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说起(1911-1930)
约瑟夫·门格勒作为三个儿子中的长子生于农具机械工厂厂主卡尔·门格勒的家中。小门格勒成长在家中国家保守主义思想和严格的天主教信仰之中。他的父亲是当时的德意志国家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n Volkspartei (DNVP) 和保守派前线战盔老兵团“Stahlhelm”的老一辈成员。正是为此，在纳粹上台执政之后作为忠诚的奖励，老门格勒终于进入了梦想已久的市议会。1933年5月卡尔·门格勒加入了NSDAP，同时他也就是后来那些“老战士们”（"Alten Kämpfern"）蔑视地成为“三月烈士”（"Märzgefallene"）的那一批在1933年3月5日NSDAP取得选举胜利之后加入的投机分子了。所以如果就是为此将卡尔·门格勒称为是激进的国家社会党党员，或是称之为忠诚坚定的话，那么对他来说确实有点过于“赞扬”了。
从1921年到1930年小门格勒在当地的固云茨伯格高中Günzburger Gymnasium。1924年，当初只有13岁的约瑟夫加入了当时带有国家保守主义思想的大德意志青年团。从1927年到1930年高中结业，小门格勒一直是当地青年大队的第一大队长，而这个身份更是在其此后的事业成功道路之上起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作用。
学业和事业(1930-1940)
在1930年复活节前后，门格勒获得了成年证书Reifezeugnis，尽管在结业考试（Abitur）当中他的成绩只是中等水平，可是这并不能影响当时只有19岁的门格勒来到了慕尼黑开始了综合医科的学习。作为家族的长子，他本来没有机会选择一个这样对家族事业“毫无用处”的学科的，可是正是由于他的弟弟很早就开始了商人学业并且表现出了很高的才华，所以他才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分别就学于慕尼黑，维也纳和波恩。此间，本来对政治组织很有兴趣的门格勒对当时的国家社会党运动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最起码在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的。因为在一直接受国家保守主义教育的他心中，这种游街穿巷的运动并没有多少正规党派的意味。正式出于这种观点，所以门格勒于1932年只参加了“战盔青年团”而不是其他更为有名的纳粹下属组织。在1933年纳粹执政开始之时，战盔组织的成员都被SA接管，门格勒在此后不久便以身体因素退出了组织。
1935年门格勒在慕尼黑大学的提奥多·莫利逊教授（Prof. Dr. Theodor Mollison）那里取得了第一个博士学位，他在人类学的毕业题目为“对于四种种族人类的前下腭部分的种族形态学研究”（"Rassenmorph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des vorderen Unterkieferabschnittes bei vier rassischen Gruppen")。1936年他成功地通过了国家第一考试，并且在莱比锡大学医院儿科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实习。估计就是在这段时期他的那种貌似和蔼可亲的笑容得以形成的吧！笔者每次想到门格勒为小孩儿进行身体检查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脖子后面的汗毛直立的感觉。从1937年开始,他参加了由奥特马·冯·傅舒尔教授所领导的新建立的对继承生物学和种族纯净进行重点钻研的法兰克福研究所。
在莱比锡实习的这段时间之中，门格勒和他1939年所娶的第一位夫人伊琳·舒云拜恩相识了。在这段医科临床实习之后，他得到了医生就医执照并且从1937年9月1日开始作为医生助手为傅舒尔教授工作。在1938年他更是得到了第二个博士学位，而且还是他一直非常向往的医科博士。
1937 年门格勒加入了NSDAP，仅仅一年以后他更是被精英荟萃的SS吸收了进去。这里不光是因为他本身的学位或是其他老战友们的推荐，而主要的原因是其所工作的单位为整个帝国中最为著名的种族基因和人类学的研究机构。作为能够提供纳粹当时急需的种族理论证据的重要单位，几乎所有的工作成员都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在门格勒工作范围之内还有一样就是所谓“父系关系认定”"Vaterschaftsgutachten"的确定。这个这看似毫无意义的白纸证书却是可以影响生死的一纸命令的，而正是在这段掌握生死大权的工作时间之内，门格勒不但得到了足够的“种族知识”，同时他更是第一次尝到了将活人当作实验品的“乐趣”了。
东线随军医生(1941-1943)
1940年6月15日，约瑟夫·门格勒调入国防军服役。他首先服役于陆军第九医疗辅助后备营。此后不久，作为SS成员的他主动要求进入SS党卫军，并且从同年8月11日开始工作在Posen的移民事务中心。
在1941年初或是同年初夏，门格勒进入了新建的SS党卫军维京师第5.SS工兵工程营(SS-Pionier-Bataillon 5)，并且跟随此部队参加了俄罗斯战役。 在各大小战斗中，门格勒获得了多次奖励并因此多次进行了军阶晋升。关于一些材料之中所叙述的在这一段时间门格勒曾经为帝国SS和警察部队医生领袖工作过的观点，笔者认为可能性很小。但是就其在战场的表现来看，门格勒作为医生还算是很不错的！尽管笔者很不愿意承认，可是却也得相信事实，毕竟军中火线奖励不是那么容易得的。
1943年1月，从一次严重的战伤恢复过来的门格勒被定为了不可上战场的级别之中，并且被调到了柏林的SS步兵后备东部营（SS-Infanterie-Ersatz-Bataillon Ost）。关于这个调动，笔者认为有很大程度并不是门格勒本人的意愿，最起码他在调动命令下达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到部队进行报道的，当然这个只是个人猜测没有确定的证据的。在那里很是休闲的他开始为威廉皇帝研究院Kaiser-Wilhelm-Insitut的人类学系工作，而他的当时的人类学系系长正是当年的导师傅舒尔教授，真可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啊！（如果他要是继续在火线上战斗的话，再看看维京师的伤亡人数，指不定那天他就挂在前线的炮火下了！嘿嘿，可惜了！）
奥斯威辛的“医生” (1943-1945)
在1943年5月，奥斯威辛-彼尔肯瑙Auschwitz-Birkenau吉普赛人营的医生——Benno Adolph因病退役，而正处于预备役中的已经升为SS-Hauptsturmfuehrer军衔的门格勒医生却正是一个相当好的后继者。而这里也有一个值得讨论一下的问题：尽管门格勒一再强调他是主动要求进行调职的，可是在后备营部众多的请调申请之中根本就没有见过他的申请，同时在安逸的生活之中也并没有看到这个“自愿求职工作”的他有什么不舒服的样子，所以总的来说这个调职只是一种能够让他施展的“机遇”（汗！）而已。
1943年5月30日，约瑟夫·门格勒正式开始了在奥斯威辛的工作。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尽管门格勒的名气最大，可是他并不是整个奥斯威辛营的总医官，他只是医官队中的一员而已。在奥斯威辛营中官阶最高的医生是从1942年9月1日起作为SS-驻扎营地总医官的SS-Hauptsturmführer 爱德沃德·威尔茨（Eduard Wirths）。
但是门格勒确实也算是个主治的医官的，他领导范围是吉普赛营的一小部分，所谓的营地区 B IIe。尽管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权利范围还是很小，可是他的晋升机会却在彻底消灭了所有在押吉普赛人之后出现了。他成功接管了所谓的在押人员医护营（Häftlingskrankenbaulager）B IIf的领导权，也就意味着他成为了直接可以进行屠杀的主医官群体之中了。
在小标题中，笔者就将医生的两个字用引号圈上了，因为门格勒医生的职责范围与一位真正的医生毫无关系。表面上作为营地医生应该对营地中的在押人员医疗和营地的卫生以及可能出现的流行病负责的，可是在奥斯威辛“毁灭”营中所有人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而存在的，那就是杀人而绝不是救人的，就连医生也是如此的。他们负责协助毒气室的工作，规范枪决和肉体惩罚，监督对人员分类进行挑选，亲手将Phenolin毒液注射到在押人员的心脏中（戏称为"Abspritzen"，也就是削掉尖头的意思)等等。可能唯一一样可以算是正规医生职业范围之内的工作是开出死亡证明了，只不过他们不光为死人开，同时更是十分乐意为活人开的。
在门格勒“主治”的医院之中这种矛盾就更加明显了。一方面，他们要为那些患上极、极、极小病症的在押人员进行治疗，以便这些劳动力可以迅速恢复工作；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对所有重病或是受重伤的在押人员进行挑选，并且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消灭
对于门格勒来说最为重要的工作范围：分级挑选和活人实验。
作为营级主治医官，门格勒在工作之中从没有表现出任何愧疚或是一丁点儿的迟疑，似乎这一切都是他在医科学习中所学得的必修课程一样。估计各位战友都应该在电影之中看过什么叫分级挑选的，在短短的几秒钟的时间内由一个人所作出的决定就可以决定几十人的生死的。可是门格勒喜欢的却不是这种快速的决定，他却特别愿意亲自对他的“患者”有所了解，然后再做出他的生死判决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幸存者之中对门格勒的恐怖印象如此的深了！而且在所有能够在门格勒所管的营中平均3个月的“生存期限”下幸存下来的人都对歌剧有着极深的恐惧和厌恶的，因为门格勒在这种本就极为“轻松”的工作中是不会忘记自己心爱的唱片留声机的！
与活人实验相比较起来这种分级挑选或者还算是人道一点儿的死亡方式的。门格勒的头上这个死亡天使名字的真正来历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各种人体实验的。尽管在纳粹的各种集中营当中活人实验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而且试问海德堡、法兰克福和柏林医科大学的标本室中到底有多少标本是没有“来历”的，估计从那个天文数字当中大家就可以了解到这种医疗实验是很普遍的。就连在奥斯威辛营中门格勒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以人体为实验品的，要不然每个月从各个营中向德国本土各“研究单位”发送的标本哪里来的？
作为人类学和基因学专家的门格勒，他的主攻方向是他最擅长的对双胞胎的研究。在他掌管了营级的医官之后，他马上开始充分利用了奥斯威辛的“人员优势”，几乎在不到一个月之内上百对双胞胎被集中了起来，其中多是些孩子。而笔者认为，那个后来的所谓死亡天使的名头其实还可以理解成为天使的屠杀者的。
在这个死亡的营地之中门格勒的研究没有任何的道德和人理的约束。在没有任何麻醉措施的情况下，他的各种医学上毫无意义的实验手术和故意的注射传染病体等等都将他的“实验品们”推上了死路，而同时更是将他自己摆上第三帝国人类学各种“科学”杂志中最为领先的研究专家的行列之中。在德国本土之中，很多的同类研究者都是极为羡慕门格勒的研究成果的，有好多都曾经应邀到奥斯威辛“做客”的，而他们的各种“临床”研究成果更是进行了广泛的传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笔者对四、五十年代各国，尤其是洗劫了海德堡医科研究馆的美国和一举“破坏”了柏林威廉研究所医科资料库的苏联，对他们两国当时对人体基因和形态学的各种研究进步都是抱有着极大的保留的。谁知道在这个光鲜的成果后面有多少这种鲜为人知的背景呢？
从奥斯威辛的逃亡和战后前期 (1945-1949)
1945年1月17日门格勒从逐渐被苏联红军逼近中的奥斯威辛向西逃窜。在1月23日或是24日，他赶到了另一集中营——大玫瑰Groß-Rosen,稍作休息之后他又迅速转站向柏林。 在回到柏林之后，当时负责帝国集中营的最高医官——Dr. Enno Lolling，命令他重新赶回大玫瑰集中营，并且任命他为SS驻扎营地总医官。在匆匆赶到他的最后一个正式官职就任的几天之后，整个大玫瑰营的主营地必须全体撤退。而门格勒最有可能的去处是和其他的集中营指挥官来到了当时的辅助营地——赖兴瑙营。他很有可能在四月底的时候离开了这个营地，并且在5月2日的时候躲藏于西部的一个国防军战地医院之中。这时的他已经不爱穿着SS的军装了，而是换上了一件普通的国防军军服了。
1945年6月门格勒所隐藏的这支部队被美军部队全军俘虏了。因为门格勒在进入SS之时坚决拒绝了在下臂上的血型刺青，所以他这个SS成员并没有被人发现，并且成功地用假名Fritz Hollmann于同年的8月从美军的战俘营中释放了出来。当时美国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就这样将犯下了滔天罪行的门格勒给放跑了，而且还是踪影全无！
此后，门格勒一直坚持回到了自己的老家Günzburg。在8月底的几个礼拜中他一直躲在家乡的山林之中。从10月初开始，拥有着两个博士头衔的门格勒医生开始在一间农庄之中当帮工。在1948年8月1日，门格勒离开了叫做Lechnerhof的农庄.至于在此后的几个月中门格勒到底躲在了哪里，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很有可能他重新回到了Günzburg，并且在那里得到了自己家人的帮助。
逃亡南美和在阿根廷的生活(1949-1959)
1949年4月15日，复活节前的星期五约瑟夫·门格勒开始了他的南美大逃亡。凭借着伪造的意大利证件，他以Helmut Gregor 这个名字一路艰险的来到了意大利的海港Genua。在那里他又施展了自己身上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学识和气质再次从瑞士的领事馆成功地骗得了一个红十字护照。尽管之后他又因为企图贿赂一名工作人员以便获得一张意大利开出的旅行签证而被捕，因为那名工作人员根本就不管签证的事情，可是他还是在缴纳了罚款之后被放了出来。最后的最后，他于1949年5月25日乘坐“North King”离开了欧洲向阿根廷逃去。
在1949年6月20日门格勒终于踏上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土地。而这位当年的营地医官则在来自Günzburg老家的资助下逐渐适应了流亡在外的生活。这里笔者认为有必要提上一句，门格勒家的农机工厂尽管在战争期间大批使用了当时的“强迫劳工”，可是在战后的国家再造和经济恢复中依然迅速的缓了过来，并且还得到了相当的发展。这也就意味着门格勒根本就不用考虑经济的问题。而且在五十年代正在重建的德国司法机关中依然存在着许多纳粹时期的工作人员，所以在追究德国纳粹战犯的事情上并没有多大的进展，以至于向门格勒这样的一级战犯竟然可以逍遥法外了。
尽管门格勒这个胆小鬼自己跑了出去，可是他的家庭生活还是被他的罪行搅乱了。于1954年3月25日伊琳娜·门格勒通过杜塞尔多夫地方法庭与门格勒正式离婚，门格勒由他的律师代表出席了审判。他的1944出生的儿子Rolf在1956年的时候再次与自己的生父在瑞士相见，只不过将他认成是一个远亲而已。约瑟夫·门格勒的弟弟卡尔于1945年过世，身后并没有子嗣。
有很多证据都表明门格勒经常回到自己的家乡的，而且他没受到任何为难或是怀疑。就连在阿根廷，他竟然在德国大使馆申请了身份认定，并且还在领事馆工作人员和波恩外交部的共同默认下成功地得到了一本联邦德国护照！于1958年门格勒与他弟弟卡尔的妻子的Martha在南美再次结婚，并且生有一子——Karl-Heinz。
巴拉圭和巴西 (1959-1979)
在1958年8月3日，也就是门格勒结婚后的第五天，记者昂斯特·施纳伯Ernst Schnabel正式向德国警方报案。直到1959年2月25日，第一道抓捕命令才正式下达了。与此同时，已经得到风声的门格勒急忙夺路而逃，迅速躲进了还不在追捕命令范围内的巴拉圭。而他的新娘和孩子则不得不重新返回了欧洲。从这一日开始门格勒悠闲的生活结束了，他身后的抓捕队伍则越来越庞大了。
尽管在巴拉圭门格勒得到了公民身份，也就说他将不可能遣返回德国受审，但是他的新证件上的名字为José Mengele，也就说他在申请证件的时候已经犯下了伪报罪了。同时在1960年5月11日轰动一时的以色列情报组织强行抓捕Adolf Eichmann的先例之下，门格勒很清楚他自己所处的危险的。1960年10月，几乎被这种恐惧折磨得快疯了的门格勒逃向了巴西，可是他知道高居摩萨德Mossad黑名单前列的自己是不得不逃的。
在几乎是完全型的隔离下，门格勒在巴西的圣保罗生活了接下来的二十年。他与一对匈牙利出身的夫妇共同开垦一块儿偏僻的农庄，并且尽力与外界保持隔离。尽管如此，可是外界对门格勒这个人的关注却依然没有减退的意思，反而在1963-1965的法兰克福奥斯威辛审判的影响下，这种注意更是逐渐增强了。门格勒在被追无奈之下，从1975年起他只能躲在圣保罗最下层的城区中的一栋小房之中。
所谓的门格勒传奇：
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中，关于这位集中营医生产生了很多不真实的传奇和夸张的事迹，但是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
同时门格勒的传奇更是被侧面的衬托了起来。例如：最为著名的纳粹捕捉者Simon Wiesenthal在门格勒一案中恶劣的表现更是将门格勒塑造成了一个不可抓获的形象。由于他多次谎称在即将抓获门格勒的时候却被其逃脱了，而实际上他根本就从来不知道门格勒到底在哪里，从而产生出了各种更加离奇的传说出来！！！与此同时各种媒体的记者也都向抢先与门格勒取得采访权，哪怕是拍上几张照片或是一段录影也好。甚至更有过分者竟然声称自己已经将门格勒刺杀了并且给吃了的！！！
恶魔之死
在1979年，约瑟夫·门格勒在南美唯一的一家值得信任朋友波色特（Bossert）邀请他一起尽心夏季旅游。在1979年2月7日门格勒在巴西旅游胜地Bertiga游泳之时突发性心脏病造成的衰弱溺水身亡。几乎是在第二天他就被下葬于圣保罗郊区Embu那里的一个名叫Nossa Senhora do Rosario的墓地。在他的墓碑上刻着Wolfgang Gerhard这个名字。
在各界的压力之下，德国的警方和司法部门加大了对门格勒的抓捕行动。并且在对门格勒家族最为重要的帮手和信任人——汉斯·斯德尔麦亚的住房进行的搜查中，终于找到了最为重要的线索。因为他一直被怀疑是负责门格勒家与南美的约瑟夫·门格勒联系的重要中枢，所以在这次突然进行的搜查中没有人预料到会取得这样重要的证据。于1985年6月5日，门格勒终于被发现了，一个充满了传奇的罪人终于被找到了！
在由各国法医专家组成的解剖组的鉴定下，在仅仅几个星期之内约瑟夫·门格勒的身份被正式确定了。在众多被门格勒受害人的坚持下，与1991所做的DNA测试才真的毫无疑问地将门格勒这个恶魔送入了地狱之中！
受害人的数量
约瑟夫·门格勒所杀害的受害人的数量几乎是不可能准确地进行确定的。在门格勒调入奥斯威辛的时候，整个毁灭计划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可是却也并没有达到其效率最高的时候，所以在统计数量之时必须要将时期限制考虑进去。在分级挑选之中到底有多少人被送到了毒气室，或是在活人实验中到底有多少死在了实验台上，这些都只能大约地进行估计的。最新的调查将奥斯威辛受害人的数目放在了大约一百一十万人上。可是门格勒并不是唯一一个负责分级挑选的医生，就是在他负责的专属营地中也还有其他的医生协助工作的。而且笔者认为奥斯威辛集中营所指的是一个占地相当的复杂营地，其中众多的附属营，如Auschwitz-Monowit劳动营，之中一样每天都会有人受难的。
可是活人实验数据上，根据门格勒的试验报告和论文材料来看，由他亲自或是直接下令谋害的死者人数最低为五位数（！）甚至可以达到的六位！！！在双胞胎的死亡数量上尽管没有准确的数据，可是相比较之下可以很好地进行估计。作为经过确定的最高双胞胎数量为350对，这个是1944年盛夏时的数据。而在1945年1月死了将近一万人的大搬迁步行中，双胞胎的数量依然可以保持在72对左右。当然在每一天的运输火车之中都会有新到的双胞胎被送到了奥斯威辛，并且交到了门格勒的手中。在将近1500对双胞胎，也就是大约3000人之中只有大约80到100对门格勒手中的双胞胎幸存了下来。而这个数字可以说是最为“贴切”的了！（汗！没想到笔者也这么变态！）
遗言
在2004 年，门格勒从巴西所写的信件和日记笔记被公开出版了。由于涉及版权和宪法规定等等的限制，所以大多数都是以译成葡萄牙语的版本为最全。（可惜兄弟到现在还没有机会找到原文，让本人再找找，相信一定能给大家弄到几段的！）
尽管如此，从他的各种信件中所流露出来的流亡在外的思想变化和生活琐事都体现的淋漓尽致了。门格勒从始至终就没有对他的罪行有所认识，就更不要谈什么悔恨了，就是到了临死之前他依然是一个坚定的国家社会党党员。他不但坚持自己的种族主义为正确的理论，同时对任何指责纳粹时期的批评都不予以接受的。
尽管如此，门格勒在1972年依然在考虑是否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在自己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不知道在今天我的祖国会是什么模样？难道他还是我的故乡吗？我的家乡还会将我当作敌人那样看待吗？”
“Aber wie ist heute meine Heimat? Und ist sie noch meine Heimat? Wird sie mich nicht als Feind empfangen?”
从1985年起还有大约85个非公开的文件保存在圣保罗巴西联邦警察的档案保险箱之内，这些文件多数都是从门格勒的朋友和联络人的家中搜查出来的，而从真实性和准确性上来看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第一手材料的，所以关于门格勒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到无处进行补充的情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