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是一门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和哲学，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和基督教的中世纪，那时对神话和一些经文加以解释的活动就被人们所尝试。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阐释学，则是在19世纪形成的 。
在方法论的意义上，阐释学大致可以划分为传统阐释学和现代阐释学。前者指的是由施莱尔马赫、狄尔泰、E•贝蒂和E•D•赫希等人所沿用的阐释路线，目的是达到对文本所表明的人的心理的一种理解，寻求所谓普遍的、有效的阐释；后者则是一种可追溯到尼采，经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而发展起来的另一种阐释方式，是一种所谓“否定性”的阐释学，它设定的出发点恰恰就是普遍的、有效的阐释是靠不住的 。
理解（德文Verstehen）是阐释学的核心概念。现代阐释学的奠基人海德格尔(Heidegger)认为：阐释学是研究“只有通过理解才存在的那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是什么”。即阐释是作为“实在”的人对存在的理解。
传统阐释学追求文本“唯一正确”的原意，认定原作者是主宰文本意义的最高权威。20世纪以后，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基础上，在《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中，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三大哲学阐释学原则，其中“视界融合”把阐释者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文艺学新学科之一。阐释学，又译作“解经学”或“注释学”。其来源有三，即：古代的巫师占卜圆梦、基督教牧师讲经布道以及学者对远古典籍的注疏。19世纪，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弗里德利希?施莱尔马赫把语义学和《圣经》注疏的局部规则结合起来，建立起总体的阐释学。施莱尔马赫从具体文字的诠释技巧出发，首先研究如何把阐释过程各个方面统一起来这一核心问题。他认为，关键是避免误解。在他看来，一段文字的意义绝不能从字面上一目了然，随着时光的流逝，过去时代的人们能够理解的内容，今天的人们已经不能理解，只有通过一套设释技巧，利用科学方法重建当时的历史环境，才能把隐没的意义再现出来。在施莱尔马赫之后，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受当时实证主义精神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诠释学。狄尔泰一直力图把历史科学改造成象自然科学那样确凿的知识。他认为，人类在生活中不断留下符号和痕迹，后人通过这些符号和痕迹，可以跨越时空距离与他建立起联系，通过阐释认识前人，认识当时的生活，最终认识到历史。而最能超越时空传诸后世的符号，是文字著述，是文学、艺术、哲学等精神文化的创造。所以，狄尔泰也把文字的理解和诠释看成最基本的阐释活动。但是狄尔泰看到了文字阐释过程中的“阐释的循环”这一现象。1900年以后，狄尔泰向现象学靠近。他运用胡塞尔的“意向性客体”理论，把阐释过程理解为努力排除自己经验范围内的主观成份，重复别人意向的过程。
现代的阐释学是在传统阐释学与现象学结合以后产生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和汉斯一乔治?加德默尔，美国阐释学家E．D?赫希的代表作《解释的效用》(1967)也受到了现象学的影响。现代阐释学认为，历史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一种活的对话，应尽力清除实现这种对话的障碍。阐释学倾向于集中研究过去的作品，认为批评的主要作用是认识经典的作用。在批评实践中，阐释学经常探讨的课题是：作品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作者的意向与这种意思有什么样的联系，这远远超出了文字诠释的范围。海德格尔从哲学的角度，重新评价“阐释的循环”，他说，我们对任何东西的理解，都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地接受，而是以头脑里预先准备好的思想内容为基础，用活动的意识去积极参预。我们头脑里意识的“先结构”，使理解和解释总带着解释者自己的历史时代的色彩，所以，阐释的循环是不可避免的。认识过程本身就是循环，但这种循环是螺旋式的上升而不是就地打转转。他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摆脱这循环，而是以正确的方式参预这循环。”现代阐释学的一些学者仍然坚持传统阐释学的观念，如赫施就认为，判断阐释正确与否的权威只能是作者，读者由于受环境的影响，对于作者的意义的解释必然出现偏差，因而批评只能是创作的附庸。
阐释学以复归作者原意为其理想，这曾招致不少人的反对，因为绝对准确地复制作者的本意，只能是一种幻想。批评者无不希望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而批评实践却不断提出新问题。因此，美国批评界有人称阐释学为“天真的阐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