段，在她已经成了过去。
柯伦泰辞职后，1922年又遭受了另一次政治打击。她参加了党内的工人反对派，主张实现革命前工人自治的诺言，反对日益强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集权和党机构的官僚化，要求党内不同意见和派别活动可以合法存在。当这个派别被压制时，他们在国外出版了《工人反对派》的宣言。
1922年已经不是1917或1918年，列宁已经不能容许这种性质的党内不同声音了，他把这种活动看成是在瓦解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战斗组织，他警告说：“当这种性质的退却发生在真正的军队中时，机关枪就会在前面架起来了。如果有组织的退却变成混乱的溃退，枪手就会立刻接到开火的命令。”布尔什维克中央组成了以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捷尔任斯基等为成员的调查小组整理柯伦泰等人的材料，柯伦泰曾经是孟什维克的历史也成了罪名之一。柯伦泰发挥了她在十月革命之前为布尔什维克演说的热情和才能为自己辩护，说如果当过孟什维克也是罪名，那党内不知有多少人要被清除出去。最后，这个派别中的两个加入布尔什维克较晚的人被清除出党，柯伦泰等幸存了下来。
当柯伦泰好不容易逃过了被开除出党的厄运，前往克里米亚的奥得萨寻夫时（戴本柯当时驻扎在那里），她发现丈夫已经有了比自己年轻得多的情人，他们到了分手的时候了。使柯伦泰痛心的并不仅仅是戴本柯的薄情，而且还有一种被利用的感觉，因为现在自己不再是布尔什维克的女斗士，而是一个众所侧目的人物。她在给戴本柯的信中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关系帮助了你，使得你的路变得好走多了。现在，帕弗尔，你成长起来了，变得强壮了，我为你感到骄傲，但我们的关系也成了你路上的障碍。”
1922年夏，柯伦泰写信给党总书记斯大林，向他要求一份工作。不久，她被派往挪威担任贸易代表，作为一个前政府部长，这是变相的流放。从此她永远离开了布尔什维克权力的中心。她对革命已经不再有浪漫的幻想和乐观的期待，有的只是旁观和困惑，并从政治转回到文学去。
“杯水主义”起风波
但象柯伦泰这样的人，只要还有说话的机会，就注定不会默默无闻。很快她就再度引起了争议。她发表了一些文章，对被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作出正面评价，甚至说阿赫玛托娃对妇女在工作和爱情（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也就是独立和依附）之间的矛盾有真正的理解，她的作品应该被新妇女看作一种指南。然后就是那篇以热尼娅为主人公的小说。柯伦泰想说的是投身革命的妇女无法在革命中找到个人爱情，对性要求只能采用杯水主义的态度。
但不幸的是，柯伦泰的这篇小说受到了双重曲解。热尼娅的无可奈何被很多人解读成肆意为之，柯伦泰对这个人物的同情也被视为她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欣赏。对革命的质疑于是成了变态的女权主义，先锋得走了调的妇女解放。这种生活方式当然是有人喜欢有人愤怒，“杯水主义”一词于是不胫而走，随着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介绍传到了西方和中国。其实，柯伦泰是最强调性爱应该以真正的感情交流为基础的，妇女的独立和解放离不开真正的性爱。如果妇女没有得到男子真正的尊重和关爱，家庭制度在她看来就是变相的奴役。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柯伦泰的被误解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为什麽布尔什维克革命会使得人们把这样一个文学形象误读到“主义”的高度？因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就是要推翻一切旧制度，包括生活方式，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列宁看来，没有抽象的道德，只有阶级的道德。
过去继承下来的规范和习惯都是虚伪的，男女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以阶级关系为基础，而家庭制度的本质是为了维护私有财产。“和旧的一切彻底决裂”是列宁的名言。既然如此，当在这场革命中出现热尼娅这样一个在性道德上“和旧的一切彻底决裂”的形象时，人们误以为她是布尔什维克的青年榜样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现实生活中，布尔什维克革命使得相当一部分青年有了性自由的借口。20年代初，很多青年革命者用“资产阶级道德”指责那些不愿和自己上床的异性。由于避孕措施的缺乏，很多象热尼娅这样的女青年都在胡里胡涂中怀孕，然后去堕胎，而她们的男伴却什麽责任都不用承担。
实际上，《三代人的爱》只是柯伦泰一系列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篇。在其他小说中，人们还看到革命后妇女仍然失业，贫穷，很多人靠卖淫为生，男人仍然把她们当作物品去占有。她有一篇题为《姐妹》的小说，写的是布尔什维克官员召妓的故事。她把这位官员的妻子和他找的妓女比作是姐妹，意为她们虽然表面上有区别，实际上都是男性的奴隶。
这些故事决不是捏造，因为当时只有政府官员和红军士兵才有稳定的食品和生活物资的配给，因此也只有他们才召得起妓女。艾玛·戈德曼（美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1920年来到她心目中妇女被解放了的苏俄——要知道法律上苏俄妇女是当时世界上最自由的，包括选举权的获得——她同样被妇女仍然在卖淫、而且嫖客是苏维埃官员和士兵的丑恶现实所震惊。
柯伦泰的这些小说很快就受到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官员的批判。她被加上了“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罪名。“柯伦泰同志用极大的热情向着共产主义扬帆远航，但推动她这只船的风帆是性问题”，“她一直是个小资产阶级”，“她是个吞下了一大堆女权主义垃圾的共产主义者”，“她怎麽能够在这麽长一段时间里不但被当作俄国、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领袖呢？”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和托洛茨基夫人娜塔里娅·谢多娃此刻也要和她划清界限了，她们通过纽约时报对柯伦泰展开批判，在西方消毒，为俄罗斯共产主义正名，抹掉柯伦泰泼在苏俄新妇女形象上的污水。
柯伦泰这时明白自己走得够远了，她的这些作品是最危险的踩线。她选择了继续留在布尔什维克的阵营。革命已经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政权这个婴儿不管多麽丑陋，总是她自己的。这就是那些以自己的生命和热情投入一个政治运动的人和那些只从理性和政治观点出发选择党派的人的区别。
1922年以后，她不再公开发表关于女权问题的独立见解，除了在1926年修改婚姻法时提供过一些意见外，她只专心于自己外交官的工作。感谢1920年代早期布尔什维克内部残存的宽容，只要不发展到派别活动，议论和意见的出格，其后果取决于当事人在党内的地位和各方面的关系。不管怎麽说，柯伦泰曾经是布尔什维克最活跃的女领导人，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和政府部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西方妇女运动中都是某种象征。布尔什维克仍然需要她，把她象一个大号花瓶似地放在对外展示的橱窗里，作为苏维埃妇女和男子平权的象征。这也许是柯伦泰度过个人政治危机的关键。
生不如死的30年代
柯伦泰作为一个革命家和女权主义者的生命在20年代中期之前就基本结束了，此后她和苏联普通的外交官僚没有什麽区别。如果说她余下的人生中还有值得人关心的事情的话，那就是她竟然逃过了30年代大清洗的劫难而寿终正寝。这是一个奇迹：斯大林放过了这个历史上有无数把柄的、自己曾经嘲笑过的女人。
作为十月革命中列宁的忠实盟友，柯伦泰对斯大林当时“反”列宁的表现可以说了如指掌，包括斯大林作为党报主编，和加米涅夫一起对列宁的《四月提纲》发表批评性评论的事。当然她早就学会了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叙述历史，强调和忽略、必要时甚至捏造某些情节。她1927年对十月革命前党内各领袖对武装起义的态度的描写就和1937年的版本不同，在后者中斯大林成了列宁唯一最热情的支持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叛徒，而托洛茨基“这个未来盖世太保的间谍”居心险恶地企图推延起义的时间。
当然，在1937年，任何联共历史都必须如此叙述，但柯伦泰是当时除了斯大林以外唯一幸存的十月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和革命后第一届政府的部长，因此她的说法就具有了证词的性质。
柯伦泰在布尔什维克中的两个情人——斯里亚皮尼柯夫和戴本柯——都是大清洗的牺牲品。前者曾经和她一样是“工人反对派”的成员，1935年被捕，两年后死于狱中。后者和她离婚后仕途顺利，1937年甚至还是审判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军事法庭的成员，但数月后自己也被投入狱中，次年被处决。
柯伦泰虽然逃过了劫难，但很多时候那种提心吊胆的煎熬却也是生不如死。就在这段时间里，她两次奉召回国述职（当时她在瑞典当大使），每一次她都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给自己的友人阿达·尼尔森留下了遗书。其中有一封这样说：“亲爱的、亲爱的阿达，我的朋友。请代我好好保管这些笔记、日记和其他个人材料，直到1947年（就是说，如果我不幸成为牺牲品的话）。我要求你，在我死后十年，把这些材料交给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它们将会在合适的时候在苏联出版。”
柯伦泰没有想到，在斯大林的天平上，保留她这个苏维埃政权的花瓶，还是重于在死刑名单上增加一个叛徒和间谍。可以想象，当每一次柯伦泰从莫斯科平安无事地回到斯德哥尔摩时，她都会加倍珍惜这莫名其妙的生还所带给自己的每一天。
到了今天不知明天的时候，妇女解放、两性真正的爱和新妇女等等理想，恐怕早就成了恍若隔世的呓语了。连生存权都没有保障的时候，其他一切人权确实都是空话。柯伦泰死于1952年3月9日。死后被埋葬在莫斯科新处女墓地。
柯伦泰的作品
苏联女作家、政治活动家柯伦泰[2]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但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却因她写革命的恋爱道德与题材的小说译介到中国而名噪一时，成为苏联性文学的代表。 柯伦泰虽出身于一个沙俄将军的家庭，但很早就信奉了马克思主义，曾经加入社会民主党，致力于社会改革，后改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任社会保障人民委员，后来长时期在外交部门工作，出任过几个国家的大使，是苏联第一位女外交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她的作品以表现性解放为主题，她本人对待性关系也持自由的观点，是“一杯水主义”的倡导者，因而在苏联受到正统批评界的攻击，1927年以后，她的小说便不再出版。有意思的是，她的书在苏联成为禁书以后，在中国却大行其道，流行一时。1928年沈端先（夏衍）翻译了她的中篇小说《三代的爱》和《姊妹》，合编为《恋爱之路》，由作新书社出版，1929年同一本书又有温生民译本《恋爱之道》。她的长篇小说《赤恋》1929年也由温生民译出，同年杨骚又从日译本重译，到1934年经过立先重新编译，还出了节译本。周起应（周扬）也曾翻译过她的《伟大的恋爱》，1930年由水沫书店出版，同年李兰也翻译了这一作品，并收入《姊妹》和《三代的恋爱》合编出版。至此，柯伦泰以“恋爱之路”为题名的三部曲《赤恋》、《三代的恋爱》、《姊妹》全部出齐。 最能代表柯伦泰妇女观的是《赤恋》。主人公华茜丽莎是一位典型的女革命家，为了革命胜利和社会的幸福，不惜牺牲个人的幸福，与丈夫分居两地，又因过度劳累而损害了自己的健康。但她的丈夫却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堕落为一个贪污腐化分子，并与另一女人有染。当华茜丽莎去探望丈夫，发现了这一切以后，面对丈夫请求她留下来的苦苦哀求，还有自己已经怀孕，最重要的是对于丈夫仍割舍不了的感情，陷入痛苦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最后，终于听从了她正从事的“共同住宅”事业和她要为之献身的工人们的召唤，决然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生下孩子，经过犹豫和彷徨，重新走上了独立自主，为人类为社会尽职尽责的妇女解放之路。柯伦泰通过华茜丽莎形象的塑造，申明了自己对于女性的价值观，即恋爱婚姻家庭的领域只是“私事”，判断一个人的真价，在今天，不仅男人，女人也“非由他的家庭道德上的行为所可评定，而该由他的工作，他的才能，他的意志及他的对于国家社会的有用性以判断的”。华茜丽莎正是怀有“恋爱只是私事，工作更重要”这一信念的革命新女性。正是这种观念打动了中国的译者，温生民在他翻译的《赤恋》译序中说：“恋爱不过是有闲的老爷，太太，小姐们制造出来的神秘的名辞”，我们是被压迫者，哪有机会、时间和精力去恋爱，“我们还有比‘恋爱’更重大的任务啊！”“我们要享受美满的‘恋爱’，我们也要先完成了那更重大的工作———变革社会的工作———才可能。”“赤恋便是暗示这种‘恋爱之道’的有意义的小说。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同意本书的一切主张，可是，华茜丽莎从两性关系的囚笼超脱出来，勇敢地对着现实做一位社会人这一点却是值得赞赏的。也就是因为这样才把它翻成中文，并不是为了本书已有十余国译本的虚誉才动手译的。” 柯伦泰最惊世骇俗的小说是《三代的爱》。这篇不长的小说叙述了祖母、母亲、女儿三代人的不同恋爱观。这三代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而是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不同时代的社会活动家和革命家。祖母不能满足于安稳的联队长夫人的生活，与“契可夫式的英雄”私奔，开始了她创立巡回图书馆启蒙民众的事业。但她的恋爱观仅是以恋爱的权利否定婚姻的义务，在性的道德上，严格得与道学者一样。所以，当她后来发现这位革命的丈夫背叛了她，她尽管带着女儿离家出走，却仍然决意一生为他保守贞洁。母亲最初和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居，但因当时的白色恐怖，她不得不躲避在技师M的家里做家庭教师。他们之间尽管政治主张完全不同，却萌发了热烈的爱情。但这并未影响她对流徙中的丈夫的爱情，她陷入同时恋爱两个异性的矛盾之中。母亲与祖母的不同在于，祖母认为爱是唯一的，二者必择其一；而母亲则听凭感情和机运的驱使，即使和M生下一个女儿之后，也不时在两个情人之间周转同居，她认为自己处于“和常人一样地能够理解感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人间”。后来，她又听凭相互之间感情的消弭，而与两个恋人先后分手，与比她年轻很多的廖勃柯夫结婚。就是这样一位解放的女性也不能理解她女儿对待爱情和性的态度。大革命后因住宅不足，她与女儿，和丈夫同住了一个房间。但不久，她就发现女儿怀了孕，女儿却不知道孩子是廖勃柯夫的，还是其他同志的。而且，女儿不承认对自己母亲造成了伤害，因为她并不爱母亲的丈夫，甚至从没有恋爱过。女儿还振振有辞地宣布，“恋爱是非有工夫不可的”，“在这种一切时间都被夺去了的革命时代”，“我们偶然碰到，两个人感到幸福的时候，我们就尊重了这个时间”，“这是谁都没有责任的”。那么，“这种事件究竟怎样解释才好呢？这是一切道德律所不能容许的淫荡呢？还是由新生活所招致而从新兴阶级的任务中所产生的见解———就是新道德？”这个问题正是母亲和作者留给我们去思考的。
柯伦泰的《恋爱之路》三部曲，还有《新俄大学生日记》、《右边的月亮》等，当时被统称为“苏联的性文学”，这些作品在当时的确是引起了“吃惊”和“混乱”。夏衍译《恋爱之路》中收入了林房雄作、默之译的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柯伦泰夫人的恋爱观，这篇文章的观点就认为柯伦泰夫人在“三代的恋爱”中所想指示的并不是“过渡期的淫荡”，“实是有着新生活，新感情，新概念的阶级中的新道德”。这种认识在当时恐怕是起到了不好的影响，成为反苏联宣传。所以，夏衍后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说明应该如何正确地理解这些小说所反映的现象。他强调，柯伦泰所描写的“只是革命过程中间的少数前卫分子适合于当时客观条件而遂行着的非常态的性的行动，而决不是表明着新兴普洛塔利亚阶级对于性爱问题的理想”。是特殊的，一时性的“过渡性的事实”，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倾向，并用列宁对于性爱问题的观点批驳了这种杯水主义的行为和理论。（沈端先：《〈恋爱之路〉〈华茜丽莎〉及其他———所谓“苏联性文学“问题》，《文艺讲座》第1册，神州国光社1930年4月）当时倍倍尔的《妇人与社会》和柯伦泰的《恋爱之路》被称为“两本现代青年男女底必读书”（《两本现代青年男女底必读书》，《开明》第2卷第8期）。 恋爱问题和性问题本来就是当时“最盛的”话题，更何况柯伦泰的作品是以苏联新女性为主人公，其过激的性观念和行为不仅让正人君子震惊，即使在生活和思想上都享有着相当自由的最进步的女性也“全然吃惊了”。柯伦泰本人认为她的动机是“把大战后文明国所现出的两性关系的变化，来试作新的性的关系的心理的研究的”（林房雄著，默之译《新〈恋爱道〉》，《恋爱之路》，第89页），所以她反映的未必是苏俄特有的，而是“世界底的事象”。出于她对于女性评价标准应从家庭的义务转移到社会的义务的一贯主张，所以她特别强调不要从“家庭道德”来否定她的人物，而要从她们对于自己的阶级、国家和人类全体的贡献来“奉献着充分的尊敬”（柯伦泰夫人著，杨骚译：《赤恋·序》，上海北新书局印行，1929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