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云南省丘北县八道哨乡白脸山彝族村，有一位名叫范玉芬的妇女摆脱男尊女卑的世俗羁绊，背着娃娃走进村里扫盲夜校识字，消息不胫而走，在读书历年来是男人的专利的山寨里成了一条爆炸新闻。流言飞语接踵而来，但没有使范玉芬屈服。在她的带领下，白脸山的妇女们都一窝蜂似地涌进了夜校，学文化，学知识，从而使小山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范玉芬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世人瞩目的荣誉。
漫漫艰难读书路
１９５１年９月，范玉芬出生在国家级贫困县丘北县白脸山村一个贫穷的撒尼人(彝族支系)家庭。由于偏僻贫困，加之“男尊女卑”落后思想作祟，那时白脸山没有一个女孩逃脱寨子里早已形成的“男娃娃读书，女娃娃割猪草放牛”的命运。３８年前，因失去读书机会悲痛欲绝的情景，至今仍在范玉芬眼前浮现……
“山里的孩子早熟”这话一点也不假。五六岁的范玉芬看到村里几十个男孩背着书包进学堂，她羡慕、嫉妒，但怎么也弄不懂自己为什么不能去读书，于是天天跟父母闹着要跟阿黑(撒尼语：小伙子之意)们去上学。对命运的不公，她哭过、吵过、抗争过，甚至用死来换取读书机会，但都无济于事，只好同村里的其他阿乃一样，白天上山打猪草、放牛，晚上剁猪菜喂猪，单调乏味的生活天天如此，当着“睁眼瞎”从少年走向成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如同一声春雷响彻中华大地，改革开放的大潮涌来，恰似给古老封闭的白脸山村开了一道天窗，山外大千世界里的风都呼啦啦吹了进来。１９８０年春，光明使者降临彝乡，白脸山村办起扫盲夜校。已为人母的范玉芬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村里没有一个妇女敢去报名，但范玉芬勇敢地冲破世俗羁绊，第一个报名参加夜校班学习，成为班里唯一的“女生”。她背着娃娃上夜校的消息不胫而走，流言飞语接踵而来，而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饱尝没有文化之苦的她哪有时间理会这些，如饥似渴地读着写着，恨不得把失去的一切都夺回来。为了争取公婆和丈夫的支持，每晚上课前，无论白天农活再重再累，她都抢先把家务活做完，才到学校上课。为了克服疲劳，她口嚼红红的辣子，驱赶瞌睡虫。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后范玉芬终于领到红彤彤的脱盲证书。
有了知识，范玉芬什么都想做，于是她变卖自己的陪嫁首饰办起第一个养鱼养鸭场，把所学知识用在勤劳致富中，投资当年就收入３０００多元。初尝知识的甜头后，她又探索科学养猪的路子，当年出栏肥猪４头，仔猪３窝，收入３０００多元。两年后，她用积攒的钱，把居住几代人的茅草房改建成新瓦房，把丈夫李绍福想都不敢想的事变成了现实。
致富“领头羊”
一朵花打扮不出春天来。范玉芬学知识用知识致富后她琢磨劝说姐妹们上夜校的方法，帮助她们走出锅边转。刚开始范玉芬可犯难了，家庭关、面子关，关关险隘，困难重重。但她总是苦口婆心挨户反复做工作。开始只有几个年轻姑娘走出来上夜校，范玉芬自告奋勇当班长，吹哨子上课。一年后，１３名妇女也走进了夜校，并把学到的知识用于生产中，获得好效益。在范玉芬的影响下，全村４４名大龄妇女，年龄最大的６５岁，也都一窝蜂地涌进了夜校。如今，２０多年过去了，白脸山的穷模样再也找不到了，柏油马路修到村里，家家户户点上了电灯，村里有汽车、电视机、程控电话、ＶＣＤ……有了文化，道路越走越宽广，白脸山成了山旮旯里一朵红艳艳的“两个文明建设”奇葩。全村青壮年文盲率从原来的４６％下降到１０．８％，女孩入学率１００％，科技投入促进了经济的腾飞，人均纯收入从１３０元增至１２３０元，粮食从１６０公斤增加到３２５公斤，全村消灭了“双缺户”，告别了困扰祖祖辈辈的贫困，还连续５年被评为“安全文明村寨”，多次受县委、县政府表彰。广西百色地区、云南文山州等地纷纷组团前来白脸山取经。
面对未来，范玉芬矢志不渝
知识的根是苦的，但范玉芬带领全村妇女尝到它的果实是甜的。当然，最令范玉芬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她一个普普通通的山区彝家妇女，竟能得到党和政府的奖励。１９９６年９月７日被全国妇联首次评为“全国十大识字女状元”之一，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在中宣部、文化部、文化扶贫委员会、共青团中央、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农民日报联合举行的全国农民读书活动“亚农杯”征文中，范玉芬荣获个人优秀奖。１９９８年她又被选为丘北县政协委员，成为一方民族名人。
面对一本又一本烫金的证书，范玉芬激动得泪流满面，她几十年的苦苦奋斗，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知识治好了白脸山村妇女的“睁眼瞎”，为她们撵走了“穷”字，永远播下了幸福的种子。面对未来，范玉芬充满信心，虽然荣获了“女状元”的称号，但用她的话讲，征途刚刚扬帆，在用科技创建小康村的征途上她又有了新的设想和打算。范玉芬用自己的实践，再一次证明了一个至理名言：“命运，不过是失败者无聊的自慰，不过是懦怯者的解嘲，人们的前途只能靠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努力来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