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作为
在《春去又春来》之中，金基德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情感将东方佛学的“轮回”与西式基督的“赎罪”捆绑在了一起。童僧用石头压住河中一条鱼的尾部，绑住一只青蛙和一条蛇。暗处，老僧无声地看着兴奋妄笑的童僧。在童僧睡觉时，老僧将一块沉重的石头系在他的背后。第二天起床，童僧背负着石头一一为那些被他物束缚的青蛙、蛇、鱼解脱。当看到死亡发生时，童僧开始悲伤地痛哭。
起初是一个施者，但后来又成为一个受者。主人公这种“施者”、“受者”双重身份的获得，同时，又被给予了对于另一个“受者”处境的发现，最终看到了自身现状以及自身未来的苦痛，便产生了金基德影片之中一个重要的情感命题——“同情”。在《春去春又来》之中，此种“同情”更多侧重：感同身受或同命相连的感情，前人看到的永远是后来者犯下自己当初犯下的罪孽，而自己永远要为后来者赎罪，从根本上讲，也是为自己赎罪。这样一个往返不断、此消彼长的过程构成一个又一个“轮回”的同时，又极大地契合着西方所坚信的交替着原罪与赎罪的人生，而统一这两种不同哲学命题的方式又是——相同、相通的情感。
与此同时，“同情”也是“移情”，尽管两者并非是完全的等同，但在人类情感里，它们的发生往往总是相生相伴。
《萨玛利亚女孩》之中，一个援交女孩死去，对于“同情”体验的争取与对于“赎罪”行为的努力，直接促成另一个女孩用自己的身体重新去和那些与死者有过性交的中年男人二次发生关系，再把金钱交还他们。但是，这一情节发生之前，同情却是以移情的形式获得暗示：每每卖身完毕，第二个女孩都会在澡堂为第一个女孩咒骂着清洗身体。对于援交这一行为，作为真正的行为者丝毫感受不到痛苦，相反非常地快乐并主动为之，却总是由那个为她清洗身体的女孩承担着这种世俗所不允许的行为在精神上引起的苦痛与污浊。
创作的不同时期，“移情”与“同情”的各自比重与运用方式，构成了金基德对于世界、人生态度变化的重要参照。最近的作品《呼吸》中，“移情”占据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情感含量，也同时占据有着极大化意义的所在。
童年曾溺水窒息有过“濒死恐惧”的少妇，与划破自己的喉咙试图自杀的囚犯，通过分享一种因为呼吸器官的破坏所引起的接近死亡的共同感受而产生了感情。明天便要被执行死刑的囚犯，早已成为一名被世界除名的人，对于这样一个被排除在正规环境之外的死囚，开始获得的是同性恋、心理问题者等那些在世俗中无法获得解脱的人的同情。少妇与囚犯在监狱的会客室性交之后，少妇捏住囚犯的喉咙，试图将其亲手杀死。此时，囚犯已成为了一个被移情的对象，承担着事不关己的他人的罪恶，以自己将要被处决的污浊的身体，给予他人一个重返人世的机会。最后，少妇走出监狱，丈夫与女儿在门外等待，三人在彼此雪球的袭击之中破涕而笑，化解困境。究竟是出自于“自身”还是“他者”，对于感情，尤其在死亡面前，情感往往极其难以界定。以“爱慕”为形态存在，而这种“爱慕”却又因涉及自身问题的投射成为了迫害，所有爱慕者将这个被世界除名的囚犯当作自身问题解决的途径，在社会刑法执行之前，先用自己的问题堆放在他的不被保护的身体上，将其杀死。至此，《呼吸》之中，同情的眼泪、爱意的眼神、激烈的交合都成为这种自私发生的掩饰性前提。
金基德众多的电影通常存在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便是“闯入者”。金基德片中的“闯入者”既是《漂流欲室》、《春去春又来》后期出现的警察，又是《弓》里代表着文明社会的诱惑，带少女离开古船与老人的年轻大学生，以及《萨玛利亚女孩》跟踪女儿、殴打嫖客的父亲。在“闯入者”未出现的前期部分，这些故事都构成着一个又一个远离伦理文明社会，但又可以自成一体的荒诞和谐，比如提供淫乐的漂浮着的河上小屋，笔记本记录着的身体交换，古船与老夫少妻，然后，“闯入者”的出现往往会直接对这些“异物”行使所谓文明社会之中的正常的“法”与“惩罚”，从而，将本来的自成一体带入一个混乱或毁灭的境地。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些身负世俗价值框架的“闯入者”在本质上总是刻意或无意地误读着主人公的行为与情感，他们是“同情”的不通者。然而，在《呼吸》之中，这种“闯入者”却以另一种形态与作为得以在场。
由金基德亲自扮演的永远坐在监视机前的监狱长，不但没有像以往一样一味地破坏与阻止不伦关系的发生，起初甚至正是这样一位“闯入者”才得以促成少妇与死囚见面。每当两人想要进一步发生身体关系时，监狱长都会按下按纽，结束他们的见面，从而行使了闯入者的权利。但最后，在监狱长的纵容下，两人还是完成了身体的交合，然而，这种与死亡过份贴近的爱欲与同情，最终导致少妇试图将自己遭遇过的濒死体验施加在了死囚的身上。
对于金基德以往的电影，杀死嫖客的父亲、驱逐妓女的警察、带走少女的大学生……这种种毁灭都是由“闯入者”完成的，而在《呼吸》中，不伦关系的毁灭却是令行为者本身去行使的。
道德外力的消逝、当事人的自我解决、关系的自行毁灭促成了金基德电影体系之中一种意义的变化，《呼吸》之前，“同情”的被毁灭多数是用于谴责世俗的不理解与独断性，而“闯入者”便是这种外物侵入的集合形式。《呼吸》的处理却从对外在世俗的谴责走入到对内在人性本身信心的丧失，作为电影本身，在《呼吸》之中，尽管美术师出身的金基德，越发地表现出了设置格式化及过度设计等问题，电影中的人物依旧在那些特定的、被明确固定过的、意味丰富的场景之中表演，但这种所占比重甚大的移情效果与闯入者行为的变化也令金基德的作品提升到了一个更加宿命、绝望、残酷，甚至放弃抵抗、不再试图解决、不在试图寻找症结所在的境地之中。
但或许：当“对抗面”从外部转向内部，真正认知路径、成长道路正才开始渐渐地显现于我们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