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1964年出生于浙江省象山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博士，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和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中国老年学学会理事，北京大学《人口与发展》杂志副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人口学、社会老年学、人口与可持续发展。迄今，先后在《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报刊杂志公开发表600余篇（部）论述（含独著、合著、主编、参编、期刊论文和报刊论文），其中上百篇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曾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奖、首届全国优秀青年人口学者奖、国家人口计生委优秀成果奖、中国人口学会优秀成果奖、中国老年学会优秀成果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全国首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学术对话】
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反思和抉择
穆光宗
讨论人口问题需要放远眼光
有人说，城市交通堵塞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这句话用在人口问题身上也是合适的。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我们在工作层次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某个战略目标。
战略事关全局和大局，不可等闲视之。战略上的失误是根本的失误，如果战略失误，那么操作层面（政策层面）上的任何努力都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前面有三个限定词：全面、协调、可持续。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现象已经引起很多专家的关注。比较来看，人口发展的失衡所带来的潜在问题和巨大挑战却被忽视了。中国的人口战略直接关联着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是一个时刻期待检验和完善的战略，因为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问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紧迫、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人口战略和人口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实属事大。
中国实施全面的人口控制已经30多年，低生育率目标的实现从20世纪90年代初算起也差不多有10多年，伴随生育率大幅度、持续性下降而来的新人口问题不断出现，所以在时机上来讨论这个问题是合适的。在全面推行“一胎化”为主导的生育政策四分之一个世纪还长的历史时期之后，问题惊现，隐患更多，长此以往，不堪设想。种种迹象表明，当下是检视人口战略并作出必要调整的重大机遇期。只要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就会承认一个不争的事实，昔日的人口战略不是严格意义的人口协调发展战略，而是“一条腿走路”的人口增长控制战略。
越是长时段的战略，越是需要基础性的讨论。笔者秉承学术研究要发现问题、警醒世人的宗旨写成此文，以为引玉之砖。我们就从最基础、最核心的问题开始讨论。既然我们讨论的是“人口发展”的战略，那么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理论上要搞清楚什么是“人口发展”。
从文献回顾看，“人口发展”应是本土用语，是中国学者的创造。在英文中，我们似乎并不能发现相应的用词。差强人意的有Population dynamics or Population process or Population change，译成中文是人口动态、人口过程或者人口变化的意思。但在1974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1984年的墨西哥会议、1994年的开罗会议三次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的文件上，我们看到了一以贯之的“人口与发展”的用词和命题。显然，“人口与发展”和“人口发展”的说法有本质的区别。“人口与发展”中的“发展”是指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而“人口发展”中的“发展”是指人口过程的展开，但这个过程应该是包括人口数量变动和结构变动的多维过程。人口增长是指人口过程的数量变化，而人口发展还要包括人口过程的结构变化。人口素质的变化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因此，人口增长与人口发展有着重要的区别。 人口发展是一个中性的过程，本身无所谓好坏，好与坏需要我们结合特定的资源环境系统和经济社会坐标进行问题分析和价值判断。对“人口增长”与“人口发展”的辨析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即任何单纯从人口增长角度来设计的人口战略事实上都是片面的、非均衡的和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的。
人口发展战略必须综合考虑总量的变化和结构的变化这两个方面，这样一个健全的战略需要在总量和结构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建立起良性互动、均衡发展的机制。人口性别年龄结构是一种内在的力量，一旦形成，就形成人口惯性，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考虑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