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70 年代末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社会学学者们面对中国社会之大转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和解释,甚至通过具体的实践工作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社会的构建之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体来说,社会学重建以来的近30 年中,中国的社会学研究逐步确立了自身的学科意识和比较全面的教学和研究体系,在学术研究的规范化方向上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更重要的是,面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总体性的关键问题,许多学者通过丰厚的学术积累和扎实的经验摸索,奠定了几个重要的研究路向和传统;更进一步,学者们在此过程中也开始逐步形成了文化自觉的意识,在积极学习和吸纳西方的学术思想资源的同时,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经验本身的独特性及其对于社会学理论一般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然而,若要发现我们自身社会生活的特质及其对于我们反思整个现代社会的普遍意涵,仅靠社会学的学科化和规范化的努力是不够的,也不能仅仅依赖对西方社会理论的摹仿和移植,不能仅仅依赖未经理论准备和反思的单纯的本土田野调查;除上述工作外,现代中国社会的总体变局,要求我们必须对现代处境中的中国人的人心安排和社会建制作出深入的考察。对此,那些曾尽心从事中国社会研究并推进中国社会改良或改造的老一辈学者留下的思想遗产,就成为我们能够担负上述学术使命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思想资源。自严复将“群学”之概念引入现代中国以来,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学者们就始终以中国社会结构的宏大变迁为挑战和契机,他们通古知今、学兼中西,目的就是要将那些构成我们现代中国人之生命和生活的一切要素探个究竟,以中国自身为基本问题,摸索现代中国的可能性出路,从实质上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和精神气质。所有这些,都成为了我们今天的社会学者学术立身和立言的根本。因此,全面系统地整理、挖掘和诠释这些思想传统,与理论研讨和实地调查一样,是建造中国的乃至由中国而为世界的社会学的必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