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兵制
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奴隶制逐渐解体，封建制逐渐兴起，军事制度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随着周王室的衰弱和一些诸侯、卿大夫势力的增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逐渐变为“自诸侯出”和“自大夫出”（《论语·季氏》）。较大的战争几乎都由诸侯国的军队承担。几个诸侯大国相继成为中原的霸主，代天子发号施令。
诸侯国的军队主要由公室军队、世族军队组成。公室军队多建于西周诸侯受封立国时。主要成员是“国人”中的士和农。士以习武打仗为主要职事，作战时充任甲士；农即庶人，除老弱残疾者外，所有成年男子都须接受军事训练，三季务农，一季讲武，每隔三年进行一次大演习。遇有战事,要随时听从调发,充任徒卒（步兵），役期依战事的长短而定。奴隶一般没有充任甲士和徒卒的资格，只能随军服杂役。这时，卿大夫的势力迅速发展，他们也仿照国都的制度在自己的封邑上，设置军队，即世族军队，其从军人员也以封邑及其周围的士和农为主。此外，某些较大的城邑还有“邑甲”，有的属于国君，有的属于卿大夫，是公室军队与世族军队的补充。
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车兵是主要兵种。各诸侯国兵力的强弱，往往以战车(见中国古代战车)的多少衡量。前期,诸侯国一般不超过1000乘,所谓“千乘之国”；卿大夫一般不超过 100乘，所谓“百乘之家”。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晋国和楚国已各达到5000～6000乘，齐国和秦国也各有2000～3000乘，还出现了拥有近1000乘的卿大夫。每辆战车多由 4匹马驾挽，一般配有甲士10人（包括车上3人）,徒卒20人。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随车徒卒有不同数量的增加。有的诸侯国及边陲少数民族国家，还建立了独立于战车之外的步兵。公元前719年，鲁、宋、陈、蔡、卫等国伐郑,“败郑徒兵”(《左传·隐公四年》)，这是中原诸侯国使用步兵的最早记录。公元前 541年,晋军与狄人交战,因狄人用步兵,晋将魏舒“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左传·昭公元年》），即临时拆散车兵建制，将五乘战车上的甲士改编为步兵三伍，这是中原诸侯国改车兵为步兵的一个典型事例。南方的楚、吴、越等国已建有一定规模的舟师，多用于内河、湖上，有时也出海作战。
各诸侯国军队的组织编制不尽相同。据《国语·齐语》记载，齐国管仲改革时规定：齐军五人为一伍，十伍(50人)为一小戎,四小戎(200人)为一卒，十卒（2000人）为一 旅,五旅(1万人)为一军。据《左传》记载,晋军有伍、 两、 卒、旅、师、军的建制。楚军的车兵有“广”，晋军和郑军的车兵有“偏”等不同的编制。军队的粮草物资供给，平时由“司马”负责，战时士卒通常须随身携带数天的口粮，称为“裹粮”，并有随行车辆以备补充。到达某城邑或诸侯国时，则由该城邑或东道国供给。
春秋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演变,军事制度进一步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晋、鲁、郑、楚等国先后在改革田制的基础上,“作州兵”、“作丘甲”、“作丘赋”、“量入修赋”等（《左传》僖公十五年、成公元年、昭公四年、襄公二十五年），扩大兵役和军赋的来源；允许奴隶从军和充当甲士，“国人”从军的制度逐渐向郡县征兵制演变；车兵的地位逐渐下降，步兵的地位逐渐上升；军权向集权方向发展，文武开始分职等。但是这些变化，有的仅开始，有的仅表现出某种先兆，军事制度的重大变革是在战国时代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