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旺地起步、辉煌的不老“传说”
旧上海的新锐势力在北京发轫
据现任中国照相馆副总经理解黔云回忆，新中国成立后，为繁荣首都服务业，在周总理倡导下，1956年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从上海动员6家企业迁京，其中便有中国和国泰两家照相馆。同年9月25日，中国照相馆与国泰照相馆的职工同乘一列火车到达北京。
中国照相馆落户北京后，店址该选在哪儿呢?有关部门为此颇费心机，据店里的资料记载，最后还是周总理拍了板：“放在王府井挺好，而且要放在王府井口上。”据店里的老人回忆，刚到北京时，照相馆的店铺就在今天王府井南口东方新天地处。由于人员和机器一起到位，所以落脚王府井后，照相馆的发展很迅速，短短几年时间就和在京城照相业中拔尖的大北照相馆齐名了。
如果从地域给老字号带来机遇的角度看，中国照相馆的红色发轫应该从1956年算起；但若加上在上海老店的那段时间，它的历史要更长一些。尽管这个时期缺乏史料，不过民间通过口耳相传的说法却相当鲜活：1937年，江苏武进县人吴建屏到上海滩闯世界，在上海静安寺开了一家照相馆。这是一个业内比较公认的关于中国照相馆创始的说法。创立之初的中国照相馆在一些经营策略上非常超前：1939年，上海沪光电影院首映由陈云裳和梅熹主演的《木兰从军》，吴建屏和电影院联手加工、印制了5万张陈云裳不同姿态的照片，买一张电影票就送一张明星照片，这种非常具有开创性的借助明星的市场化运作，收到了出奇的效果，也正是经过一系列类似的造势后，上海人牢牢记住了中国照相馆的名号。
守着王府井黄金商圈寸步不离
中国照相馆进入北京后，最初被安排到了当时北京城的商业中心——王府井大街的南口，这段时间从1956年一直延续到1988年。后来由于建设东方新天地，照相馆被搬迁至王府井大街西边的女子百货大厦里。据店里工作人员的回忆，搬到女子百货那段时间是中国照相馆拥有地盘最阔绰的一个时期，当时整个女子百货大厦北头的1～8层都属于中国照相馆。从1988年一直到1999年，算起来刚好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当时北京的整体服务业市场非常看好——从8层楼照相馆的规模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当时的北京以至于全国的服务消费需求非常旺盛。据解黔云回忆，那个时期的中国照相馆，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有口碑。也正是在那一阶段，中国照相馆呈现出几大鲜明特色：个人肖像照、婚纱照、儿童照完全成型。
1999年，因为发展的需要，中国照相馆搬迁到王府井大街180号如今的位置。起先只有一个三层楼，由于业务的拓展，又在三楼上加盖了一层作为办公区。不过这个二次工程在外表看来不很明显，整栋楼的结构依然保持得很好。经过两次变迁，中国照相馆一直都未曾离开过王府井这块商业宝地。
一踏进北京就开始的红色传统
基于丰富京城服务业的需要，中国照相馆进京后，果断地把服务对象从最初的名门望族和明星转向了一般工人、农民，尤其是刚刚进城的解放军官兵。当然，为普通大众服务，并不意味着中国照相馆就没有“新鲜玩意”了。在这期间，或许是由于上海老店特有的市场化经营传统，中国照相馆在当时非常“出位”地首创了北京照相业礼服出租和鲜花专供等项目，并颇受顾客的好评。
1956年的一个星期日，姚经才和张孔嘉两位高级摄影师正在为顾客照相，他们发现摄影室门口有个身影一闪然后挨着前面的顾客悄悄坐了下来，随后他们惊喜地认出是总理来了。两位师傅急忙放下手里的活计，紧紧握住总理的手，请总理到前面先照，总理说：“按次序嘛，谁先来谁先照嘛”。轮到总理了，两位师傅有些紧张，总理笑了，“你们这是第一次给我拍照吧，你们是专家，一定能拍好。”闻听此言，姚经才这才按下了快门。
正是这幅照片后来在周总理去世时被选为他的遗像而高悬，并成为流传后世的周总理标准像。这是中国照相馆员工至今都引以为荣的美谈。自此以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照相馆几乎为中国所有重要领导人进行过肖像拍摄和照片修复工作。
今天，如果你在王府井大街溜达，你就能发现那个很醒目的橱窗：在中国照相馆的橱窗里，摆着三位伟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的标准像。在采访期间，解黔云提起，前两天他还领着摄影小组为北京的两会代表拍照，“这是一种传统，一种从我们一到北京就开始的红色传统”。
老字号得以保留的精神和底蕴
几年前，中国照相馆完成了从集体制到股份制的改组，改组后职工控股达到了70％。企业的改制对职工，尤其是普通职工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老字号，有着父辈、子辈都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特殊传统，并且，原有的老职工，在现代社会里二次就业很有难度。记者在一份2004年中国照相馆“第一届董事会述职报告”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只要职工不提出自己要走，企业决不与一个职工解除劳动合同。
姑且不论这种模式对一个现代企业的适应性，对一个老字号来说，它总有一些特别的气质是市场改变不了的，或者是改变起来相当缓慢的。中国照相馆的这种有着人文关怀的性格，或许就是她特有的气质，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任何变化。
老字号照相馆的式微与全民精神消费的转移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的照相馆一直伴随着北京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从干板、大木架子到数码、电子修版；从正经八百、规规矩矩坐着看摄影师的皮球在手里捏一下，到现在满大街拎在手里的数码相机；从王府井的“中国”和前门的“大北”到现在的“巴黎春天”、“欧赛罗”，居住在北京的人和北京一起，在相机小小镜头的记录中，一点一滴地发生着变化。
其实，说这么多，并不是为了回忆。
我想说的是，相机或者照相馆虽然难以为整个北京城制造出一个宏大“镜像”，但它的记录是直接有效的。而且，时间到了今天，包括中国照相馆在内的北京的一些老字号照相馆的变化本身，就是一幅城市性格转变的流程图。当然，不仅是北京，全国范围内的专业相馆的版图也在缩水。
以前，照相馆作为一个城市的时髦行当，经常依附于某些商业旺地，比如中国照相馆落脚在_王府井，大北照相馆在前门楼子扎根，而国泰照相馆和欧亚照相馆则盘踞在西单。那个时候的照相馆担当起的是全民精神消费的重任，尤其对那些来京旅游的人来说，看看天安门，在“大北”或者“中国”照个相，基本上是他们的保留套路——这么说一点都没有夸大。在老字号照相馆里，随便问一下20世纪60年代就从事照相的老人，谈起当时的情景还感慨不已。对于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来说，情况虽然不同但也有类似之处：每逢过年过节，尤其是家里来了比较亲的客人，去照相馆里照个全家福是一个容易让大家激动半天的事情。但时至今日，随着各种花哨的把照相服务打包于影楼，以及傻瓜相机、数码相机的疯狂普及，专业照相馆的“排头兵”地位正江河日下。
中国照相馆里有份资料是这么写的：2001年到2003年这三年期间，中国照相馆的总营业收入是5750万元，三年的净利润是190万元。这些数字与这个时代一些新的服务行业(如KTV等)比起来相差很多。尽管比起那些小照相馆，中国照相馆的景况还是不错的。一个行业的兴起或者式微总是有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行业的变迁往往会折射出社会变迁的局部，慢慢玩味这种变化中的背后，其实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