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凯硕不惮于写作《反对西方》，因为他知道，没有争论，没有论战，人们就无法从西方中心的语境中释放出来，亚洲崛起带来的东西方关系的调整也就无从厘清。
用一个很流行的表达方式，马凯硕是史上最强悍的亚洲崛起代言人。
马凯硕1948年出生在新加坡一个印度信德人后裔的贫穷家庭。一家六口人住在只有一个卧室的屋子里。父亲并不是马凯硕的骄傲，因为他13岁来到新加坡时是个孤儿，缺乏教养，还交了烟、酒、赌三友，经常钻到床下躲避粗鲁的债主。在马凯硕13岁时，床板终于救不了父亲，他被送进了监狱。
出身不好，邻里也恶。马凯硕的左邻右舍是马来人和华人。贫穷导致马来人和华人的冲突。马凯硕亲眼目睹华人青年拿着破酒瓶打架，马来邻居满身是血。鲜血从伤口汩汩流出，成为马凯硕少年时代的鲜明记忆。
好在，和许多贫穷而有天赋的亚洲少年一样，马凯硕有位好母亲。没有她，那个家庭就不可能度过早年的艰苦岁月。而战后的伟大时代，则让马凯硕演绎了一场麻雀变凤凰的真人秀。
马凯硕6岁上学，享受政府为营养不良儿童设立的特殊营养计划。在政府的财政援助和奖学金资助下，通过选贤任能的选拔体制，马凯硕一步步摆脱了贫穷。18岁时，他当上每月能拿到150新币的纺织品推销员。与此同时，政府给他最高荣誉的总统奖学金，支持其读世界最好的大学，每月有250新币。母亲当然选择了后者。
马凯硕学成文武艺，做了外交官。一路走来，娶了一位美国太太，周游了世界，升任为新加坡驻美国和联合国大使，当了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成为亚洲崛起的代言人。
马凯硕的精英之路，俨然就是亚洲崛起的个人版。他这个印度人生活在华人和马来人堆里，正是亚洲多样性的体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亚洲伦理道德的产物。他鼓吹亚洲价值观，与西方亲密接触，破除西方中心论，树立亚洲的自信心，正是亚洲崛起需要的思想启蒙。
马凯硕的亚洲性也渗透在他的三本书里。第一本《亚洲人会思考吗？》献给他伟大的母亲。有关亚洲兴衰的书，凡是有些影响的，多为西方人撰写。亚洲人的声音很弱，很小，不够有煽动性。结果，该书英文版1998年一现身，就得到基辛格、亨廷顿等人的重视和推荐，他本人被称为“亚洲的汤因比”。其实，马凯硕就是用富有哲理、华丽而煽动性的语言，论证了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过去500年亚洲衰落了，今后500年，亚洲人将做出与西方人一样的贡献。
第二本书《走出纯真年代——重建美国与世界的信任》，献给帮助他了解美国社会的太太安妮。其实，这本书的产生还得感谢马凯硕不太成功的父亲。2002年5月31日，是马凯硕作为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最后一天，而他放弃了搞离别招待会，飞回新加坡，在病床前送父亲走过最后时光。这刺激马凯硕“把想要写的东西尽快写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是在曼哈顿一座有6个卧室的世界顶级豪华套房里完成的。他以长期对美国的观察和理解，分析了全球对美国的迷恋和幻灭，认为美国在21世纪应善用力量，改善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亨廷顿说这本书应该成为美国人的必读书。
马凯硕站在时代的高处，俯视西方，进而得出“亚洲崛起，西方衰落”的结论。这也是他献给家人的第三本书--《新亚洲半球：不可阻挡的全球权力东移》的主旨。这本书也只说了一件事，亚洲崛起将带来全球权力的转移，西方人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现在是西方人要调整心态和行动的时候了。
这本书显示的对亚洲崛起的乐观，以及它对西方人优越心理的刺激，也许是英文著作里最强烈的。西方学者开始应战，显然，马凯硕是早就做好准备了。“西方的战略思维有个致命缺陷，”马凯硕一针见血，“他们自认为是问题的解决者，殊不知自己也是问题的制造者。”他不惮于为新论文命名《反对西方》（The Case Against the West），因为他知道，没有争论，没有论战，人们就无法从西方中心的语境中释放出来，亚洲崛起带来的东西方关系的调整也就无从厘清。毕竟，现实同语境的错位，对谁都没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