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董仲舒（前１７９一前１０４）撰。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专治《春秋公羊传》；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武帝所采纳，开此后两干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除此书外，尚有《董子文集》。此编为作者阐释儒家经典《春秋》之书，书名为“繁露”，《四库全书总目》云：繁或作蕃，盖古字相通，其立名之义不可解。《中兴馆阁书目》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也。此书篇名与《汉书·艺文志》及《双书·董仲舒传》的记载不尽相同；《汉书·艺文志》只言《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汉书·董仲舒传》所载“《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皆为所著书名，数十篇，十余万言；今存《玉杯》、《竹林》则为《春秋繁露》中之篇名，因此，后人疑其不尽出董仲舒一人之手，宋儒程大昌攻之尤力，但《四库全书总目》却认为，书虽未必全出仲舒，但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仲舒在书中极力推祟《公羊传》的见解，阐发“春秋大一统”之旨，把封建统一说成是天经地义而不可改变。他认为自然界的天就是超自然的有意志的人格神，并且建立起了一套神学目的论学说，把人世间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权的统治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安排，将天上神权与地上王权沟通起来，为“王权神授”制造了理论根据。同时，又以阴阳五行学说将自然界和社会人事神密化，理论化，作出各种牵强比附，建立“天人感应”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神学体系。如仲舒创造的“人副天数”说，将人身的骨节、五脏、四肢等等，比附为一年的日数、月数，以至五行、四时之数，人身五脏与五行符、外有四肢与四时符，从而得出“为人者，天也”的理论，认为人类自身的一切都由天所给予。用天有阴阳来比附人性，谓“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意即天道兼备着阴阳两种作用，人身也兼备着贪仁两种本性等等。概括而言，仲舒的神学体系包括“三纲”、“五常”、“三统”、“三正”、“性三品”诸说。在《基义》篇里，谓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综合前论，即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并把“仁、义、礼、智、信”五种封建道德伦理规范，与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相比附，则为“五常”。“三统”与“三正”实际上是仲舒的历史观。秦汉以前古书记载有夏、商、周三代，仲舒遂认为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改朝换代只不过是“三统”的依次循环，只是“改正朔，易服色”，在历法和礼仪上作形式上的改换。夏以寅月为正月，商以丑月为正月，周以子月为正月，三代的正月在历法上规定不同，故被其称作“三正”，在仲舒看来，一个新王朝出现，无非在历法上有所改变，衣服旗号有所变化，此即为“新王必改制”，表示一新个王朝重新享有天命。从“三统”、“三正”论中不难看出，仲舒否认历史的发展，王朝的更迭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实质上却是绝对不变的。所谓的“性三品”，即是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则可善可恶，性善圣人则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之性则可以教化，逐渐变善，至于小人则是“斗筲之性”，只能接受圣人的统治。总之，此书内容反映了作者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这种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体系，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与影响。传本很多，主要有清《四库全中》本，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定州王氏谦德堂刻《畿辅丛书》本，附张驹贤《校正》十七卷，又有《四部备要》本及１９７５年中华书局铅印本。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点校本收入到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裏面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
……此皆其合也"
西汉中期，战乱频仍的诸侯王国割据局面基本结束，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中央集权得到巩固与加强，出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大一统的局面。适应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的神学唯心哲学思想便应运而生。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的《春秋繁露》中。
《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同，后人疑其不尽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系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为辑录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我国现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注本很多，最详尽的是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
董仲舒潜心钻研《公羊春秋》，学识渊博，故时人称其为"汉代孔子"《春秋繁露》也是一部推崇公羊学的著作。
《春秋繁露》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至高无上的神。《繁露》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神秘化的比附，认为天按照自己的形体制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类的一切都是天的复制品，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天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而体现其意志，主宰社会与自然。草木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杀的表现；社会中的尊卑贵贱制度，都是天神"阳贵而阴贱"的意志的体现。君、父、夫为阳，臣、子、妇为阴，所以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就是主从关系。"天子"是代替天在人间实行统治的，君主之权是天所授予的，并按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神化君权的"君权神授"思想。《繁露》还用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来附会社会人事，如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比为父子；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比为父子之序，等等。这样就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概念——阴阳和五行变成了体现天的意志和目的，神化封建制度的工具。
《繁露》还大力宣扬"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不但为人世安排了正常秩序，还密切注视人间的活动，监督正常秩序的实现。如果人间违背了封建道德即天的意志，君主有了过失而不省悟，天便会降下灾异警告，这就是所谓"谴告"说。
反之，如果君主治理天下太平，天就会出现符瑞。可见，封建统治者与天是相通、相感应的。如果能按照天的意志行事，维持正常的统治秩序，就可长治久安。
根据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繁露》提出了先验主义的人性论、性三品说。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个品级：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为纯粹的仁和善，圣人不用教化，是可以教化万民的。斗筲之性是只有贪和恶的广大劳动人民，这些人即使经过圣人的教化也不会成为性善者，对他们只能加以严格防范。中民之性具有善的素质，经过君主的教化便可以达到善。这三个品级的人性，都是天所赋予的。
这一套性三品的人性论，是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人性论的发展。
《繁露》全面论证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
所谓"道"，是根据天意建立起来的统治制度和方法，《繁露》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加以分析判断，认为这个道是永恒的、绝对的。它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
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基义》）这里，它承认对立面的普遍存在，具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但它认为这些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协调服从的关系，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虽然它承认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性质、地位不同，但阳和阴双方，一主一从，一尊一卑的地位是永不可改变的，更不能转化，这是"天之常道"。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王朝更替时有发生，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董仲舒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发展观。我国农历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可以作为正月（岁首），每月初一日为朔日，朔日有从平旦（天刚亮的时刻）、鸡鸣、夜半为开头的三种算法。
每一个新王朝上台后，都要改变前一个王朝的正、朔时间，这叫改正朔。如果新王朝选择农历正月为岁首，则尚黑色；如选择十二月为岁首，则尚白；如选择十一月为岁首，则尚赤色，这就是所谓"正三统"。每个正朝都应按照自己的选择改换新的服色，这叫"易服色"。不管如何循环变化，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和天一样，是永远不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改道之实"（《楚庄王》）。所以，"三统"、"三正"也是董仲舒借天意之名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武器，目的是长期维护封建统治。
《春秋繁露》所反映的董仲舒的认识论，是建立在神学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上的，是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服务的。人类、宇宙万物及其变化都是天意的安排，所以，人的认识也就是对天意的认识，只要认真考察自然现象，或通过内心自省，就不难体会到天意。董仲舒认为"名"反映的不是事物，而是天意，它是由圣人发现的，并赋予事物以名，"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深察名号》），即天的意志决定人的认识，人的认识决定万事万物，完全颠倒了名与实、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是一条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
《春秋繁露》大力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为封建等级制度和伦常关系的合法性制造舆论。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便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思想，后来韩非发展了这一思想，并为"三纲"划出了一个明晰的轮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董仲舒对此加以继承和神化，第一次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他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基义》）虽然尚未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正式条文，但其意思已很明确了，待西汉末成书的《礼纬》就把"三纲"的条文具体化了。三纲以君为臣纲为主，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从属于君为臣纲的，最根本的是要维护君权的统治。
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策问时曾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在《春秋繁露》中又加以详尽论证。"仁者，爱人之名也。"（《仁义法》）"立义以明尊卑之分。"（《盟会要》）"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奉本》）"不智而辨慧狷给，则迷而乘良马也。"
（《必仁且智》）"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天地之行》）
三纲五常的伦理观是汉王朝封建大一统政治的需要，也是中央专制集权制的反映，它在当时维护国家统一和封建制度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整个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日益向保守、反动转化，它便成了反对革命，麻痹和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由于它高度集中地反映了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成了沿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在我国影响深远，危害极大。
《春秋繁露》以哲学上的神学蒙昧主义，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主义为基础，提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尽管以后各个王朝的哲学形态有所改变，但这一思想一直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书中将自然现象与社会问题进行无类比附，得出自己需要的结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影响恶劣。
当然，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这一观点认为，正是董仲舒的“神学蒙昧主义”在制约着皇权，在皇权具有绝对权威、社会又还没有出现可以与皇权抗衡的时代，恰恰是董仲舒的系统的天人感应论在制约着皇权，使皇上不敢为所欲为，正是这一思想文化的因素在维系和制衡着社会力量，这对家天下时代有效防止天子滥用权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董仲舒说，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玉杯》）。所以，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笑话古人的愚昧，其实在那个时代，他们看得比我们要深刻和长远得多。
