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阿（1910年03月27日—1996年05月05日） 中国现代诗人。原名蒋海澄，笔名林壁、艾青等。主要笔名艾青（下文用艾青）。浙江金华人。1910年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县畈田蒋村的一个封建家庭。1928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1929年在林风眠校长的鼓励下到巴黎勤工俭学，在学习绘画的同时，接触欧洲现代派诗歌。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给他的影响最大。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1933年第一次用艾青的笔名发表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感情诚挚，诗风清新，轰动诗坛。以后陆续出版诗集《北风》、《大堰河》（1939）、《火把》（1941）、《向太阳》（1947）、《黎明的通知》、《欢呼集》、《宝石的红星》、《春天》等，笔触雄浑，感情强烈，倾诉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情感。解放后的诗集有《欢呼集》、《春天》等。1948年以后发表了《在浪尖上》、《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二百余首诗作。出版了《艾青选集》等。另有论文集《诗论》、《论诗》、《新诗论》等著作。1985年,获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这是我国诗人得到的第一个国外文学艺术的最高级大奖。其诗作《我爱这土地》《大堰河--我的保姆》被选入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北方》被选入苏教版必修三语文书。
生平1928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1929年在林风眠校长的鼓励下到巴黎勤工俭学，在学习绘画的同时，接触欧洲现代派诗歌。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给他的影响最大。1932年创作第一首诗《会合》，此诗以笔名“莪伽”发表于同年七月出版的《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
1932年5月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并组织春地画社。7月，被捕入狱，在狱中翻译凡尔哈仑的诗作并创作了名篇《大堰河——我的保姆》。接着创作了《芦笛》、《巴黎》等。
1935年10月，经保释出狱。1937年抗战爆发后到武汉，写下《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1938年初到西北地区，创作了《北方》等著名诗篇。同年到桂林，任《广西日报》副刊编辑，又与戴望舒合办诗刊《顶点》，此间较重要作品有《诗论》。
1940年到重庆任育才学校文学系主任，不久赴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此时代表作有《向太阳》等。1944年获模范工作者奖状，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10月随华北文艺工作团到张家口，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领导工作，写有《布谷鸟》等诗。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到黑龙江农垦农场劳动，1959年转到新疆石河子垦区。1979年彻底平反后，写下《归来的歌》、《光的赞歌》等大量诗歌。
笔名他在１９３３年写了一首叫《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诗，当他将蒋字的“艹”字头写下后就停了笔，他想起蒋介石背叛革命，共产党人血流成河，自己也曾身陷国民党监狱受尽苦难，他耻于与蒋介石同姓，便信手在“艹”字头下面打了个“×”，这恰好是一个“艾”字，于是便以“艾”为姓， 因为艾青生于十二月，刚好农村里面十二月是青的季节，，而“海澄”意为青色，于是艾青就这样成了他的笔名。他的真名倒没有多少人知道了。
评价从诗歌风格上看,解放前，艾青以深沉、激越、奔放的笔触诅咒黑暗，讴歌光明；建国后，又一如既往地歌颂人民，礼赞光明，思考人生。他的“归来”之歌，内容更为广泛，思想更为浑厚，情感更为深沉，手法更为多样，艺术更为圆熟。建国后出版的诗集有《欢呼集》、《宝石的红星》、《海岬上》、《春天》、《归来的歌》、《彩色的诗》、《域外集》、《雪莲》、《艾青诗选》等。艾青以其充满艺术个性的歌唱卓然成家，实践着他“朴素、单纯、集中、明快”的诗歌美学主张。
诗作三、四十年代他出版的诗集有《大堰河》、《北方》、《他死在第二次》、《向太阳》、《献给乡村的诗》、《反法西斯》、《旷野》、《黎明的通知》、《雪里钻》等，咏叹民族命运，呈现出忧郁、感伤逐渐转向悲壮、高昂的诗风。在诗学上受凡尔哈仑等外国现代诗人的影响。
50年代他直接表现新生活及建设者的诗作，疏离已有的艺术个性，显得平淡，但保持着原有诗思的格局。取材域外的《维也纳》、《南美洲旅行》、《大西洋》等，写实与象征互渗，想象和感受独到，为当时的出类拨萃之作。
70年代末复出后，他诗思如涌，《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属精心构撰的长诗，大量篇什短小精悍，主题接续三、四十年代渴求光明、真理的情思线索，并有大幅度延伸，更为深沉、凝重、睿智，注重在具体物象中把握超越物象的意蕴，走向象征。
朴素、凝练、想象丰富、意象独特、讲究哲理，是艾青诗歌的一贯特点。
作品《大堰河——我的保姆》(诗集)1936，上海群众杂志公司
《北方》(诗集)1939(自费印出)；1942，文生
《他死在第二次》(诗集)1939，上杂
《向太阳》(长诗)1940，海燕
《旷野》(诗集)1940，生活
《诗论》（理论）1941，桂林三户出版社
《反法西斯》(诗集)1943，华北书店；1946，读书
《吴满有》(长诗)1943，新华书店；1946，作家书屋
《黎明的通知》(诗集)1943，文化供应社
《愿春天早点来》(诗集)1944，桂林诗艺出版社
《雪里钻》(诗集)1944，新群
《献给乡村的诗》(诗集)1945，北门
《释新民主主义的文学》(理论)1947，香港海洋书屋
《走向胜利》(诗集)1950，文化工作社
《新文艺论集》1950，群益
《欢呼集》(诗集)1950，北京新华书店；1952，人文
《艾青选集》1951，开明
《新诗论》1952，天下
《宝石的红星》（诗集）1953，人文
《艾青诗选》1955，人文
《黑鳗》(长诗)1955，作家
《春天》(诗集)1956，人文
《海岬上》(诗集)1957，作家
《苏长福的故事》(报告文学)署名纳雍，1960，新疆人民
《归来的歌(诗集)1980，四川人民
《艾青叙事诗选》1980，广东人民，1984，花城
《海恋花》(散文集)1980，四川人民
《艾青选集》1980，香港文学研究社
《彩色的诗》(诗集)198O，江苏人民
《抒情诗选一百首》1980，香港时代图书公司
《艾青诗选》1982，外文
《艾青谈诗》(理论)1982，花城
《落时集》(诗集)1982，浙江人民
《艾青抒情诗选》1983，文联
《雪莲》(诗集)1983，黑龙江人民
《域外集》(诗集)1983，花山
《艾青》(综合集)1983，人文
《艾青短诗选》1984，花城
《绿洲笔记》(散文集)1984，四川人民
《启明星》(诗集)1984，百花
《艾青论创作》1985，上海文艺
《艾青选集》(1——3册)1986，四川文艺
《艾青诗选》1997，人文
《我的思念是圆的》
艾青提名诺贝尔奖始末自从1938年赛珍珠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中国籍作家(赛珍珠生前曾加入中国国籍)再也没有获此殊荣；不过，获过提名的倒是有好几位，老舍、沈从文、林语堂、艾青、北岛、钱锺书、巴金、王蒙和李敖等。关于艾青被提名一事，由于他本人比较低调，坊间流传不多，以至于连文学界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回事。诸多版本的艾青传记也都没有片言只语谈及此事。据笔者目前所知，艾青被提名开始于1984年。
民间呼声周红兴在其写于1987年的《艾青传》中说:“现在，一些有识之士，如西班牙的戈麦斯，巴西的亚马多，澳门的官龙耀，或撰写文章，或发表演讲，一致呼吁，诺贝尔文学奖应当发给艾青！”澳门的官龙耀曾在《澳门杂志》第一期即创刊号上发表大标题文章《提名中国大诗人艾青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原文为英文，谭炳铨译)，文章洋洋洒洒，以生动而不乏感情色彩的文字，介绍了艾青的历史和近况，最后说:“艾青是世界性人物，他使最古老的文化能与全世界亲切地汇合……我们认为艾青适合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此文之写作艾青应该是知情的，因为里面有艾青提供的照片。
我不知道巴西的亚马多提名艾青之事，但我知道苏联作家协会理事费德林曾经在北京说，苏联文学界推荐艾青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并为此而作出自己的努力。阿尔弗雷多·戈麦斯·吉尔正是提名艾青为诺奖候选人的第一人，也是最为积极者，曾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投书寻求声援，从而引起中央领导层的重视。
外国作家上书胡耀邦最近，艾青夫人高瑛女士在翻找研究资料时，偶然在一本艾青读过的书中发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给胡耀邦的一封信的部分抄件。这部分是专门关于提名艾青一事的。
文中写道:“耀邦同志:……我想提议提出巴金、艾青两人作为我们的代替人选，这样似乎更机动而适当。艾青在艺术上的成就和他在国际文艺界的声誉决不逊于巴金，其被接受的可能甚至还略多些。”此外还说这样“对艾青也公道些”，落款上的时间是“8月15日”。
抄件上还附了胡耀邦8月17日批的原话:“同意，会议上议一议。”笔者感兴趣的是信中所透露的一些资讯和观点，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当时的语境。如，胡乔木是在什么情况下在此信中跟胡耀邦讨论此事的？胡乔木为什么要说“对艾青也公道些”？
此事还得从阿尔弗雷多·戈麦斯这位热情的西班牙好事者说起。此人是汉学家、翻译家、文化活动家，是艾青的粉丝——给艾青写信的抬头用的是“十分崇敬”这样的字眼。他曾来北京，拜访过艾青。在那之前，他曾把艾青的作品翻译成了西班牙文。见到心仪已久的艾青，他无比激动。此人比较有心计，他把跟艾青的谈话记录了下来，寄给了很多地方的很多人。
在他1985年3月3日写给艾青的信中说:“我们的会谈纪要在西班牙乃至西班牙美洲(指拉丁美洲——笔者按)已经广为流传并被人复制。”同时，他在西班牙乃至欧洲卖力地宣扬艾青，“今年5月我要在西班牙组织一次中国文化周，中国大使馆将从马德里来此主办。我将就您举办一次讲话(我已在这里作过三次报告，在欧洲也作过若干次)。”他到底翻译了艾青的哪些作品？又是如何宣传艾青的？可惜我不懂西班牙语，暂时无从搜寻有关原始资料进行考证。
在同一封信中，戈麦斯说“去年我曾向瑞典皇家学院的提名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支援，倘若我得到了支援与合作，中国很可能已经有了一个诺贝尔获奖者”云云。这表明，早在1984年艾青就被他提名了，他的理由有两个。一是他对艾青的崇拜和艾青被公认的成就，他说:“凭良心和公正地说，我认为——同我的许多同行和国际上的评论家们一样——没有人比您更配得到它。”二是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热爱。“如果您获得这项奖的话，对于我无限热爱的了不起的中国人民来说，也是一个极高的荣誉，同时对其优秀的文化也是一个公正的裁决。”
戈麦斯还曾把这份纪要寄给了胡耀邦，他在信中说:“我将会谈纪要寄给胡耀邦主席和《北京日报》的出版人，并且告诉他们，您已成为诺贝尔奖的被提名者。”大概在给胡寄材料时，他还附了一封信，里面涉及到了提名艾青的事。
胡没有亲自回信，而是把他的信转交给了中国作家协会，时任作协书记邓友梅给他回信说:“胡耀邦总书记收到了你的来信，他非常感谢你对中国人民、中国作家的热情和友谊，但是此事不属于党的总书记管辖的范围，便将来信转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因为这是我们职责内的事情。”
关于艾青被提名一事，邓信是这样说的:“诺贝尔奖委员会曾数次来函征求意见，要我们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我们也曾认真地向诺贝尔奖提名著名作家巴金和著名诗人艾青为候选人，并将他们的一些著作(已译成英文和法文)寄去供他们研究。因此，你所从事的工作同我们是不谋而合的。”
戈麦斯在1985年3月3日给艾青的信中抱怨说，他提名艾青“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支援”，邓信写于5月9日，是对戈麦斯的反驳:中国官方是支援的，而且已经落实到了积极具体的行动，艾青没有获奖，责任不在中国政府。的确，每年获得提名的作家很多，评奖的程式也相当复杂，不是戈麦斯一厢情愿的事。连诺奖评委都不敢说他推荐谁谁就能获奖。不过，戈麦斯作为西班牙人的热心和信心可以理解，也值得嘉许。退一万步说，诺奖是民间奖，不是官方奖。以笔者之寡陋，从未曾听说诺奖的评选要征得候选人所在国政府的表态。戈麦斯不免有一点点向艾青邀功的嫌疑。
胡乔木为艾青“鸣不平”胡乔木给胡耀邦的信只标了月日，没有年份。高瑛女士推断是1985年，笔者推断是1984年。5月9日邓友梅既然已经说巴金和艾青为候选人，作为邓的上司的胡乔木怎么可能到了8月15日还在向党的最高领导“提议提出巴金、艾青两人作为我们的代替人选”？这不符合程式和逻辑。事实上，双人选正是8月18日胡耀邦等最高领导在开会时讨论的结果。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1985年5月之前，或者甚至早在1984年，诺奖委员会曾数次来函征求中国作家协会的意见，要作协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一开始中国定的候选人可能就巴金一个人。1984年，戈麦斯向诺奖委员会提名艾青。中国得知消息后，上层非常重视，经过胡乔木和胡耀邦等的讨论决议，将候选人名单扩展为两人。如果以艾青直接取代巴金，是对巴金的不敬和伤害；且不说，当时巴金贵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长等，他本身在文坛的资历也比艾青早一个年代呢。
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其实是在美的华人作家组成的一个提名机构)曾推选巴金角逐西元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他们虽然与中国作家协会关系比较密切，有时还遥相呼应；但由于官方的保密工作一向做得扎实，他们未必知道巴金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获中共中央提名诺奖候选人的事儿。
胡乔木对艾青的赏识肇端于1940年代，而且可能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现存的1944年5月27日毛泽东致胡乔木函，提及艾青《秧歌剧的形式》一文:
乔木:
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毛泽东
5月27日
胡乔木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给了艾青，并帮助艾青修改了文稿。“对艾青也公道些”云云显示了胡乔木在为艾青鸣不平，作为一名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艾青在解放后所受的待遇并不高，在文学界他的地位尚可:中国作协副主席和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但在政治界，他只是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或许，在胡乔木看来，以“艾青在艺术上的成就和他在国际文艺界的声誉”而论，他理应得到更好的安排。艾青虽然在延安呆过，但与胡乔木关系并不密切，胡乔木与艾青和巴金两人的关系都不近不远，他的态度应该说还是不偏不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