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饶宗颐著
ISBN:10位[7538250115]13位[9787538250114]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未知
定价:¥9.00元
目录小引
皇门静室的“小学”
金字塔外:死与蜜糖
佛教圣地:Banāras
维也纳钟表博物馆
周原:从美阳到庆阳
秭归:屈原故里
关圣与盐
玉泉山,关陵
新加坡五虎祠
由Orchid说到兰
谢客与驴唇书
武夷山忆柳永
朱子晚岁与考亭
吐鲁番:丢了头颅的艹艹(菩萨)
南澳:台海与大陆间的跳板
高雄县潮州镇
附:潮民移台小史
柘林与海上交通
皖公山与隋禅宗三祖塔砖铭
新州:六祖出生地及其传法偈
法门寺一:有关史事的几件遗物
法门寺二:论韩愈之排佛事件
师子林与天如和尚
《我的释尊观》序
《比较考古学随笔》序
岭南考古三题
韩文译本《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序
从对立角度谈六朝文学发展的路向
“唐词是宋人喊出来”的吗?
明非亡于武器之后人
言路与戏路
……
书摘书摘
多次流连于教堂的古堡,墙上拖着不知岁月、像辫子一般的藤蔓,凄寂、静谧支配着每个人的命运。最使我惊愕的:据统计所知,这里是世界音乐水平最高的地方,同时亦是人类自杀率最高的所在,这些自然是出于上帝的安排!人,久已皈依于上苍,获得神的豢养了,在安静毫无干扰的神秘国度里,寂寞是他们最好的享受。可是过度的宁谧,反令人感到生命单调的可怕。“生”的意义已下降至零度,反而要求快点了此残生,美其名曰解脱。孤寂到了极点,人竟真地成为自了汉,到这样的境地,甚么是生存的意义已变成莫大的疑团。詹姆士对宗教的解释,认为人在孤寂的时候才能了解甚么是绝对(absolute),方可以超越上帝。孤寂可以激发人的宗教情绪,西方哲人冀图培养宗教果实于孤寂之中,但没有想到不堪寂寞的后果,却能产生了不可想像的反作用。
我选择维也纳来作我要写文章的题目,本想借音乐艺术的顶尖作为自我躲避的场所;竟有点像庄子所说逃空谷而闻到跫然的足音,反而引起许多逆料不到的情意结,我不愿意再继续地写下去了。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复杂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从三国的鼎立,到南北朝的对峙,又是一个对立的时代。除了是政治的对立,还有思想的对立和文字的对立。思想的对立,主要表现在庙堂和山林的对立;换言之,在野的想出来做官,做官的却想退隐。文字的对立,即是胡与汉的对立。这样的对立,贯串了整个时代;而文学的发展,便在这对立情况之中,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最大发展,是“集部”的形成和推进。集是收集的意思,除了汇集个人的作品,还把别人的作品收集累积。过去是没有这样的“集”的名目,汉人是把思想性、政治性或各种的文章组织成集,是属于“子部”的。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集就不同了,这种搜集的工夫,我们把他叫做collectivework。除了个人自己搜集以外,还有奉诏编集的,例如裴松之注《三国志》,据《宋书·裴松之传》记载,是宋文帝命裴松之采三国异同作注。裴松之于是“奉旨寻详,务在周悉”,“鸠集传记,增广异闻”。这个时代,王家和私家都纷纷从事辑集的工作,集的发展就成为南北朝文学的特征。
我认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如此的多姿多彩,文字上胡汉的对立亦是一个重大关键。所谓“胡”,在汉代是指匈奴,魏晋以后,已不止是匈奴了。这时代的胡语,印欧语系,连带伊朗语系也包括在内了。从敦煌经卷中的佛教经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胡语究竟是甚么样的。在胡、汉对立中,历史上有一件事,是大家都未曾注意的,就是汉灵帝时,中国开始盛行胡化。《后汉书·五行志》说“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这个所谓胡者,事实也不单是指印度的。在语言文字的胡汉对立当中,首先面对的是翻译的问题。关于内典的翻译,梁朝僧祐(《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老师)《出三藏记集》,收释道安《大品般若经序》,文中提到“五失本三不易”的说法,就是讨论佛经的翻译问题。在胡汉的翻译中,胡人曾有很大的推动力;其中最有成效的,我认为不是鸠摩罗什,而是更早期的支谦和康僧会二人。支谦是月支人,其父于汉灵帝时归化中国。他“十三学胡书,备通六国语”(《祜录·支谦传》)。在孙权黄武元年(二二二)开始翻译佛经,至孙亮建兴中(二五二至二五三)共译了四十九部之多,他的译文非常优美。至于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阯。十余岁出家。”(《祐录·康僧会传》)他在孙权赤乌十年(二四七)来到建业,并开始翻译佛经的工作。他译的《六度集经》,文字好得很。康僧会是以文言来翻译的,文字水平极高,其风格又与支谦不同。我认为做翻译的人,应该先通一种文字,再通别种,这样的翻译才好。我们看钱锺书的翻译文字非常好,我就说是他的中文好,中文比英文好,所以他翻译法文、德文都是那么好。因此,翻译之功,支谦、康僧会二人当在鸠摩罗什之上。有了翻译以后,对文学视野的拓展,起了很大的推动力。
在胡汉对立的问题上,骈文也有很密切的关系。骈文的前身,就是骈字。清雍正时编了一部《骈字类篇》,他在序文解释骈字的意思,“比事属辞,盖骈文义也。”六朝时代,骈字的发展特别多,像《世说新语》中就有不少骈字,《文学篇》举《文学篇》一个例子来说:“桓玄下都,羊孚时为兖州别驾,从京来诣门笺云:‘自顷世故睽离,心事沦蕰,明公启晨光于积晦,澄百流以一源。’”其中睽离、沦蕰,都是骈字。有人统计《世说新语》里头的骈字有一千五百四十一个,还不包括常用名词;《楞严经》里的骈字有四千二百个。到了谢灵运时代,他的诗文真是骈字满眼了。我觉得骈字的发展,是骈文发展的基础;而佛经的翻译,给我们有很大的推动。很多佛经的序文,差不多有百分之六、七十,是用骈文写成的。这可反映骈文与佛教关系的密切了。这也是我在胡汉对立问题上的一点看法。
在“集”的方面,除了为个人著作、他人著作,以至某种文体编集之外,更有“别传”和“方志”的收集。魏晋以来写别传的风气很流行。虽然别传带有小说的色彩,但又可在正史传记以外提供另外的资料;在文献学上的价值是重要的。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就把当时的别传收集起来。根据宋人高似孙《纬略》统计,刘孝标的注中收录别传一百六十八家,数量是惊人的,所以他的注特别出名,就是因为他保存了这么多的原始资料。这种方法当然是学裴松之注《三国志》的。至于方志的收集,则有《水经注》。今天研究《水经注》的不在地理方面,因为地理也不一定准确。郦道元是北方人,未到过南方,所以广东、云南的水道,都有错误之处。然而,史称“道元好学,历览奇书》(《北史·郦范传》)。故《水经注》征引的方志很多,给后人提供不少宝贵的文献资料。例如今天发现的南越王墓并不是尉佗的墓,而是他的孙子赵昧的墓,据《水经注》所引裴渊《广州记》谓“城北有尉佗墓,墓后有大冈,谓之马鞍冈”。及王氏《交广春秋》谓“佗之葬也,因山为坟,其垅茔可谓奢大”。从这些地方志的叙述中。可知尉佗墓之大。《水经注》在这些小地方也讲得非常清楚,文字亦很优美。《水经注》的可贵地方,就是郦道元搜集地方志的结果。
此外,类书的编集也对六朝文字起了推动作用。魏晋以来,讲究用典;而典故不能全放在脑袋里头,要靠翻书的。类书始于曹丕的《皇览》,据《隋书·经籍志》,《皇览》有一百二十卷,现已散佚。后人辑有《冢墓记》及其他片段共二十余条资料;在我看来,它不甚像后来的类书。当时负责编撰的有韦诞,刘劭、桓范、缪袭和王象等五人,其中最主要的是秘书监王象。六朝时代,从类书的编撰也可以反映出南北的对立。大家都知道,梁武帝学问很好,亦雅好文学,但心胸却不广。他的弟弟萧秀也“精意术学,搜集经记”(《梁书·安成康王秀传》),曾招刘孝标编一部类书名曰《类苑》,共一百二十卷。孝标曾在梁武帝的图书馆看过书,后来因策锦被疏用典故事开罪了武帝,武帝没给他任何升迁的机会。武帝亦因这部《类苑》,诏徐勉举学士入华林,花八年的时间,编了七百卷的《华林遍略》。目的就是要超过他的弟弟,不让萧秀占先。
这是南朝的事。后来《华林遍略》传到北朝去,当日开始传到扬州,贾人以为奇货。值高洋领中术监,集书手多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需也。”这是很有名的故事。后来祖珽听从阳休之的计策,把《华林遍略》改造,补充一些材料,特别是补入了《十六国春秋》——这书是萧方等于二十二岁时写成的,后来散佚了很是可惜!祖珽的辑补成为《玄洲苑御览》,后来改名为《圣寿堂御览》,后又更名为《修文殿御览》,因为北齐大同有七个修文殿。《御览》的名称就由北而来,后来北宋的《太平御览》命名便是仿此。敦煌鸣沙山石窟发现一写本,伯希和列目P.2526号,存有乌部鹤类四十六条、鸿类十八条、黄鹄类十五条、雉类四条,合共八十三条资料。罗振玉肯定就是《修文殿御览》,订名为《修文殿御览残卷》,收入于《鸣沙石室佚书》中;吾乡潮阳郑氏刻《龙溪精舍丛书》,据罗氏影本刻入,亦依题为《修文殿御览》。但是,洪业却加反对(见《所谓者》,《燕京学报》十二期),他认为《修文殿御览》主要是征引《十六国春秋》,而残卷第七十七条不引《十六国春秋》而引《赵书》,内有小注,断定残卷并非《修文殿御览》,而是《华林遍略》。现在暂且不管残卷究属何书,类书的编撰,正好反映了梁武兄弟间的对抗,南北的对立。编辑类书工作的竞争,这说明类书在撰文运用事类的重要性,也对六朝文学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外,我们读颜之推《观我生赋》,其中他自己的注语说他负责编撰《修文殿御览》的。据《北齐书·文苑·颜之推传》曰:“之推撰《观我生赋》,自注曰:‘齐武平中,署文林馆侍诏者,仆射阳休之、祖孝征以下三十余人。之推专掌其撰《修文殿御览》、《续文章流别》等,皆诣进贤门奏之。”说到颜之推,大家都熟知他的《颜氏家训》,原来他也编类书、编文集的。有趣的是,南朝有昭明太子编《文选》,北朝也继挚虞《文章流别》,来一个《续文章流别》。从文集的编撰,也反映到南北对立的层面上来。
说到编集之事,六朝时除了各种文体都有集外,连声音材料也有集。最早是吕静《韵集》,他是《字林》的作者吕忱的弟弟。可惜此书已佚。据《魏书·江式传》:“吕忱弟静,放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吕静此书,开后世韵书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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