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况西汉南越王墓位于广州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上，是西汉初年南越王国第二代王赵眜的陵墓。赵眜是赵佗的孙子，号称文帝，公元前137年至122年在位。该墓于1983年6月被发现，挖掘完毕即在原地建立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发掘时，出土文物中有“文帝行玺”金印一方以及“赵眜”玉印，证明陵墓主人的身份。
赵眜，《史记》称为赵胡，中国西汉时期南越国的第二代王，公元前137年至前122年在位，是南越国第一代王赵佗的孙子，号称“南越文帝”。他的陵墓位于今广州市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上，是著名的“南越王墓”。
南越王墓劈山为陵，从象岗顶劈开石山20米，凿出一个平面“凸”字形的竖穴，再从前端东、西侧开横洞成耳室，南面开辟斜坡墓道。墓室以红砂岩石仿照前堂后寝的形制砌成地宫，墓顶用24块大石覆盖，再分层夯实而成。墓室仿照生前宅居筑成，墓室坐北朝南，前三后四共7室，宽 12.5米，长10.85米。墓主居后部中室，前厅后库，前部东西为耳室，后部东西为侧室。殉葬者共15人，其中姬妾4人，仆役7人。前部前室四壁和顶上均绘有朱、墨两色云缎图案；东耳室是饮宴用器，有青铜编钟、石编钟和提筒、钫、锫等酒器以及六博棋盘等；两耳室是兵器、车、马、甲胄、弓箭、五色药石和生活用品、珍宝藏所，尤其珍贵的是来自波斯的银盒、非洲大象牙、漆盒、熏炉和深蓝色玻璃片。这些文物证明南越国早期或更前年代广州已与波斯和非洲东岸有海上贸易。后部主室居中，为墓主棺库主室，墓主身穿丝缕玉衣，随身印章9枚，最大一枚为“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此外，还有螭虎钮“帝印”。龟钮“泰子”金印以及墓主“赵昧”玉印等。东侧室为姬妾藏室，殉葬姬妾4人均有夫人印1枚。西侧室为厨役之所，殉葬7人，无棺木，室后置猪、牛、羊三牲。后藏室为储藏食物库房，有近百件大型铜、铁、陶制炊具和容器。出土文物共千余件（套），金印是国内首次出土的汉代帝王金印。这些出土文物对研究秦汉时期岭南土地开发、生产、文化、贸易、建筑等状况以及南越国历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南越文王墓的出土，被誉为近代中国五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西汉南越王墓已开辟为博物馆。现就陵墓及部分珍贵文物作较详细的介绍。
根据国家文物局2002年发布的《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共有64件（组）一级文物禁止出国（境）展出。南越王墓中出土的《角形玉杯》和《铜屏风构件5件》位列其中。成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二、彩画石室大墓彩画石室大墓是一座西汉彩画石室大墓，墓主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赵佗之孙），距今已有2000多年。
1983年，在解放北路象岗山上一个工地发现的这个大墓。深入地下20米，用750多块砂岩大石构筑。陵墓面积约100平方米，分前后两部分，共有7个室。前室居中，室的四面及顶部都绘有朱、墨两色的云纹图案，象征朝堂。斜坡墓道残长10.46米，宽2.36～2.59米。墓内的前、后两部分各设有一道双扇的石门。
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多样、墓主人身份规格最高的一座汉墓，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彩绘壁画石室大墓。这座墓堪称地下宝库，共出土各类文物达1000多件（套），内涵非常丰富，尤以铜、铁、陶、玉四者所占比重最大。而“文帝行玺”金印是中国考古发掘首次发现的“皇帝”印玺，最为珍贵。
南越王墓的发现，其社会、历史、文化科学价值不但震撼岭南大地，而且惊动全国，闻名世界，从考古学界、社会各界到新闻界，无不感到惊奇。有人评价这是“令无数人苦苦探寻了2000多年的隐秘，中国考古史上最辉煌的发现之一”。墓中的宝贝被形容为：“珍宝灿烂”，“金灿灿”，“银闪闪”，“玉器之最”，“碧玉之宝”，“稀世之宝”，”汉玉中价值连城的绝品”，还有许多“罕见”、“首次”、“惟一”、“独一无二”、“精美绝伦”、“无法替代”等顶级评价。随着新华社消息的播发及《人民日报》等媒体文章的发表，全世界都在强烈地感到中国岭南地区古老文化的震撼，同时，又激发了人们对寻找赵佗墓的希望，迷茫中似乎露出了曙光！
三、金印、金带钩与金花泡南越王墓有一件文物被称为“镇墓之宝”——“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枚帝印。在传世或发掘出土秦汉印章中，未见一枚皇帝印玺，只有文献记载。但是文献讲的帝印，是白玉质印、螭虎钮印，印文是“皇帝行玺”或“天子行玺”；而南越国赵昧这枚帝印却是金质印、蟠龙钮印，印文是“文帝行玺”。 这是金印的独特之处，是南越国自铸、生前实用之印。
南越王墓除了“文帝行玺”金印外，还有“泰子”（泰同太）金印和“右夫人玺”金印，但不是龙钮，而是龟钮。“泰子”金印也是首次发现，在传世印玺中未曾见过。
按秦汉礼制规定，只有皇帝、皇后的才能称“玺”，其它臣属的印是不能称“玺”的。皇帝用玺并非只有一种，而有多种。例如“皇帝之玺”（用于赐诸侯王）、“皇帝行玺”（用于封国）、“皇帝信玺”（用于发兵）、“天子之玺”（用于册封外国）、“天子行玺”（用于治大臣）、“天子信玺”（用于事天地鬼神）。“皇帝玺”被视为“传国玺”，历代统治者视为保国镇疆之宝，正所谓“得宝者得天下，失宝者失天下”。汉武帝就有六个玺，是可以往下传的，而赵味的“文帝行玺”是个人专用，不往下传，因此死后用于陪葬。
历史上发现的印不少，但大多是铜质、玉质或水晶质的，很少发现有金印，现存世的只有12枚，12枚金印中属东汉的有8枚，属西汉的4枚，仅南越国便占了3枚。
南越王墓的金器除金印外，还有金带钩、金花泡和杏形金叶，均是饰物。而金花泡普遍被认为是海外输入的“洋货”。
四、银盒、银洗与银带钩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白色的银盒特别引人注目，那闪闪发光的花瓣显得尤为突出。这个呈扁球形银盒，通高12厘米，腹径14.9厘米，重572.6克。出土时在主棺室，盒内有十盒药丸。从造型、纹饰和口沿的鎏金圈套等工艺特点看，与中国传统的器具风格迥异，但与古波斯帝国时期（公元前550～330年）遗物相似。经化学分析和专家们研究，认为是波斯产品，银盒里的药丸很可能是阿拉伯药。因此，银盒并非南越国制造，而是海外舶来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南越王墓出土的银器除了银盒外，还有银洗、银卮和银带钩，都是越王室的专用器具。7件银带钩工艺十分精美，有5种式样、钩首有雁头形、龟头形、龙头形和蛇头形等。特别是主棺室出土的那件银带钩，通长18.4厘米，呈弓状，镶嵌宝石并饰以凸浮雕。龙头形的钩首饰以卷云纹和腾跃的飞虎。复杂的纹饰，发光的宝石，通体鎏金，显得高贵华丽，是很好的工艺精品，反映了主人高超的制作工艺和审美观点，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当时人们的生活风尚。带钩的用途，主要用于扣接束腰的皮带，还可以用于佩剑和钩挂刀剑、钱袋、印章、镜囊及各种饰品。
五、铜鼎、铜壶与铜提筒铜器在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中占有重要地泣，共有青铜器500多件，不但品种数量多，而且工艺技术精湛，极具地方特色。这批铜器中有厨具、饮食用具、酒器、乐器、车马器、生产工具及各种日用器具，等等。
铜鼎。共36件，有汉式鼎、楚式鼎和越式鼎，其中有9件刻有“蕃禺”铭文，都是由南越国的都城工匠所造，是广州建城历史的重要物证。特别是越式大鼎，通高54．5厘米。出土时鼎内有“泰官”封泥一枚。南越国也像西汉一样设有“泰官”一职，是掌管南越王日常饮食的职官。
铜壶。共9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个鎏金铜壶，高37厘米，细长颈，大腹，造型美观大方，通体鎏金，光亮华丽，是一件艺术精品。
铜提简。共9件。铜提筒是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器物之一。特别是一个船纹铜提筒，高40.7厘米。除器身有几组几何饰纹带外，最为突出的是4只首尾相连的羽人船，每船有羽人5名，各饰羽冠，赤脚。船首倒挂一具人头。船首尾各竖两根羽旌。5人形态各异，有的划桨，有的击鼓，有的持兵器，有的在杀人。有人分析，广州临海，多海患，画面表现的应是杀俘虏祭海神的场面。船与船之间还有海龟、水鸟、海鱼等作装饰，形态生动，工艺精美，是精美的艺术品。
铜镜、铜鉴与铜熏炉
出土的39件铜镜大部分是精品，例如连弧龙纹镜、带托镜、十字龙凤纹镜、绘画镜、六山纹镜等。其中绘画镜是彩绘人物大画镜，直径达41厘米，为国内考古发掘出土最大的西汉绘画圆镜，是汉代铜镜中的珍品。特别是出土时仍保留白、青绿两色的绘人物组画，中央有2人作跨步弓腰斗剑表演，两侧各有4人站立围观，生动逼真。周围和中间还配以连弧纹和卷云纹。还有六山纹镜，有6个斜形山字，衬以浪花形羽状纹和莲叶形花瓣纹饰。目前，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有一面六山字纹镜是传世品，但是南越王墓出土的这面镜则是第一次由考古工作者亲自发掘出来的，实为珍贵。铜鉴出于后藏宝，是深鼓腹大盆，可用来盛水或食物，出土时盆内有猪、牛、羊、鸡骨和鱼、龟等海产，说明这是当时的主要食品。
铜熏炉。共有11件，有单件和四连体的，炉腹和顶盖均镂孔透气，是用来焚香料的，香料被认为是舶来品，这是最能反映南越国地方特色的典型铜器，其复杂的工艺反映了当时的铸造技术水平。
六、钮钟、甬钟与铜句鑃钮钟、甬钟、铜句鑃都是乐器。宴乐之器是古代统治者炫耀其奢华生活和身份地位的标志。墓内东耳室出土的一批乐器，旁边还有一名殉葬的乐师。乐器可分铜、石、陶、丝四大类，这里只说青铜乐器，有钮钟一套14件，甬钟一套5件；句鑃一套8件。还有铜铸等。钮钟是南越国自造的乐器，大者通高24.2厘米，小者通高11.4厘米。
甬钟。最大的通高49厘米，最小的通高38厘米，长圆筒呈椭圆形。
句鑃。最大的通高64厘米，扁方形实柱体柄，弧形口，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并刻有“第一”至“第八”的编码，是迄今我国惟一发现具有绝对年代，而又有序号的句鑃。“文帝九年”是公元前129年，由乐府工匠制造，赵昧自称文帝，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符。经测定，句鑃音质还好，仍可演奏，弥足珍贵。
七、铜戈、铜剑与铜虎节墓中出土的兵器种类多，数量大，除15把剑为铁质外，其余皆为铜造。最为难得的是一把“张仪”铜戈，铭文“王四年相邦张义（仪）”等字，“王四年”应为秦惠王时。由张仪监造，说明是由秦带入南越的。
铜剑。出自西耳室、是战国楚式剑，为墓中推一的一把青铜剑。
铜虎节。是一件难得的珍品。姿态生动威猛，蹲虎欲跃，虎头昂扬。张口，露齿，弓腰．卷尾，饰以错金虎斑纹，是国内仅存的一件错金虎节，属于孤品。节是外交和军事上的信符，有虎节、龙节、人节之分．可以用来证调战车和士兵，有错金铭文“王命：车徒”，尤为珍贵，是一件重宝。
铜钫、印花铜凸版与构件
铜钫是一个方形壶。腹呈椭圆形突出，饰以繁缛的浮纹，复杂多变。这种盛酒的铜器制作技术精良，具有透雕后味，更能衬托出主人酒的名贵与醇香。
印花铜凸版。是用来在丝织物上印染图案的工具，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印染工具，对研究古代纺织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墓中出土的铜构件较多。有鎏金铜铺首6件。有一个出土时已朽的漆屏风的铜构件多种，例如，转角鎏金铜托座、鎏金蟠龙托座、正间鎏金铜托座、鎏金朱雀铜顶饰、鎏金双面兽形铜顶饰等。还有鎏金铜牌饰等。
八、铁剑、铠甲与错金银铜间铁矛铁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国防力量。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铁器始于春秋时代，战国时期已普遍使用。汉代铁器以农具、工具和兵器为主。南越王墓出土的铁器有700多件，有农具、工具、兵器和日用器具等。
铠甲。通高58厘米，属轻型铁甲。共有709片甲片，均呈四角抹圆的长方形。这种轻型铁甲适合于气温较高的南方地区使用，代表了西汉时期南方铠甲的基本形制，与北方中原地区出土的铁铠甲形制有较大差别。
铁剑。共15件，其中一件出自墓主腰间左侧，残长164厘欧阳，剑鞘为竹胎，剑茎两面夹以木板，外捆缠丝带。还有4件是青黄色玉，雕刻最为精细，下面有高浮雕群兽，形态十分生动。
错金银铜间铁矛。这个铁矛间铜质、鎏金，错间金银的三角图纹和流云纹，如此华丽的铁矛应为南越王自用，或用于仪仗。
九、玉壁、玉盒与丝缕玉衣玉壁。是正中有回孔的圆形玉器。南越王墓出土各种玉璧56件，仅主棺室就有47件，说明墓主对玉壁的喜爱。这些玉壁中比较突出的有大玉璧、透雕重圈二龙衔环璧、透雕龙纹玉璧、透雕龙凤涡纹玉璧、鲁首玉璧、双连玉璧等。特别是主棺室出土的一件大玉璧，直径达33.4厘米，是墓中所出土玉璧中最大的一件，雕刻精致，纹饰古朴庄重，颇有帝王之气。大玉璧是我国已知考古发掘出土玉璧中体形最大、龙纹饰最多的一块，被称为“璧中之王”。
玉盒。主棺室出土，为青玉，呈青黄色，盒身鼓圆，高77厘米。玉盒刻有两凤鸟，饰以美丽浮雕纹，结构严谨，雕工精细，光洁夺目，被称为“玉器绝品”。
丝缕玉衣。玉衣是汉代特有的丧葬殓服，东汉灭亡以后，未发现有玉衣。玉衣是有等级规定的，有金缕、银缕、铜缕玉衣，诸侯王多用金缕，也有用银缕的。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为首次发现，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件。整件玉衣全长1.73米，共用玉片2291块。用朱红色丝带粘贴，构成多重几何形纹样，色彩鲜艳夺目。
十、玉印、玉佩与玉角杯玉印。共9枚，其中3枚有文字的玉印 (有6枚无文字)都是出在主棺室墓主身上，分别是 “赵昧”、“泰子”、“帝印”的方形玉印。“赵昧”印和 “帝印”都是墓主身份的物证。“帝印”是“皇帝之印”的意思，是赵昧生前僭越称帝的物证。
玉佩。由于玉石具有优良的质地和美丽的色泽，又能迎合人们的求美天性和祈求健康、避邪的心理，从古至今是人们追求的时尚。在古代佩戴玉质装饰品是达官贵人追求的时尚。南越王墓出土的玉饰品有130余件。例如，犀形玉瑛，整体作透雕形的犀牛，呈蹲曲不想状，全身肌肉隆起，充满生机活力。双龙纹玉瑛，对称的双龙头，张口鼓目，饰以透雕云纹，形象生动。透雕龙璃纹玉环，双面透雕二龙二兽的优美造型，十分别致。透雕龙凤纹重玉佩，透雕体态轻盈的龙凤，饰以卷云纹，造型饱满有力，龙凤均有呼之欲出之态，确是玉饰精品。连体双龙玉佩，构思奇特的双龙拥爪，形象生动。凤纹牌形玉佩，独特的不对称设计，形象美观。还有11套玉佩已复原了3套，墓主赵昧的组玉佩是最大、最豪华的一套。
玉角杯。出目主棺室 “头箱”，为主人自用的酒具。长18.4厘米，口部椭圆，口径5.8一6.7厘米。杯身作弧形优美流畅地回卷，尾端形似浪花飞扬，饰以阴刻、浮雕，构思奇妙，制作精美。这件独一无二的玉器精品被誉为 “汉玉中的稀世之宝”。
十一、陶鼎、陶瓮与长乐宫器在人们生活中，陶器比其它器具的存在时间更长、作用更大、关系更密切。南越王墓共出土陶器371件，计有储容器、炊煮器、日用器，还有网坠、响器和模型明器－－陶壁等，众多的陶器说明其在王宫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主要有陶鼎、陶璧、陶瓮、陶钵、陶碗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打上“长乐宫器”戳印的四件陶鼎、陶瓮。因为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南越国宫殿中是否有“长乐宫”？我们知道，长乐宫是汉代首都长安最重要的皇宫，是皇帝和太后居住的宫殿。最近，考古工作者在市儿童公园东边试掘出约500平方米的宫殿遗址，是不是长乐宫的遗址？因为按照长安的宫殿位置，长乐宫在东南边，未央宫在西边，正好位置相符，而这个试掘宫殿遗址的东边又是宫署御花苑，是南越王及王室休闲和游乐的地方。据推测这四件长乐宫器应是南越国长乐宫的用物，以其随葬，是祈求赵昧死后仍会长生长乐。
十二、细丝绢与厚锦绣丝绸是中华民族祖先的伟大发明之一。广州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以开拓丝绸贸易闻名世界，西方国家认识中国是从丝绸开始的，说中国是“丝国”。岭南地区丝绸生产的历史悠久，《汉书》记载海南岛一带有“女子桑蚕织绩”，说明南越国时期已经有养蚕和进行丝绸生产。从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绸情况看，丝绸的随葬品不但品种多，而且数量很大。特别是西耳室西部，在约2.8平方米的范围内，丝织品多层叠放，整匹随葬的有绢、绣绢、朱罗、朱绢、绣“纱’、超细绢、砑光绢等品种。可惜出土时织物已全部炭化。炭化堆积层厚达20～30厘米，陪葬丝绸估计不下100匹，折叠层达700余层。用丝织品包裹随葬品也很普遍，有人估计超过300件以上。包裹用绢数目十分惊人，就像现代人用包装纸一样普遍，说明南越王室的奢侈。墓中出土的丝织品不但有平纹组织的绢、纱，也有重经组织的素色锦、二色镜和绒圈锦，品种十分丰富。如此之多的丝织品整匹随葬和大批包裹器物，说明南越国的丝织产品相当丰富，而且也会有外销，估计墓中出土的象牙、银盒、香料等舶来品，也可能是用丝织品来交换的。
十三、原支大象牙与珍珠枕头原支大象牙。在西直空出土原支大象牙一捆，共5支、并排堆放。最大的象牙长126厘米、整堆象牙宽57厘十。
经动物学专家鉴定，出土的象牙与亚洲象纤细的牙有明显的区别，与非洲雄象大而粗壮的牙接近，说明这5支大象牙的产地是非洲。可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的。另外还出土了刻画象牙卮、象牙算筹和残牙雕器等，可见这些原支大象牙是进口作为雕刻原料的。
珍珠枕头。在墓主玉衣头套下的丝囊内装了470颗珍珠，珍珠直径0.1一0.4厘米，是未经加工的天然珍珠，专家们分析是一个丝囊珍珠枕头。有人说珍珠具有镇静、美容和辟邪的作用，像现代人喜欢戴珍珠项链一样，珍珠枕头垫起头来也是很惬意和舒服的。用珍珠做成枕头，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尚属首次。另外，在主棺室“头箱”中，原盛于一个大漆盒内，有重量为4117克的珍珠 (出上时漆盒已朽，珍珠散落满地)。珍珠直径0.3一1.1厘米，会不会也是用来做枕头的呢?因为未来得及做，就只好陪葬了。
十四、主人殉葬与奴隶制残余所谓殉葬就是用活人陪葬。在奴隶社会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不当人看待。
南越王墓共发现15具人殉。前空1具，身份是”景巷令”；东耳室1具与乐器同出，可能是乐伎；东侧室有4具“夫人”；西侧室有7具与厨房用具同出，可能是厨师或杂役奴仆；墓道中有2具，其中1具置于斜坡尽头处，可能是卫兵，另1具在外藏椁中，可能是车夫。经专家鉴定，殉人多是被击砸后脑致死的 可见人殉是十分残酷的。我国发掘的1］座西汉陵墓中，除南越王墓外，都没有发现有活人殉葬的现象，应是南越国偏居岭南，仍保留奴隶制社会人殉习俗的缘故。在我国的商周奴隶制社会也普遍有人殉的，例如，在河南安阳的商代墓葬就普遍有人殉，有些贵族墓甚至多达90人。墓主都是奴隶主，人殉多是妻妾、近侍或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