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夫利克生在乌拉尔地区的格拉西莫夫卡村，村子位于原始林区，居民多数是沙皇时代从白俄罗斯迁移过来的农民。这里地广人稀，只要辛勤劳动，就能开垦大片耕地，过上富足的生活。莫罗佐夫一家有三个壮劳力，帕夫利克的祖父谢尔盖、叔父伊万和父亲特罗菲姆。特罗菲姆参加过红军，为捍卫苏维埃政权流过血。复员后被选为村苏维埃主席。特罗菲姆娶塔季扬娜为妻，帕夫利克是他们的头一个孩子。在农业集体化之前，一家子过着幸福的生活。
1932年，乌拉尔农业集体化的那年，年仅12岁的帕夫利克，向苏联政治保安局（即后来的克格勃）告发了父亲特罗菲姆。三四天后特罗菲姆被捕，最后死于北极地区的劳改营中。帕夫利克因“大义灭亲”而成了英雄，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布尔什维克的“忠诚”。据苏联官方报道：后来，帕夫利克和他八岁的弟弟费佳被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杀死在森林中。就这样帕夫利克被宣布为“少年英雄”。此后，全国的青少年便在课堂上学习帕夫利克的“英雄壮举”，不少人以他为榜样，也向苏维埃政权告发家人，不放过任何一个“阶级敌人”，甚至包括自己的父母。
然而，据俄罗斯的解密档案及当事人披露。真实的情况是帕夫利克的父母闹翻了，特罗菲姆一怒之下，离家出走。父亲离家后，一切的家务都落在年幼的帕夫利克肩上。母亲帮不上忙，弟弟们年纪又太小，家里没有成年男子撑不下去。他母亲想，只有用惩罚手段吓唬特罗菲姆，就能使他回心转意。五十年后，当年的乡村女教师卡宾娜回忆道：“母亲怂恿儿子告密。她是个愚昧的女人，整天惹丈夫生气，结果丈夫把她抛弃了。她唆使儿子告密，她想，特罗菲姆一害怕，就会回家。”帕夫利克的小学同学说得更干脆：“特罗菲姆不离家出走，帕夫利克便不会告密，也不会被杀害，也就成不了英雄。可当时不能这样写。”
帕夫利克告发父亲什么呢？原来，乌克兰和库班农业集体化后，大批“富农”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也有人流放到格拉西莫夫卡。这里紧靠西伯利亚，气候异常寒冷，乌克兰人受不了，他们想逃回故土或到气候温和的地方去，但没有村苏维埃的证件寸步难行。作为村苏维埃主席的特罗菲姆偷偷给他们开证件，帮他们离开。帕夫利克就以这样的罪名告发了父亲。
但帕夫利克和费佳为什么又被杀害了呢？是谁杀害了这两个孩子？区苏维埃派法官来到格拉西莫夫卡村，未经调查便在村里召开公审大会，审判帕夫利克的祖父、祖母和舅舅，宣判他们是杀人凶手，并立即执行枪决。然而，俄罗斯有位专门研究帕夫利克的学者德卢尼科夫说到“研究了14年，仍找不到凶手，但凶手肯定不是被处决的那三个人。”他提出凶手是“执行者”，即为了造成一种声势浩大的社会舆论，把儿子告发老子的审讯宣传得耸人听闻，必须把儿子杀死，然后把他变成英雄，所以必须有个执行者。这人是谁并不重要，就像帕夫利克是不是少先队员并不重要一样。女教师卡宾娜和其他当地居民后来都说，1932年偏僻的原始林区还没有建立少先队，帕夫利克不是少先队员，但这并不妨碍舆论工具根据来自上面的指示，把顽劣少年变成优秀少先队员。
经过战乱，苏联粮食的产量远远低于沙皇时代的1913年。国家实行工业化和扩建军队都需要粮食，但粮食极端匮乏。斯大林强行推广的农业集体化，遭到农民的顽强抵制。他们拒不交纳粮食，不加入集体农庄。斯大林认为是地方领导人推行农业集体化不力，派他的亲信到各地督战。格拉西莫夫卡位于乌拉尔，是农业集体化进展最慢的地区。农民就是不交出他们赖以为生的口粮(根本没有余粮)。格拉西莫夫卡处于原始林中，农民藏匿的粮食，征粮队很难找到。只好向农民施加暴力，但收效甚微，仍找不到粮食。他们认为必须从家庭突破，而儿童正是这一突破口。就这样天真无邪的儿童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从1932年起，苏联宣传机构为了摧毁农村家庭，扫清农业集体化的障碍，铺天盖地宣传告密小英雄帕夫利克。并及时提出相应的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揭发藏匿粮食的富农，揭发者将获得被没收富农财产的百分之二十五。于是没有财产的农民也学帕夫利克的样，把告密当成一种致富的捷径，踊跃地揭发富农。这场运动中不知有多少人遭到杀害和流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