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桐城城北，龙眠山口的外方，求雨顶的对面，有一座小小的山峦，东西长不过二百公尺，中间高不过四五层楼，两头渐低。从正面看，宛如一弯新月卧在长渠北岸，这就是月山。又因上有方氏祖坟，所以常称方家月山。山虽小，名气却很大，因为它作为桐城县明清两代族旺丁繁的大姓“桂林方”的发祥地，而留名于史传之中。
桐城方氏有桂林、鲁 、会宫之分。后两族以聚居之地而得名，唯独“桂林方”别有来历。据马通伯先生的《桐城耆旧传》所载，桂林方氏早先从休宁迁池口，宋末始迁桐城。至明初，第五代出了四川都指挥使司断事方法。他因不满成祖杀侄自立，不肯署表归降，而被逮投江。时当十五世纪初年，方法长子方懋字自勉，与里人金腾高、史仲宏结为莫逆之交。史会看风水，他相中月山这块“吉壤”，既不敢私有，也不肯明珠暗投，便先后来到金、方二家察看其子孙德行好坏。到金家，只见人声喧嚷，孩子们有的在猜拳行令，有的在吆五喝六地赌博，便摇头默退。而到了方家，只听东边纺绩声，西边读书声。两家气氛迥异。便兴奋地告诉自勉说：“将来你的子孙必定富贵”，于是便把月山这块“宝地”指给他，并说这是上天的意旨，谁也不能违背。于是月山就成了方家祖坟山。
本文无意于宣扬风水迷信，不过方自勉的后嗣兴盛，名贤继踵也是事实，这主要是因其家教得法，子孙勤恳和刻苦学习，并且使良好的家风世代相传所致。
方自勉计有五个儿子，五子皆贤，时人有“五龙”之誉。因为老三方佑成进士，老五方瓘中举人，于是吏科给事中、望江县人王瑞题“桂林”二字于其门。古称科举及第为“蟾宫折桂”，这“桂林”二字既是赞辞，也是祝福，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该族的光荣标志，大概这就是“桂林方”的来历吧。
自勉五子中，除老二廷瑞的后嗣因缺乏记载无可查考外，其余四房均堪称人才辈出。特别是长子方琳（字廷献）的后代“中一房”和五子方瓘（字廷璋）的后代，或为当朝硕辅，或为一代名儒，在桐城明清两代的人文活动中，“桂林方”有其难以磨灭的史绩。
“中一房”中，方琳之子方印为成化举人，授天台令。官不大，上任半年即病亡。他爱民如子，疾恶如仇。死时囊橐空空，依*吏民助棺，才能入敛，更值得称道的是他的曾孙方学渐。学渐字达卿，大约生于嘉靖后期。先后以里中宿儒何省斋和县教谕汉阳人张绪为师。何、张二人都崇奉理学，所以学渐自然也以性善之学为宗。他终生不试，后与邹守益、吕坤、冯从吾、顾宪成、高攀龙等名士交游。高攀龙曾把他和顾宪成并称，享有崇高的声望，以布衣身份主坛席者长达二十余年，在重功名的科举时代，这是极为罕见的。他写了不少阐明性善之旨的书，如《心学宗》、《性善绎》等和解经著作多种。死后，学者私谥“明善先生”。明善先生的学术活动影响很深、很远，这是因为：一、他创立了桐川会馆，从此县人有了专供讲习、研讨学问的地方；二、从他开始，县中读书人纷纷集会、结社，开始了讲学之风，这对推动全县的封建文化教育，无疑起了促进作用；三、他一生从事教育，以理学为其教育内容，师弟承传，使大多数读书人都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程、朱衣钵；直至清末的一些文人也未能脱其窠臼。为什么桐城文人多为封建正统文人？为什么桐城过去封建伦理观念特别浓厚？我想，这是一个历史渊源吧。
明善先生的长子方大镇，是万历前期进士，累迁大理寺少卿。他在学术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上，他要宏扬乃父的性善之学，特地在白鹿山庄的明善祠旁建一个“荷薪”馆。（“荷薪”之典出自《左传·昭公七年》，其义是借以表示决心继承父亲的道德学问）；对下，他悉心培养了巡抚方孔炤和才女方维仪兄妹。维仪孀居六十六年，不惜牺牲自己的终身幸福，来实践祖父辈所宣扬的道德主张，可谓惨矣！可贵的是在其嫂吴氏早年亡故后，她以非凡的才力，接下了娘家持家教子的重担。方以智，这位精通多种学科的旷世奇才的成长，是与其姑呕心沥血的哺育分不开的。他的道德和学术成就远胜于他的先人，也不愧为后世大师。方以智的后嗣中，成就最大者为次子方中通，其后，或为官或为文，就少有超过他们先辈的了。
明善先生次子大铉为万历进士，户部主事，其子方文善诗：三子大钦的后嗣如工部主事方登峰、内阁中书方渥源及方观承、方维甸等，都是清代前期的干练名臣。他们的道路与六房廷璋的后嗣相比要幸运多了。
自勉的三子方佑为天顺进士，拜监察御史。为人正直不阿，后因得罪宦官，廷杖谪攸县，虽然政绩显著，但终因对立面多而不能升迁，只做了桂林知府。四子廷实务农，其子方向，孙子方克和七世孙方大任，都是铁骨铮铮的直臣，《明史》中都有他们的专传。
自勉第五子廷璋的后代称“六房”。六房在明只有方大美做过太仆寺少卿。其子孙繁盛时期是在清朝康、雍、乾时代。大美有五子：体乾、承乾、应乾都是恩贡生，未有正式官职，四子象乾为广州府按察司副使，拱乾为少詹事。
他们的生活年代正当明清更替之际，头脑中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使他们不可能驯服地接受异族的统治。方应乾之子方授（字子留），在清兵入关之时，便单独出走，先后参加过东南沿海的反清起义和英霍山寨的抗清斗争，直到身陷囹圄，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这在当时方氏家族中并不多见。
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方大美的后代入清做高官的不多。方象乾的曾孙方苞，凭着誉满天下的文才，仅得礼部侍郎之职。他们只能在文学艺术上显露其卓越的才华。而文学艺术毕竟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在那文网密布的年代，自然难免遭到打击和折磨。发生在顺治十四年的江南科场案，使方拱乾父子凄凉地流放北方，康熙后期的《南山集》一案，方氏子孙被株连受惩者更多，就连拱乾长子元成虽然已死，但亦难免倒棺剉骨之悲。应该说，这些多是民族悲剧的表现，是那一历史时期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文人共同命运的写照。
桂林方氏先人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一代大师方以智自不必说，和他同时和比他稍后的方文、方贞观、方世举等人的作品也都曾蜚声文坛，深得当时诗歌评论、鉴赏家施闰章、孙枝蔚、王士禛等人的器重和好评。而方苞更是作为桐城文派的开山祖师记入中国文学史册中。还有不少人诗书画刻印皆工。其族著述甚丰，可惜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已经不多了。其流风余韵至今不绝，去世未久的台湾大学哲学教授方东美就是一位中外驰名的桂林方的哲学的后裔。在当今的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内，桂林方的后裔有成就的一定还不少，只是未作调查罢了。
总的说来，桂林方的族系以长房和小房最为繁盛。长房盛于明，小房盛于清。盛于明者以官，盛于清者以文。不过，就其思想立场而言，多是道地的封建臣民，为官为文为诗，自然也多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