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性释义： 农民工以寄卡片的方式向拖欠其工资的单位讨薪，以一种自尊且尊重对方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权益。
例句：贺卡讨薪又是一起农民工讨薪事件。
贺卡讨薪是农民工以寄卡片的方式向拖欠其工资的单位讨薪，以一种自尊且尊重对方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权益。卡片内容都首先写上了“讨薪”的话，然后没忘写上“祝你快乐”等祝福语。贺卡讨薪显得非常理性，非常文明，既有创意，又充满人性化和人情味，令人耳目一新。贺卡讨薪是理性的，但只有当法律的理性发挥作用时，人情味才能得到回报。因此，农民工的讨薪贺卡要达到目的，必须有相关部门对法律的严格执行。否则，农民工寄出的贺卡只会像肉包子一样，扔是扔出去了，但不要幻想它能唤回一些人的良心。
农民工们无奈的"创意"岁尾年关，对于许多农民工兄弟来说，是一道坎。数年来，诸如“跳楼讨薪”、“跪地讨薪”、“堵路讨薪”等“讨薪新闻”早已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
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讨薪新闻”增加了一个“新品种”：贺卡讨薪。据昨日《华商报》报道，数日前有30多名农民工来到西安市一家邮政局，将一张张贺卡投进了邮筒。这些贺卡并不是寄给他们的亲人，而是寄给拖欠他们30余万元工资的陕西省第八建筑工程公司。
中国自古便有“勤劳致富”的文化传统，正是怀着这种憧憬，自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涌进城市。不幸的是，就在许多农民工夜以继日为一座座城市的拔地而起贡献自己的血汗时，生活却给他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就在他们盼望美梦成真时，“勤劳致富”却在一夜之间裂变成两个残酷的现实：一方面，在程序上，他们无一例外地“勤劳”，不辞辛苦；另一方面，在结果上，他们奔波在讨薪的路上，尝不到“致富”的滋味。
一位参与“贺卡讨薪”的农民在贺卡上这样写道：“老母亲又病了，老婆在邻居家又借了1000元，让我早点回去还上。可是我身上连路费都不够，又不能给老婆说，希望领导收到这张贺卡后还钱吧。我祝你猪年发大财。”“贺卡讨薪”从何而来？据称，创意来自一个叫符仕波的农民。不久前，他收到5岁儿子寄来贺卡，要求他买个玩具带回家。受此启发，符仕波便想到了用贺卡讨薪。尽管透着人情的温暖，但是我们从中同样读出许多无奈。这是一个令人回味的细节。显然，对于这些农民来说，付出劳动获得薪水是他们的基本权利，不必像小孩央求父母那样的唯唯诺诺、战战兢兢。
面对“贺卡讨薪”，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宣传中心负责人现身说法，指出农民工讨薪首先应该选择通过劳动行政部门和法院，这是解决拖欠工资比较有效的途径。这种“教育”并非没有道理。然而，问题在于，经过这么多年“讨薪文化”的熏陶后，难道农民工不知道应该寻找公权力的支持吗？
显而易见，农民工并非愿意低声下气、温情脉脉地讨要自己的劳动所得。当法律的威仪没有得到伸张，我们仍旧停留于指责或教育农民工不知道通过公权部门维权，对于这些农民工来说，同样意味着不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指责或教育的滥用更意味着我们可能陷入一种不义，即通过指责民众“无知”来掩盖法律或公权“无力”的尴尬局面。每个人都有驱利避害的本能，每个人都会运用自己的理性，如果法律能够让伸张正义更加简便有效，农民工自然会通过法律来寻求解决。
事实上，面对每年大面积的欠薪行为的发生，我们在这里讨论农民工以何种方式讨薪，如何通过法律维权，同样有着自己深刻的悖论。显然，当下最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借助法律使欠薪行为不再发生，而不是在欠薪发生之后研究如何去讨薪。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假如一个地方常年有人纵火，最重要的自然是将纵火者绳之以法，而不是从政府到民众各顾各地推销自己的灭火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