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炜臣（1866年～1927年），字渭润，浙江镇海人，打开武汉近代经济发展史，宋炜臣，这个“汉口的头号中国商人”，一定是站在最前列的，就如他当年建造的汉口水塔，赫然屹立，傲视着这一片尚待开发的土地。当改革开放后武汉第一栋高楼晴川饭店结束了水塔把持七十多年的武汉第一标高时；当周围高楼大厦林立，设立了近九十年的水塔消防观察哨不得不结束使命时；宋炜臣和水塔一起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曾经的先驱者的丰碑是永远在人们心中的，就如作为武汉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一百年来“汉口水塔”早已成为武汉人的口碑而深入人心。2004年4月当人们得知汉水边上废置多年的既济电厂正在被拆除时，一时间长江日报、武汉电视台、湖北电视台纷纷报道，市民一片要求保护声，以至市长办公会议专门研究。人们再次记起了一百年前宋炜臣给汉口带来了电。
1861年汉口开埠后，西方国家纷纷涌入，设租界，开洋行，办航运，武汉迎来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期。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武汉一时成了洋务运动的中心。张之洞尤其力主发展自己的工业。他说：“汉口五方冲要，销货尤多，鄙意欲令华商华工多制洋货。”正是在这个时代大潮中，近代武汉民族工业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宁波帮工业界的巨擘——宋炜臣走上了历史舞台。
宋炜臣字渭润，1866年出生于镇海庄市勤勇村宋家。少年时读过几年私塾，稍长在一家南货店当学徒。因其精明勤勉，被叶澄衷的亲戚带往上海介绍给叶澄衷。1890年，叶澄衷在上海创办燮昌火柴厂，宋炜臣深受叶澄衷信任，先任协理后任经理，总揽全厂大权。宋炜臣处事灵活，交际广泛，锐意进取，燮昌的火柴质量好价格低，深受市场欢迎，他积极扩充，工厂雄厚壮大，宋炜臣也崭露头角，步入上海新兴实业家的行列。
为扩大事业，叶澄衷与宋炜臣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广阔的内地市场。1896年宋炜臣受叶澄衷之命来到汉口。因为张之洞在上海曾与叶澄衷有过一面之缘，宋带着叶澄衷的介绍信谒见张之洞，获其青睐。宋炜臣先在汉口歆生路开设了华胜呢绒军服皮件号。汉口开埠之后，西风东渐，武汉社会生活领域也渐趋洋化，华胜公司之服装样式来自上海，很快就引领武汉消费之时髦。宋炜臣在公司二楼辟设装饰华丽的房间，专供招待各界军政要员、社会名流休息进膳、会客吸烟，高朋满座，结交广泛。后又以巨金捐得候补道官衔，获二品顶戴，为其在汉口开创事业打下基础。此时适逢湖北编练新军，整饬军容，需要大量呢绒军服等军用皮件，官费学校也要为学生配给制服，华胜公司因此获利颇丰。
1897年8月看到时机成熟，宋炜臣在汉口创立了汉口燮昌火柴厂，宋炜臣自任经理。汉口燮昌火柴厂占地面积达1.7万余平米，工人最多时达2500余人，日产火柴43万余盒，月产150大箱，超过上海燮昌火柴厂，居于全国首位。产品行销湖北、湖南、河南、陕西、四川、甘肃等地。燮昌火柴厂是武汉的第一家民族工业企业，燮昌的出现标志武汉的近代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它对武汉近代工业肇始所起的作用已经永远载入史册。
汉口燮昌火柴厂成立之前，武汉火柴主要产于日本。当时汉口竹枝词有：“古风无复见传薪，洋火销流遍地匀。如此利权须自保，莫因押款让他人。”燮昌火柴厂打破了洋火一统天下的格局，占据了武汉市场主导地位，洋火“市场敛其影，全然被驱逐也”。日本商人欲在汉口开设火柴厂，宋炜臣以拥有专营权为由，“禀请鄂督移知日领事，饬令停办。”汉口燮昌火柴厂与日本租界相邻，1906年日租界要求扩界，燮昌火柴厂也被纳入拓界区域。为维护民族工业，宋炜臣据理力争，历时数年，最终双方签署的条款规定：“燮昌火柴厂照常开设，不致勒令迁移，不能茍待。”日领事水野幸吉在他所著的《汉口》一书中如此哀叹：“最近驱逐本邦（指日本）之火柴于市场，湖南、河南之火柴业，目下为燮昌公司所独占”。汉口燮昌火柴厂的成长史也是一部与外国资本势力的抗争史，宋炜臣以其爱国御侮、实业救国的抱负和力任其难的精神，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体现出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强烈的爱国情怀。
燮昌的成功奠定了宋炜臣在武汉实业界的地位，目光敏锐、雄心勃发的宋炜臣又确定了一个更为宏大的目标，那就是一个城市的基本：电和水。武汉的城市用电始于1906年汉口洋商电灯公司，供英、俄及法租界用，总容量仅125千瓦。武汉没有自来水厂，只能到长江汉水去挑水，无论中国人还是洋人都只能饮用浑浊的经过明矾沉淀或滤水器过滤的江水。看到汉口工商业日益发达、水电之需已迫在眉睫，宋炜臣邀集朱葆三（宁波人，上海总商会会长）等浙江和本地商人联名，发起筹办水电公司，当即得到张之洞的批准。张之洞不仅对宋炜臣的要求全部应允，还从资金、政策等方面予以大力扶持，“由官提倡，应即拨官款三十万元，作为股东”，并特许专利，规定汉口地区除租界以外，不得另设电气灯、煤油气灯、自来水公司。同时批示“其用人理财诸事，官不干涉，以清权限。”宋炜臣取《易经》第四十三卦“水火既济”之义，定名为“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1906年7月，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在英租界太平路正式成立，宋炜臣出任公司经理，王予坊（镇海五里牌人）任副理。1906年8月，水电两厂同时破土动工。电厂择址于大王庙汉水边；水厂选在硚口襄河岸边韩家墩宗关。1908年秋，历经两年建设，既济电厂首先落成，红砖铁瓦的两座欧式发电厂房，耸立于汉口大王庙汉江边。装有500千瓦直流发电机三部，总装机容量达1500千瓦。其规模比稍早的租界外商电灯公司大十几倍，而且超过当时上海、广州、北京的电厂，占全国经营电厂总容量4449千瓦的三分之一，居全国民营电业之冠。电厂建成送电，当年即安装电灯一万八千盏，汉口武圣庙至黄陂街一带繁华市区，入夜一片光明，以往暗然无光的汉口夜色也因万家灯火的渲染而光彩夺目起来。这耀眼的灯光标志着汉口市民生活领域的巨大变革，成为武汉近代城市发展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宋炜臣也随着这明亮的灯光，弛誉武汉三镇。
1908年秋，水塔破土兴建，一年之后便告落成。水塔高41.32米，共计7层，在汉口一片低矮的民房间尤如鹤立鸡群，作为武汉的最高建筑物，水塔高度甚至一直保持到20世纪80年代初。水塔外墙系红砖清水墙，呈八角形，精巧雅致。塔内安装容量1500吨水的大水柜，以8条大铸铁管吸水和送水，有198级楼梯围绕盘旋而上。顶楼设有一吨重的大铜钟一座，还充任消防瞭望台。每逢汉口火灾，以钟声所响的次数来表示失火区域，向市民传报火警。水塔承担供水和消防的双重使命，“水火既济”之称实至名归。一个世纪以来，水塔引领一代建筑之风骚，见证着武汉城市的沧桑巨变。它不仅是“既济”水电的象征，也是近代武汉城市发展史上一个具有特殊意义和代表性的标志物，足称汉口的地标。
1909年8月水厂开始送水，但开初之时乏人问津，原来自来水加氯后散发出的细微异味让汉口市民心生疑虑，害怕机器水不洁净而不敢饮用。为消除市民顾虑，宋炜臣特意亲临汉正街供水站，当众打开水龙头，接了满满一杯自来水。他说：“各位父老兄弟，有人说，这机器水是洋水，还说这洋水有毒，我们中国人喝不得，喝了犯肚痛病，这是没有的事。本人宋炜臣，虽不是汉镇土著，但也是中国黄种……”，言罢，一饮而尽。同时他承诺：“先行送用一月，概不收费”。宋炜臣当众一饮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和广告效应，市民开始接受自来水。宋炜臣也成为武汉饮用自来水第一人。随后既济公司将水管铺进租界，承办了租界自来水业务。外国人依赖既济供水，大长国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既济水厂日供水量达500万加仑，其规模也为全国之最，既济水电公司的成立，迈出了武汉城市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是武汉近代发展经济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宋炜臣也达到了其一生事业的巅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军与革命军在汉口展开激战。“水电两厂适当战线要冲，流弹雨集电厂，机房被击，办公房焚烧，水厂则且弹毙工人”。大火延烧三昼夜不息，汉口的繁华顷刻化为焦土。既济公司的电杆、电缆、电线以及水管、水门等设施十之八九损毁殆尽。宋炜臣“不复念及身家，置生命于度外，躬冒枪林弹雨，奔走呼号于南北军之前，求鄂军督黎、汉阳司令黄与北军冯军统，将水电两厂划出炮线百丈以外。”亲率工人勘察被毁坏的线缆，忽然炮声响起，流弹袭来，猝不及防，三名工人中弹。其中二人轻伤，一人死亡。宋炜臣走在前面，幸免于难。
遭此打击，既济水电公司损失惨重，水电设施及电缆电线等设备无钱修护，工人薪金无从发放，公司陷于困境。宋炜臣奔走南京北京，要求政府发给战争损失费，政府虽然允诺但无实际行动。战后股东也行迹无寻，无法召集商讨救难之策。宋炜臣迫不得已，以个人价值20余万元的私有地产作为抵押，向日本正金银行贷款，重修损毁的水电设施。战前订购的水管水表和电缆等设备运抵武汉，公司无款付货，宋炜臣又将个人地产30余万元作为担保，才取到设备。经历艰难，水电两厂逐渐恢复生产。一年后，日债到期日商催债，公司无钱偿还。“癸丑七月，外债150万到期，债权人凭约催索，公司势将破产”宋炜臣“宵肝焦虑，惟恐入于外人（指日商）之手”。他多次赴京，请求中央政府财政部担保，延缓债务。
面对如此之困难宋炜臣想的居然是还要继续发展，扩大规模。稍有喘息宋炜臣再次向外借款，扩充建筑，添置设备，扩大两厂规模。电厂装机容量从原来的1500千瓦增加到2000千瓦、3000千瓦、5000千瓦、6500千瓦，水厂也添置大马力水泵，增大压气起水机的容量。随着公司的发展，宋炜臣提前还清所有日债，辞退公司内日籍人员，摆脱了日本人的无形牵制，既济水电公司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宋炜臣在武汉的声望也达到顶峰，“汉口的头号中国商人”之称号不胫而走。
就在既济公司全面动工之际，具有时代眼光和鸿图壮志的宋炜臣又开始筹划另一项新事业。这一次进入宋炜臣视野的是机械工业。1907年7月，宋炜臣创办扬子机器制造厂，迈出了武汉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第一步。
宋炜臣一出手就是大手笔，机器设备均从外洋采购，重金聘请外国技师设计监造，聘任留学美国的王光出任厂长。工厂分设化铁炉、机加工、电机、翻砂、桥梁、造船等6个工场，铸钢炉制造铸钢货件；化煤机冶炼生铁等。其产品几乎涵盖了机器制造的所有领域，如铁路车辆、桥梁、叉轨以及附属物件；制造大小轮船、兵舰、木铁趸船、救火船只及其附件；铸造锅炉、铁屋、梁柱、水塔、水柜、水闸、抽水机和打椿机；工人最多时超过2000人，其规模位于当时全国民营机器大厂之列，一度雄居全国第一。
1918年，扬子机器公司为满足生产需要，又建造高炉一座，日产生铁100吨，成为国内八大铁厂之一，在汉阳铁厂停闭及东北被日本占领之后，扬子机器公司铁厂曾是国内最主要的炼铁厂。为武汉成为近代化的工业城市奠定了一块重要的基石，对中国近代机械工业的发展壮大，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除了燮昌火柴厂、既济水电公司和扬子机器厂，气度宏大的宋炜臣还涉足多个领域。1910年他“勘购兴国州富池口铜、煤矿山，招集股金，组织矿务公司”，在湖北阳新富池口开采铜煤矿。其后，他又开办了官池口铜煤矿、竹山五丰铜矿公司。还开办了一个金矿和一个硝碱工厂。宋炜臣还在上海、厦门、宁波、常德等地创办或参股多家企业，如厦门信用银行、常德德兴房地产合资公司等。从1907年至1913年，宋炜臣连任汉口商务总会第一、三、四、五、六届议董（即会长），1916年改为汉口总商会后继续担任会董。1914年出任中华民国政府参政院参政。宋炜臣还热心公益事业，出任过武汉社会救济组织的会长。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张之洞的引领和开创下，武汉迎来了近代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高速发展的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经济中心，被外国人誉为“东方芝加哥”。而宋炜臣作为时代的先驱人物，领民族实业之先，兴建近代工厂，革新公用事业，开创了武汉城市的近代化格局，为武汉这座城市的开始崛起作出了居功至伟的贡献，在中国近代工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宋炜臣是中国第一代以实业救国为己任的民族资本家的杰出代表。
1921年4月，宋炜臣因劳累过度，病魔缠身，辞去长达15年的既济水电公司总经理职务。1926年5月17日宋炜臣逝世，享年6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